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贾根良文章有删减，编者加标题)
1，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
美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莱(H. Clay，1777-1852)在1824年提出的“美国制度”包括三大要素：关税保护，内部改善，国家银行。内部改善最初是指改善国内交通运输，在扩展 的意义上是指统一国内市场问题，因此，笔者使用的“统一国内市场”概念将涵盖这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对外贸易。李斯特从英国崛起及其 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了欠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国家崛起的基本原则：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这一原则 对国家的命运是决定性的，因为“殖民地”在经济学上的经典定义就是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李斯特经济学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的问题：“当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后，世界各国如何纔能经受得住生产力更强、效率更高的英国经济所发起的‘排挤性竞争’，避免沦为工业革命领 先者的边缘性附庸：)”答案是：保护幼稚工业。这是由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长汉米尔顿(A. Hamilton，1757-1804)在其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提出并由李斯特发扬光大的学说。因此，贸易保护就成为“美国制度”的第一个关键 性要素。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实行了世所罕见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政策，正如麦格劳(Thomas K.McGraw)写到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 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这一政策大大保护了美国国内市场的发展，与德国在经济发展期(1879-1914)的政 策以及日本在创造经济奇迹时期(1951-1973)的政策很相似。”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的第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只有在其工业和技术达到国际领先地位之后 才能实行自由贸易。
其次，外国直接投资。美国、日本在崛起前都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甚至采取了拒绝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经 济史学家利普西(Robert Lipsey)指出：“美国在19世纪许多行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国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行业中基本没有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是开发优势技术的天然渠道。” 原因何在呢：)美国总统威尔逊(T.W.Wilson，1856-1924)在1913年对此做了解释：“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有 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而在日本，正如麦格劳指出的， “在大多数重要的制造业中，日本政府极力保护国内市场，以保护本国制造商的利益。与其他主要的工业化强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多地限制跨国公司的活动……日本 政府坚持回绝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再次，统一国内市场。作为后发崛起的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的现代民 族国家建设 在统一国内市场上面临着三大历史重任：其一，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保护本国幼稚工业。对欠发达国家来说，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将破坏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保护本国幼稚工业实质上就是保护国内市场，这是统一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其二，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体制，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把地方性 的、行会支配的区域市场转变为高度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其三，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统一国内市场的巨大推动力作用。在美国，“交通革命”所导致的国内市场扩 张并不亚于技术创 新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在德国，1850-1870年掀起的铁路建设热潮为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最后，货币金融体系。国家银行是“美国制度”的第三大支柱，它是由汉米尔顿1790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的。李斯特在其著作中，论述了国家 建立完整的和独立自主的货币和信用体系的必要性，并强调信贷体系必须受到保护，避免外国的破坏。国家银行制度的核心是中央政府拥有唯一的货币发行权，它为 国内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充足的国家主权信贷支持。美国的国家银行制度先后通过美利坚第一银行、美利坚第二银行和财政部在内战期间的“绿背纸币”发行执行 其职能，最后通过1863年的《国家银行法案》，终于建立起发行纸币和扩张信贷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国家银行制度，这对摆脱欧洲金融资本的控制发挥了重 要作用。
2，“中国模式”（编者认为政府机会主义及政治垄断是导致中国偏离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的根本原因）
与历史上相当成功的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相比较，“中国模式”具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在按照发展模式的四要素对“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迸行概括之 前需要说明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和美元霸权的出现，从而导致了欠发达国家经济追赶的国 际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如果仍然要取得历史上类似的成功，它也必须相应地做出创新。
首先，对外贸易。“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是历史上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一直遵循的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在全球价 值链兴起之前，由于整个制造业的价值链基本上是局限于一国之内的，所以，一国只要抓住了制造业，也就抓住了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资、高就业的高质量经 济活动，具有“历史性报酬递增”(技术创新加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从而成为富国裕民的基础，这是英、美、德、日、韩为什么在其制造业落后时对其幼稚工业及其国内市场实施保护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这种保护，这些国家的工业是不可能取得国际 领先地位的。
