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真相：毛刘言论实录
看看毛刘在大跃进前后的言论实录对照，以还毛泽东的历史清白。
一、关于大跃进工业的高指标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
而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目标是：我们争取在15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而中国的钢铁产量在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后的15年（1972年）时确实做到了与英国并驾齐驱，17年后（1975年）超过了英国，到1978年达到3178万吨，更是超过了英国历史上的年最高产钢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1993年版）
中国的钢铁产量在毛泽东提出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后，实际在37年后（1995年）即超过美国，从此中国的钢铁产量至今23年一直稳居世界第一。
今天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的不是美国，而是世界，中国钢铁产量在世界钢铁业的占比超过50%。美国在其工业最繁荣时期，钢铁产量也只占世界40%多。
二、关于大跃进农业的浮夸风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三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一点儿也不神秘。”（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堆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9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王任重又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参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了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25页）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泽东说：“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毛泽东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应，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但是，一线领导听不进去。（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113页）
三、关于大跃进的共产风
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指的是农村全村社员都吃集体食堂，“一平二调”，合并大社（一个公社合并成一个大社，甚至一个县合并成一个大社），搞平均主义，把富队和穷队的待遇拉平，甚至在一个村中，实行男队员和女队员分开睡觉（不让一家人在一起睡），以便于集体出工。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刘少奇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1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7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河北徐水这个亲自抓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县视察，作了许多指示，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结果，到9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这就是当时的“共产风”，一个县成立一个公社，把富队和穷队待遇拉平，搞绝对的平均主义，“刮共产风“。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具体对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做了哪些指示报道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是：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富队和贫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毛泽东在听取了吴冷西和田家英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对“共产风”发表评论说（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5—103页）：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
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
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注：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少奇同志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
毛泽东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四、大跃进出现问题后伟人承担责任的态度更是形成鲜明反差
尽管在大跃进进行中，毛泽东对一线领导所鼓吹的错误作法多次进行过批评纠正，而一线领导急于创造业绩，根本听不进去。
尽管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一线领导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国家一把手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但一线领导仍然听不进去。最终导致大跃进出了问题。
但是在问题发生后，在对待问题承担领导责任的态度上，毛主席却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动作自我批评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他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1993年版）
而作为大跃进的直接推动者和主要责任人，当时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国家一把手在七千人大会上并没有做深刻的检讨，只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只讲了八个字，却让后来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年轻人误以为“七分人祸”意思是全是毛泽东的错。
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再次体会到了，就对历史、对问题的实事求是来说，毛泽东是更加自觉的，也是更加自律的。而毛泽东对党和国家在艰难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勇于承担责任，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的高风亮节，和那些推诿责任的伟人比，更是显示出了人格品德的光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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