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在缩小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气候合作方面。
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太阳能技术方面的合作证明了企业家精神和国际伙伴关系在推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潜力。这种协同作用促成了各种成功的合资企业和研究计划。这种合作不仅促进技术进步，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凭借创新、敏捷和敢于冒险的内在品质，企业家可以驾驭两国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格局，找到共同点。
自工党执政以来，人们重新讨论了澳大利亚与中国开展气候合作的机会。尽管有这些讨论，但实际行动仍然薄弱。
鉴于各自生态系统固有的脆弱性，澳大利亚和中国作为主要煤炭生产国，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风险。两国都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碳中和计划。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两年后，即 2022 年 9 月，澳大利亚通过立法，承诺到 2030 年将碳排放量减少 43%，并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澳大利亚和中国在气候变化合作方面的利益互补性体现在贸易关系中：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锂和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国，也是电池和太阳能光伏板等可再生能源产品的重要供应国。中国日益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电动汽车供应商。澳大利亚 86% 以上的纯电动汽车 (BEV) 来自中国，包括所有特斯拉和 Polestar、所有电动沃尔沃和部分宝马。
然而，每个国家在外部和内部都存在着超越贸易关系的重大障碍。
最近的研究突显了科学界对跨境合作相关潜在风险的日益担忧。以智能电网等创新为代表的不断发展的技术格局本身就存在网络安全威胁等风险。随着这些智能电网变得更加复杂和互联，脆弱性也随之增加，担忧也随之增加，特别是考虑到当前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气候。
从投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一直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对中国资本有吸引力的目的地。2013年至2016年，金风科技、中国电建、中国节能、北京京能、正泰太阳能等中国领先能源公司纷纷投资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领域。然而，在国家安全担忧和政治动态的共同推动下，澳大利亚收紧??外国投资法规，给潜在的中国投资蒙上了阴影。这些被中国企业视为障碍的监管变化，加上中国业务的政治化，导致人们认为风险和成本增加。
中国的法规，尤其是近年来出台的法规，也有可能阻碍清洁技术合作。其立法虽然植根于国家安全和主权关切，但可能无意中成为全球气候行动所必需的技术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
最后，两国的国内政治和既得利益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有强大的派系抵制快速摆脱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这些团体由于其经济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往往成为积极气候政策的障碍。
展望未来，两国需要明智地应对这些挑战，以利用这种合作的互惠互利，特别是在面对紧迫的全球气候问题时。在当今日益全球化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像澳大利亚和中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合作对于解决复杂的全球挑战，特别是与环境和经济有关的挑战至关重要。
两国必须认识到通过共享资源、专业知识和创新可以产生的共同优势。然而，为了确保有效的合作，设定明确的界限至关重要。这将涉及建立一份“负面清单”，详细说明由于国家安全、知识产权问题或其他重大原因可能限制合作的领域或部门。
此类清单的推出将为双方企业、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透明度和清晰度。它将划定合作可以不受阻碍地进行的领域，以及可能需要额外审查或应用绝对限制的其他领域。
通过积极解决潜在问题并提供明确的合作路线图，澳大利亚和中国可以培育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目标基础上的关系。这不仅可以加强双边关系，也可以为其他国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外交与合作中树立先例。
企业家在缩小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气候合作方面。大量澳中企业家的专业经验和社会资本凸显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接触。根据悉尼大学最近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上海澳大利亚商会合作发布的一份题为《澳中企业家：跨境商业生态系统》的报告，可再生能源是由澳大利亚企业家推动的澳中跨境生态系统正在兴起的七个行业之一。澳大利亚和中国。聚合分散的创业商业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网络，为不同背景的澳大利亚企业家共同创新和进入气候变化合作等新市场开辟了新途径。
本文是保赔协会扩展系列的一部分：中国：主流媒体之外的视角，由 Jocelyn Chey 客座编辑。
（谷歌翻译：Regulatory certainty and entrepreneurship: Unlocking Australia-China climate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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