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他的大跃进“五虎上将”
写了这几个人（按：即大跃进“五虎上将”李井泉、吴芝圃、张仲良、曾希圣、舒同）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希望把大饥荒从历史中抹掉，希望它没发生 过。然而事实早已证明：必须尊重事实，否则将受到惩罚。今天之所以是今天，皆因为昨天发生的那些事。如果无视大饥荒，那也就没办法解释接下来那些运动。
写下那些悲惨的往事，并非想要展示其中的悲惨，或者说攻击某些人。上面那些事并不难证明，只要到乡下问一问老人家就可以了。除了吃人肉属于个例难以证实之外，其它部分都很清楚。现在这里拿出来晒一晒，主要是为了解释悲剧之根源。
同理，写下大跃进时代的几位明星也不是想攻击他们。说白了都是已逝之人了，攻击死者本就为君子所不齿。所以写他们，也只是反思那个时代的官吏制度而已。在中国，官吏体制可是困扰了我们上千年的迷局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追一追责任，很简单，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就是了。他是最高领导嘛。
然而这么做对现实有何借鉴意义？什么也没有。因为这本就不是最高领袖一个人的事。正如战争年代的功劳不是领袖一个人的功劳一样，灾难也不是领袖一个人的灾难。要知道大饥荒是咱们整个国家的悲哀，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包括毛泽东本人。
这里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领袖和官吏之间的关系问题。说白了就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层关系那是相当古老啊。
从史书诞生那一刻起，就开始记录最高统治者和官吏之间的角力了。这就不追究了。
下面言归正传，看看毛泽东和官吏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毛泽东和官吏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作为大跃进时代的五个明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果说那段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一言九鼎，彭德怀有怀疑就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在各自管辖领域内，他们基本上一言九鼎，如同国王一样尊崇，看哪个不顺眼，或者哪个不听话，就把那个人搞成反革命。
这几个人之所以如此大的能量，和毛泽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毛泽东完全知道他们干的一切吗？后来肯定是知道，而当时却未必清楚。
这事要从毛泽东的用人方式上说起。
战争年代，毛泽东所以打败蒋介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用人。
毛泽东的用人方式是一贯的，从战争年代使用将帅到三面红旗下的五虎上将到文革四人帮，风格都一样，放手让你去干，然后向我交成绩单。
因此说毛泽东知道他们的全部过程那是瞎扯淡。吴芝圃在河南制作的卫星，请周恩来亲自去参观，周恩来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破绽。张仲良在甘肃搞那个堪比秦始皇手笔的大工程，朱德曾亲临现场，也没有看出破绽。可见狂热是普遍性的。
当毛泽东知道面临危局，这也是他在庐山解决彭德怀的动机。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自己亲手捧出来的几位政治新星捅出这么大篓子。虽然三面红旗出问题有其必然性，但是换不同的人，结局肯定不一样。比如说河南邻省山西，就没那么严重。
换句话说，政治新星们在攫取自身利益时欺骗过毛泽东。他们欺骗过毛泽东么？有过。
庐山会议前半截的神仙会上，毛泽东曾经把成绩和缺点比喻成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舒同回到山东贯彻会议精神，竟然把那一个指头的缺点也去掉了。
张仲良更搞笑了，精心炮制出来的徐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六一年（张仲良六零年下台）就平反了。要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概率并不高。 这么平反，无非告诉大家，张仲良骗了人。张仲良欺骗的那些人中，就有毛泽东。特别是那个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引洮工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恐怕已经无非计 算。这种工程，正是张仲良拍胸脯对毛泽东保证过才得到中央支持的。
最为有趣的大概就是吴之圃了。为了显示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发明创造，竟 然直接去庐山当众欺骗毛泽东。吴之圃所以称为大跃进时代的明星，皆因为他之前过于积极，发明卫星也就算了，还搞起了技术创新。为了搞工程，吴之圃希望实行 机械化。然而吴之圃的机械化仅仅是指用手推车代替肩扛而已。可是手推车需要精确度较高的轴承。当时工厂就弄不出足够数量这玩意。工厂搞不定怎么办，那就农 民搞吧。于是上百万户人家在家搞轴承。结果当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当年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毛泽东很高兴， 表扬了吴之圃同志。吴芝圃等受宠若惊，决定改进公共食堂相关技术，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改革炊具几十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 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有些玩意就像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一样，至今仍弄不出来，以后恐怕也不会面世的。不是因为这些玩意多么先进，实在是自欺欺人。它们 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也就是说欺骗领袖用的。
