“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人文主义思潮

14至17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促激下展开的。因此，要深刻地理解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就必须弄清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底蕴。

“人文主义” (humanism)的产生与当时在大学中兴起的修辞学、哲学、民法学、医学、天算学等“人文学科”密切相连。这些学科都与中世纪神学相对立，以讲授希腊、罗马的古典学问为特征，以有益于人的现实生活为职志。传授与研究这些新知识的新兴文化群体，被称之为“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概括为“人文主义”。尽管人文主义者的文化、社会活动不尽一致，但却有着共同的人生与社会理想。他们根据现实社会变动的要求，掀起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

人文主义是作为中世纪神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中世纪的西欧，附庸从属于封君，帮工依赖于行东，农奴受制于领主，整个社会都处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严密网络之中。与此相应，天主教神学鼓吹蒙昧、禁欲主义的“神本”说教，要人按照神意的安排与教会的训导，安贫守份，绝对服从。这样一来，人们毫无独立性与自主性可言，丧失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也被剥夺了追求世俗生活的权利。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进行反神权、反封建的斗争，要求进行思想观念的更新。受新时代的感召，人文主义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积极地除旧布新，提出了“个体本位”的人本思想，即一切以个人的意志、利益与欲求作为人自身观察、思考与判断万事万物的价值标准或是非尺度。

针对教会蒙昧主义的“神本”的理论，人文主义者大力颂扬人的伟大与尊严，肯定人的个体的价值与权利。他们吸取古典文化传统与基督教神学传统中的某些思想营养，创造性地以“借神颂人”的理论形式来阐发自己的理想。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就宣称人是高贵的，因为上帝在造物之初，就赋予了人“意志自由”，使人“为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他人生存”。享有“人文主义之父”之誉称的彼得拉克，对人的个性尊严也作了有力褒扬。他强调，“宇宙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上帝为了人类的世俗生活而造就的东西”。因此，人应当依靠其自主的行动与思考来主宰世界。16世纪的英国著名人文主义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一剧中，用抒情诗般的美丽语言如此地讴歌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类似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在诸多的人文主义作品中举不胜举。值得注意的是，征诸史籍还可以发现，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一些人文主义者更是用夸张而华美的古典修辞学风格，同专论的方式将这种“借神颂人”的主张系统化与理论化。曼内蒂的《论人的美德与尊严》就堪称典型。在该著中，曼内蒂以《圣经· 旧约全书》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中的内容为依据而宣称，“上帝是把人作为最美丽、最诚实、最富有和最终是最有力量的创造物所塑造出来的”。上帝不仅赋予人以伟大的力量，而且赋予人以“伟大的本性”，并创造了这一世界交给人去统治与管理。 这部专论以其鲜明的人本精神被视为“文艺复兴中关于人的尊严的文体的一种典范”。稍后，皮科的《有关人的尊严的演讲》则是又一典型。在该著中，皮科通过对“借神颂人”的更富有哲理的阐发，来颂扬人的自主权利的合理性与神圣性。他指出，上帝创造了人，让人有自主的权利。上帝还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央”，使人“更方便地观察到世界的一切”。这样，人就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决定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路向。他断言，“上帝在人出生之时，就赋予人以各种生命的根芽与各种生活样式的源泉”。

针对教会的禁欲说教，人文主义者还大力歌颂人的感情、欲望和生活享乐。在他们看来，既然上帝使具有尊严个性的人成为现实世界的主宰，人的感情和欲望就是神圣的，人就有权利去追求现世幸福。由此，他们敢于蔑视教会的禁欲信条，诋诽经院哲学家对人生的漠视，鞭挞修道院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并大力鼓倡人生的各种世俗追求与享乐。彼得拉克的抒情诗《歌集》，以热情的笔调褒扬了人的纯真的爱情。另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薄伽丘在其《十日谈》一著，充分肯定出人的七情六欲的合理性，同时强调，“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只能是枉费心机，最终必将会碰得“头破血流”。即便是法国人文主义者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所设计的“德廉美修道院”，也不再是冷酷的宗教苦修场所，而是人追求世俗生活的乐园。该修道院以“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为院规，男女修士出入完全自由，在其中可自由交往乃至结婚，自由地选择其所喜欢的生活方式，不受任何限制。这样的思想取向，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的《论享乐》、北方人文主义大师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等不少作品中也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一些人文主义者还大力鼓吹人的金钱欲或财富欲，在15世纪初，著名人文主义者波吉奥在《论贪婪》一著中，猛烈地抨击了安贫守份的传统信条。在他看来，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财富，而不是为了拯救灵魂，“每个人具有追求金钱的天生欲望”，即便是教士也是如此。他声称，金钱或财富对国家与社会也都是必须的，应当鼓励人们去勤勉劳作，发财致富。

人文主义思潮难免有着时代的局限与阶级的局限。由于普遍怀有社会“过渡时期”所赋予的新旧交织的矛盾心理，人文主义者没有对诸如“原罪”说、“预定”论等“神本”信条予以公开的正面批判。作为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的人生与社会理想必然要包纳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的因素。尽管如此，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生有着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一思潮以“人本”取代“神本”，以“人性”取代“神性”，以人的现实世界取代了宗教的“彼岸”天国，从而将人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与神学枷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终导致了“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为文艺复兴这一被称之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个人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从此，人的价值、人的理性与人的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日益凸现，近代西方的哲学观念、新教信仰、文学艺术、政治理论、学术思考与科学研究，也就逐渐冲破天主教神学的坚固堤坝而蓬勃滋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