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中国真有经济学家?

来源：凯迪网络 作者：朱健国 发布时间：2007-07-02

在我五十年的生涯中，最痛苦和最耻辱的体验莫过于遭遇何清涟的人身诽谤与政治陷害。虽然据说何清涟现在因“政治迫害”和“家庭分裂”流亡异国，我对她深表同情，但是她在此时此景，也许更应反思一下，她也是一个伪现代化病患者，她也曾利用自己拥有的一点名气人气、话语特权，与“体制”联手残酷迫害对她有所学术批评的自由文化人，她其实也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一个参与者，她之所以有今日之祸，也与自己一度为虎作伥有关。——当她帮助专制机器把爱提意见的自由思想者一个个整垮后，她当然也就“皮之不存，毛将鄢附”了。一个号称追求自由民主的学者，为了压制对自己的学术批评，居然不惜进行政治告密，与自己一向反对的专制机器相勾结，这实在是中国革命一再沦为新专制的悲剧缩影与根源所在。我先前曾不明白，在革命早期高喊自由民主的毛泽东，为何一旦手中有权，就可以无情整杀把他拥戴起来的战友同志先生百姓，通过遭遇何清涟，我才真正发现其病灶。毛泽东式的伪现代化，正在何清涟身上重演和继续。如若何清涟不从现在起作彻底地反省，一旦她拥有生杀大权，凡是批评过她的人，必将和张志新遇罗克一样惨死。

为了避免伪现代化悲剧重演，我有必要再简述一下何清涟“围剿封杀”我的故事。

1998年2月13日，我因对何清涟港版书《中国的陷阱》（即国内版《现代化的陷阱》颇有好感，便以《中华读书报》记者名义提出采访她，她高兴地确定了采访时间（2月14日上午）、采访地点（深圳某咖啡厅），并准许录音、拍照。采访后，我先写了一篇万余字的书评，后来应邀到她家作了几次补充访谈后，写了一篇六万多字的长篇随笔——《何清涟闲话随想》。

一个多月后，就在这篇随想送她审查时，麻烦来了。她发现，我并非像其它记者那样，只对她一味歌颂赞扬，而是在八分肯定时，还有二分批评。其时正在乘势塑造自己“高大全”形象的何清涟，像官僚一样粗暴地命令我不得发稿。我想，按国际惯例，采访稿无须送被访者审阅，发表后有不实之处尽可打官司追究；而我依国内习惯，送你审阅，主要是请你就我引述你的话作核对，你可以随意修改你的谈话，但若要强制删去我的一些批评论述，这是严重违反言论自由精神的，作为“高呼自由主义”的何清涟，这尤其说不过去。我于是坚持发稿，先在《南风窗》杂志部分发出，后来有出版社要出专集。何清涟得知消息后，立即利用某书商泡制关于她的假盗版书而后嫁祸于我的栽赃诬陷，以图阻止我的书出版，后经有关报刊披露真相未能得逞，她又采取进一步的报复手段，到我所在的报社和中央有关宣传机构举报我“为香港反动报刊”写稿，专程赴京反复举报，直至报社在上面压力下被迫将我解聘（此事他自己曾得意洋洋地向贺雄飞、鄢烈山等人表述其通天之威）。何清涟至此还不罢休，又给全国500多家出版社和全国上百家报刊寄发“骂朱檄文”，声称“谁发朱健国的文章，就与谁打官司”。对于不接受她的禁令的传媒，则一天到晚电话纠缠不断（当《南风窗》总编秦朔拒绝她的无理要求时，何清涟竟说：“复旦同学都支持我，独有你不讲校友之情。”随之大骂秦朔不是东西，一骂就是一个多小时）。何清涟四处对人宣言：就是要整得朱健国活不下去！

其实我对何清涟的批评完全是研究性和善意的，只有三条：

（1）不应该在整理发表《现代化的陷阱》北京座谈纪要之时，把几个批评者的话全删掉，《纪要》不应只有颂扬，还应当存真尖锐批评。《现代化的陷阱》虽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披露了改革中的不公正现象，但是理论建树并不新鲜，基本上是用中国材料论证西方理论，算是材料新鲜、理论无独创。

（2）不可因《现代化的陷阱》的走红而贬低小说等文学艺术的人性改造功能，不要过于抬高经济学，以为只有经济学是第一，其实，经济学虽是当今的显学，能指导社会改革，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性改良的问题，还是鲁迅所说的“新民”、“立人”的问题。而人性改良，经济学好像不是长项，唯文学艺术可让人在感动中有所潜移默化。

（3）何清涟的家庭观有悖于她的自由主义理想和学术品位，对她向往投奔有“奔驰”的富豪，要求男人一定要比女人赚钱多，鄙视现任丈夫只能每月赚2000元，我皆给予委宛批评劝告。

　　一句话，我是要有肯定亦有否定地研究何清涟，而不是单纯表扬吹捧何清涟。我最终发现，何清涟能有一定的学术成绩，源于四个条件：一是因文革时家乡杀人成河的亲身体验刺激，而对极左猛醒；二是因为个人感情生活长期不幸而产生寻找另一种渲泄与寄托的强烈需求；三是身处深圳特区底层，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化公为私的典型场面，搜集了一些独特资料；四是从小就有不屈不挠要出人头地的个性。