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新玩意，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以便教育党的干部：活就该这么干。
领袖发话，自然不能当玩笑。河南省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7月23发表了批判彭德 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王主任充当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那个失望失落呵。后来毛泽东说当 时上了史向生的当。
其实是上了吴之圃的当。
李井泉自然也不差。在忽悠领袖和自我忽悠方面，那是一套一套。前面我们说 过深翻土。然而看看李井泉领导的四川江温地区是如何展开这项技术的。具体分成很多步骤：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 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 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最后播种。稍微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是鬼扯，偏偏那个时代有科学常识之人就少之又少。所以说那个时代 的人特别，特别……找不到形容词。
这么干后果很严重的。在如此精密复杂的条件下一个人能种多少地？答曰：本来一个人一年可以种十亩田，现在只能种一亩了。
劳动力自然紧张，为了解决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 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都江报》云，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然后层层上报，说俺们四川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卫星化！那些玩意就是科学依据！
如果是毛泽东的反对者，把一切责任推给毛泽东就够了。如果是毛泽东的死忠，把责任推给所谓新五虎上将得了，正如当年做的那样，为了拥护而拥护嘛，下面文章也不用再论述了。个人认为，这些行为均不够严谨，还可以进一步挖掘。
当我们回顾大跃进，以为那些人好像都是傻瓜，视不可能为个性。列位看官，千万莫要有这般傻瓜一样的想法。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些精英确实不同程度欺骗了毛泽东，但是把责任推给他们同样说不通。
五虎上将以马仔身份蒙了毛泽东自己也被马仔蒙了
仔细看一下这几个人，均在年轻时代有过理想，为了理想而奋斗。经过残忍的历练，他们有幸存活下来，等到新中国建立，并且成为封疆大吏。
回顾五虎们的一生，能发现很多共同点，同样为了理想而奋斗，同样出生入死，同样相信共产主义，同样相信领袖毛泽东，他们愿意故意欺骗毛泽东么？不愿意。但是他们终于还是欺骗了毛泽东，有人无意有人故意。
换个角度来看，五虎上将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政治生命结束不说，后来的运动中也充分品尝了大跃进时代他们强加给对手的苦果。以五虎上将之首的李 井泉为例，文革时代，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李井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没有一个人保他，好在李井泉打过游击，东躲西藏活了下来。然而 他的闯的祸却连累家人。夫人肖里头发被全部拔光，注意这个字眼，是拔，肖里不堪忍受，最后奋而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 的红卫兵殴打致死。据说当时没有完全咽气就被塞进焚尸炉。因果轮回，报应何其之快。当然咯，报应不应该发生家人那里，应该是李井泉本人。
为啥唯有这样的结局？答案是，很多事也不是五虎上将亲手干的，正如支持大跃进的毛泽东没有亲手干那些事一样，五虎上将们在各自领地内也只是坐镇一方，负 责制定纲领和策略，负责宣传和鼓动。他们的那些所谓政治策略分别通过马仔完成。在他们以马仔身份欺骗领导毛泽东的时候，也可能被马仔蒙了。
让我们看看吴芝圃的例子。
在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三年就是大饥荒。大饥荒年代中，吴芝圃是最为闪亮的明星之一。吴芝圃紧紧跟随毛泽东步伐，把本来就左倾的政策推向极左。他所统治的河南省是最早进入跃进、也是受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给其它省份起到了一个极为恶劣的榜样作用。
河南省所以会成为极为恶劣的典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时代最为惨痛的地区之一。其惨痛程度，也许只有甘肃通渭、安徽凤阳、以及四川少数地区堪与媲美。因为信阳事件是吴芝圃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典型案例，现在就看看如何典型的。
当年信仰地委书记叫路宪文。路宪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建国前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死，建国后当官。当官是好事，然而路宪文同志非常不幸，不幸的成为信阳地委书记。信阳成为新中国的伤疤。
按照一般看法，一个地方官把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饿死那么多，就算不是张牙舞爪江洋大盗类型，也得是戏剧脸谱中奸臣形象吧。其实不然。他的生活相当简朴， 为人艰苦朴素，不调戏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且没有留下巨额财产。某次省里领导下地方检察，食堂多做几个菜，路宪文觉得浪费，撤掉了。
吴芝圃一辈子忠心耿耿追随毛泽东。吴本人也有追随者，就是勇猛的路宪文同志。吴芝圃欺骗了他的偶像毛泽东。路宪文欺骗了自己偶像吴芝圃。
身为当年信阳一把手，路宪文就是信阳土皇帝，谁敢不服，反革命伺候，属于“吴芝圃本人”在信阳地区的延伸。
作为吴芝圃帐下猛将，路宪文以其绝对的忠诚姿态，通过一系列超强执行能力把信阳人饿死了一百多万，差不多七八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饿死。
