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凤凰周刊》特约撰稿/王晓光 编辑/嘉沐
作者系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科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比较政治学硕士。目前供职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从事能源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6年6月24日，欧盟在其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挂上了“倒车档”，重要的成员国英国的全民公投结果主张英国退出欧盟，并引发世界上一系列国际金融和经济动荡。对于英国公投之后的欧盟政治走向，各种说法和预测纷至沓来。
对于在公投后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考虑到各种谈判和新条约的签订必定是卷帙浩繁而迁延时日，短期内既有制度安排依旧会如常运作。有评论提到的所谓“多米诺效应”，即英国退欧公投引发的苏格拉和北爱尔兰地区的独立公投和在欧盟其他成员国类似的脱欧公投，笔者认为不会出现。
虽然苏格兰的投票结果极为支持留在欧盟，上次苏格兰独立公投也是险些过关，但苏格兰再次通过公投获得独立并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不大。
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经决意退欧的情况下，独立的苏格兰在货币、边境管控和防务政策等议题上比上次公投背景下的选择更少。作为苏格兰民族主义最大的“燃料”，北海油田的经济价值将随着资源枯竭和国际能源格局变革而极具下降。届时，一个与英格兰-威尔士极度隔离的苏格兰也是在经济上难以为继的。
在“退欧”背景下，北爱尔兰也不太可能独立或者与爱尔兰共和国合并，因为相关的政治可能性在几十年漫长的“北爱问题（The Trouble）”讨论中早有定论，并不会随着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有新的戏剧性变化，况且此次公投中北爱的支持离开欧盟的声音不在少数。
英国之外，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潜在“退欧”公投，可能性同样极小。
首先，不同于英国，并非各国法律都给类似的公投留有操作空间。其次，现在欧盟的任何成员国不具备英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开展这一公投。
具体来看，法德两核心国“退欧”的可能性不在讨论之列（因为任何一国的“退欧”都直接宣判欧盟“退市”）。对于奥地利、“比卢荷集团”和北欧国家，其经济和法德高度相互依赖，语言文化更为同质。在漫长的欧盟政治的演化中，这些国家都找到了自己相对满意的位置（如挪威没加入欧盟，但作为欧洲经济区和申根国与欧盟保持关系，瑞典和丹麦在社会经济政策上保留部分自主等）。而且和英国相比，这些国家规模过小，内外部环境并不支持任何一国“退欧”。
而以“维谢格拉集团”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其经济在欧盟属于弱势。与“金主”英国不同，这些前东欧集团国家长期是欧盟内部财政支付转移的接受国，且国民不少在西欧国家工作，“退欧”对于精英和民众来说都不是经济理性下的选项。况且，面对俄罗斯而产生的地缘安全考量也会让东欧国家难言一“退”。
对于南欧国家（如希腊）来说，眼下的条件下“退欧”会把自己置身于以外币计价的巨额国际债务和汹涌的非法移民潮危险之下，完全不可想象。因此，英国“退欧公投”的“多米诺”效应极为有限，无论是在英国内部和欧洲范围内。
那么，在英国“退欧”的背景下，欧盟政治的发展是否会回到“法德双核”的情境呢？笔者认为也不可能。因为“法德双核”的重要历史背景，戴高乐的法国和分裂的德国都已不复存在。
欧盟前身“煤钢共同体”建立之时，法国外交政策深受以欧陆主义和法兰西民族主义为主基调的“戴高乐主义”影响，当时的联邦德国（西德）在整体实力上与法国对比落下风，因此“法德双核”在初期是以法国为强，而且时任德国总理阿登纳也深知法国是不会和一个强势的德国达成联盟。因此，戴高乐的法国对与德国的关系颇为自信，也导致法国对英国参与欧盟事务反而是比较排斥的。
但这个冷战时期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德国的统一使得欧盟两个重要核心国家的力量对比在“于无声处”产生变化。而在冷战后的“扩盟”中，进入欧盟的新成员国和眼下主要的候选国主要是东欧国家。在东欧地区，就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而言，法国相对德国而言明显处于下风。法国提出的“地中海联盟”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德国的质疑，而随着“欧债危机”（债务国大多为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以及产生的难民问题几乎完全破局。
最近欧盟的各项政治议题中，法国越来越不愿意和德国保持一致，甚至摆明不合作的姿态。在对南欧国家（特别是希腊）实行救助计划和财政改革的过程中，法国的立场明显是站在希腊一方而阻碍财政紧缩，德国也有声音指责法国在这一立场上背离欧盟的法治原则而屈从于自身国家利益。
难民危机中，法国总理瓦尔斯明确表示“我没邀请难民来”，这几乎公开否定和拒绝配合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法国也越来越将欧洲面临的恐怖袭击隐患和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关联起来。最近几年，法国明显加强了和英国的军事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疏远甚至制衡德国的意味明显。况且，左翼政客奥朗德在和来自右翼政党的默克尔合作时明显不如前任萨科齐得心应手，这也使得近几年来法德之间的小摩擦不断。萨科齐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任内曾经和默克尔协商建立统一欧洲边境保卫措施以应对非法移民，但这些构想都没能在奥朗德任内得到实质推进。从任何角度来看，英国脱欧对法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愿看到的局面，该事件也无法将欧盟政治发展的轨道重新回到“法德双核”的年代。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推演，可以发现，英国脱欧之后，德国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明显将得到提升。英国脱欧势必将削弱伦敦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无疑对法兰克福是利好。同时，英国在欧盟内部对德国的牵制也将减弱。这可以在英国公投前后德国的态度得到印证。
在英国公投前，相比于法国的温情喊话，甚至连“疑欧派”最高级别的政治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都在报纸上呼吁英国留在欧盟，德国的态度却相对“高冷”，甚至不少声音质疑，为什么欧盟要给英国这么多的“特权”。在英国公投结果公布后，德国财长朔伊布勒除了轻描淡写地表示遗憾后，更多是强调眼下欧盟的团结以应对挑战。这种背景下，恐怕希腊的财政改革将得到推进，同时更多的东欧（主要是西巴尔干国家）国家入盟的步伐也会加快，事实上，欧元在在这一地区早已经成为主要货币（黑山甚至单方面使用欧元作为官方货币）。
欧盟将越来越远离一个基于“现代欧洲”身份和文化的共同体，英国的脱欧也加重了这一趋势。与之相对，欧盟将更突出其内部统一市场整合和外部保护的特色为基调的经济联盟以及欧洲法律共同体为主干的政治联盟，而这正是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路径在欧洲范围内的体现。相应的，一些短时间内欧盟无法整合的大型经济体，如土耳其，其入盟前景恐怕会更暗淡。
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法国的政策选择将会成为重要的观察点，法国如何处理和德国的政策协调和自身在欧盟的定位都决定着未来欧盟的政治走向。
对中国来说，英国脱欧并不会带来一个软弱可欺的欧盟，也不会导致欧盟分崩离析。简言之，英国脱欧对中国不是好消息。相反，在未来国际贸易和规则制定中，欧盟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加难缠的对手，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甚至政治分歧也很可能会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传统上喜欢采用的“逐个击破”的策略也可能会失效。因此，中国唯有更积极地推进自身的经济改革，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和在最新工业化的技术变革中占得先机，方能在与欧盟竞合中获得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