而何清涟面对我这些批评，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她像中国官僚一样把记者看成奴仆，习惯把一切采访者当成“轿夫”，既没有学者对批评者的应有的宽容风范，更走入以人身威胁报复学术批评的歧途，她曾数次电话中威胁我：如若坚持发稿，就要用黑社会来解决你！果然就有了好几次不明身份男人来电话威胁：“要废掉你！”在1999年春节和2000春节，都先后收到三封匿名恐吓信，声称如果“一意孤行，就别想活了”。

而今风波已经三年了，回顾起来，我对何清涟的评介是，她是一位少见的有追求有才气有个性的女经济学者，但却并非是一位如她所标榜的“自由主义者”，她至少违背了让人言论自由，允许批评允许反对派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底线。几年来，她对所有给我发稿的传媒进行了无休止地纠缠威胁，从政治手段到人身攻击（如说我的文章对她用了“风韵犹存”之词就是对她的“意淫”，对她“想入非非”），以致大多数传媒因害怕她一打两小时电话等无理纠缠，而不得不停发我的文章。对于少数坚持给我言论自由的传媒，她轻则电话谩骂，重则运用“鸡鸣狗盗”的手段请出宣传部门、省委领导来施压（如对福建省一传媒就靖出省委书记干预）。为了破坏我的生存环境，“让朱健国不得活下去”，她竟然不惜时间工本，对我文章中涉及到的人逐一挑拨离间，甚至与昔日不耻于来往者联手（如她曾讽刺深圳大学某教授为“梁效写作组”，但后来竟与之共谋，批我的文章失真）。对我批评蔡尚思先生的某些极左观念，她本是极力赞成，风波中却又去鼓动蔡尚思批评我文章中某些细节不准确。更有甚者，后来在《世纪中国》网上，竟然出现一篇冒用我名向何清涟道歉的文章，这当然又是她或同伙的杰作——真想不到一个学者会如此卑劣！

由此，何清涟已表现了她的多重人格——在学术上，她确有一定追求，但是，和一切专制者一样，一旦有权（哪怕是一点话语霸权），她同样地不顾一切地制批评者于死地，不惜运用与一个学者格格不入的卑劣方式和手段。

对何清涟这样的人格悖论，我只有深深的惋惜与怜悯。假若何清涟现在能够忏悔，对公众说明她是如何与书商勾结，制造假盗版书嫁祸于我，如何欺骗传媒，如何进行政治告密，如何编造“意淫”进行人身攻击，那么，她还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学者与思想者。

诚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要感谢何清涟的是，她对我的残酷封杀，虽然超过了专制机器，却促使我的思想来了一个新飞跃，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伪现代化”——中国几千年一再改朝换代造反革命而终无多少实质进步的根本病灶，就是这伪现代化的人性——　一些无权时高叫自由平等民主的人，一旦有所权势，即便只是一点文化话语权，也会毫不留情地镇压反对者、批评者，和自己先前推翻的专制者一模一样。今天之许多贪官，当代之“红太阳”，在没有权力前不都是高呼自由平等民主的先锋斗士么？特别是看到许多媒体在判断我与何清涟之是非时，不看事实，只看名气大小，谁在当红，一味盲目偏袒何清涟（如《书屋》主编周实本是颇有思想品位的，可是却因与何是老乡，竟然只发何清涟谩骂我的一面之词，而压下我关于事实真相的说明），我才明白了中国为什么容易一再出现造神运动，为什么毛泽东整刘少奇时，中央委员会全体通过，只有一人沉默。何清涟只有如此一点人气就可以肆意颠倒黑白，如果再大一点政治声望，她也就一定可以如毛泽东一样为所欲为了。

我由此深悟：如今任何唯我独尊绝对排它性的主义都是拯救不了人类的，任何高新科技也是改良不了人类的，唯一的可能，是否真一种多元宽容的思想带动人性的革新，建立一种让任何人都无法专制他人的社会制度与伦理。我但愿能通过对“伪现代化”的研究，发现新的人性改良途径。

也许有人要说，何清涟近来正在受到“主旋律”的打压，你此时来揭她伤疤，不是投石下井么？我想，恰恰相反，在她也遭受“工作困难”时，让她回忆一下自己也曾向专制者告密、剥夺自由批评者的工作权力乃至生存来源、人生安全，她该可能因“同病相怜”而悟出一点什么人生真谛或忏悔吧。而今网上已有文章《粟裕大將的蒙冤与平反》披露，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整之前，也曾以毛泽东整他的手法整治手下一员不听话的大将粟裕：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访问苏联时，与一位苏联将军交了朋友，竟被彭德怀说成是“里通外国”，最后，粟裕被撤销了职务，长期赋闲。彭德怀对粟裕，也是上纲上线，无情打击。

我们并不能因为彭德怀后来有“直言犯上”之功、有受冤挨整之难，就不批评他也曾有过一点专制思想，有人说：“如果彭德怀元帅在被看管羁押批斗中，能够有所反省，他当然会对自己曾经整肃粟裕而感到歉意，他会感到，自己在极权政权的絞肉机中，既是被绞的肉片之一，又是绞肉机的一部分。”

只有如此求全责备的全面研究一个人，才能让人们得到多方面的教益——我们之所以至今灾难深重，就是因为我们人人都有要求自由的一面，也同时人人都有想专制批评者反对派的一面，只要失去监督制约，无论何等有学术有思想者，就是最高呼自由平等之人，也往往同时是最专制的暴君、暴徒——古今中外，概莫能免。这就是人类的悲剧所在，这就是人性改良的艰巨所在。

有人说，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乃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验。其实，20世纪地球上最大的热点，是伪现代化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