后来吴芝圃同志晓得爱将路宪文给自己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建议把路宪文枪毙泄恨。只可惜吴芝圃没有这个权利。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 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对照一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何其相似。
这是一个官僚网，从上到下，对上层狗一样忠诚，对下面狼一样凶狠。
路宪文就是自作自受么？路宪文也有追随者。
光山县是信阳地区受害最严重地区之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就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光山县的化身。五九年十一月十一号，大跃进最为惹火的时间段，在马龙山的努力下，书记处书记张福洪成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
在批判会上，马龙山带头踢张福洪，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张福洪一下子从县级干部变成阶级敌人，那个惨啊。这只是个开头而已。
十二号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张福洪进行斗争。除了打得张福洪鼻子，嘴巴，耳朵流血，某位同志又出新招：揪头发。张福洪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块，如同那里没长毛一般，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
十三号又把张福洪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同志再次发扬冲锋陷阵之精神，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福洪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福洪已经不能走路了。
十四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
十五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福洪只能趴在地上了。批斗他的人只能用脚踢，他的头发也一块一块地拔光了。十六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福洪快死 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十八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福洪要喝水没人给，到十九日中午可怜的 张福洪终于解脱。
县委书记马龙山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下面有很多追随者，每一个乡镇都有，每一个大队都有，每一个生产队都有。
饿死人事抖出来之后，路宪文对待马龙山的心情和吴芝圃对待路宪文一样，恨得牙痒。
这是一个官僚网，从上到下，对上层狗一样忠诚，对下面狼一样凶狠。
这个网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和普通人一样，竭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在他们试图博得最大化利益的时候，报应就来了。
时代悲剧？体制使然？
信阳解开盖子之后，中央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官僚网里的每一个结遭殃了。中央搞了一个名为民主补课的项目：一夜之间从中央和河南省委抽调几百人，其他各 县市抽调几千人，组成一个强大的民主补课军团出现在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 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 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
许多人为这批基层干部喊冤叫屈，认为他们为了高层的错误政策买单，当了替罪羊。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这么说。这些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相当优秀。很多人尽心尽责，为民办事，而且两袖清风，把他们单个拿出来放在传统标准上测量，都可以算清官好官。
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如此灾难面前没有人是清白的，基本上所有官员都是参与进去了。高层政策失误是高层责任，基层却是具体执行者。血腥的反瞒产都是 基层干部在干。一系列惩罚政策也是基层干部在实施。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基层干部导致分配不均。按照路宪文后来回忆，当时信阳地区人均粮食每天可以达到 八两，如果分配均匀，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类似问题。也就是说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分配不均导致了灾难扩大。我相信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无论多么残酷，都不可能 交代基层干部说：你们多吃多拿，老百姓饿死无所谓。
时代悲剧当前，没有哪一个参与者洁白无瑕。
马龙山原本要枪毙，后来在监狱过了很长时间，晚景凄凉。路宪文至死没能平反，对于他这种视组织为宗教的老革命，这已经是最残酷的惩罚。吴芝圃文革挨整，然后死去，背上千古恶名。他的离世让他避开了更为严酷的批判。
最终没有开展全面审判，因为中央很快发现，信阳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很多愤青对此不满意，不满意又如何？把你自己送上救世主的位置上，你该如何处理这类事件？有方案么？
毛泽东知道自己的经济政策失败了，所以大事化了。否则除非把朱元璋请来，官吏从上打下咔嚓一刀。熟读历史的毛泽东脑子里一定想到朱元璋，然而他最终没有选择朱元璋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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