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兴起之后，李斯特的上述原则基本上已不再成立。因为，当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进行分解之后，原先只有制造业才具有的历史 性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之特征在原材料、农业、服务业的高端环节也出现了，并都集中在了发达国家，而过去三十年间在发展中国家得到迅猛发展的制造业绝大部 分集中在了几乎没有创新机会视窗、很少有报酬递增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飞速增长，它也无法实现 国家致富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所谓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时代，李斯特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就应该修正为“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欠发达国家只有通过建 立并保护自己的价值链高端（新李斯特主义的保护政策），才能实现国家崛起。
相 反，“中国模式”不仅是建立在“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对外贸易结构 之上的，而且也是以信奉自由贸易信条为基础的（完全没有保护）。由于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原则，通过引进外资 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迎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导致了核心和关键技术长期依赖外国，不少高新 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之中，并在相当多的开放产业中陷入了“高端失守，低端混乱”的状况，阻碍了中国的经济赶超，这显然 是与“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背道而驰的。
其次，货币金融主权。一国财政部通过向央行发行国债作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途径是最 公 平的货币发行办法，因为这种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开支被全体国民所分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清楚地表明，国债是美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但 是，中国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第二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却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这项法律阻断了财政部 通过向央行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途径，在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大量贸易顺差、热钱流入和国内企业海外上市等诸多政策体制下，这 项法律在事实上开启了中国通过外汇占款实现基础货币发行的机制(参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发行的比例以每年30%的速率高速增长;特别是到2005年以后，由于 汇率机制改革，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导致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措施回收过去通过 主权信贷发行的基础货币，这才使得2005年以后流通中的基础货币小于外汇占款产生的基础货币(参看上表)。这说明，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货币发行是 以流入的美元为基础发行的，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中国财政、货币和金融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美元本位制构成了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核心。这显然 也是与“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的国家银行和主权信贷制度背道而驰的。
再次，外国直接投资。保 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将外国工业品挡在国门之外，使本国民族企业独占国内市场。按照这个理论，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很 少引进外资，甚至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绕过关税壁垒，运用关税保护民族产业的政策 将完全失效，跨国公司攫取巨额利润并垄断欠发达国家市场，在欠发达国家内部直接控制了其产业。
从理论上来说，与发达国家通过对欠发达国家商品销售来摧毁其工业相比较，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 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和价值链高端。 原因在于，即使是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 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产品的竞争力。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 的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其绝大部分高端产业在没有走出国门之前在本土上就被 发达国家直接剿灭了，所以，只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被永远地固化在价值链低端“担水劈柴”的地位上。
与“李斯特式发展型国 家”严格限制、排斥外国直接投资不同，除少数“敏感”产业外，中国在产业政策上对外资采取了税收优惠、廉价出让土地、压低 劳动报酬、降低环保要求和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等一系列政策，大力引进外资，从而在二十余年里形成了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发 展模式。其结果是，截至2005年底，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超过55%，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更接近90%。当 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控制和垄 断了有利可图的价值链高端之后，从2005年开始，中国大量资金因无利可图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中游离出来后，不得不投资于可以在短期内就能产生回报的产 业，因而造成钢铁、水泥、煤炭、轻工、建材等产业的大量产能过剩：或者转向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活动，特别是在前者的产能过剩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无形中又加 剧了房地产的投机活动。由于跨国公司大量的利润转移和民营企业的不景气，中国地方政府从实业上征收的税赋入不敷出，因此纷纷靠卖地增加财 政收入，从而不断 推高房价，更加助长了房地产业的投机活动，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中国无限制地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更是背道而 驰的。
最后，国内市场。高度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是工业化成功的重要基础，但中国过早的不分阶段的全面对外开放、“GDP”作 为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指标的 弊端以及货币发行权的丧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国内市场走上了四分五裂的道 路，它在经济方面的弊端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加入世贸组织前，中国的市场分割、各省之间产业结构雷同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片面强调“用 开放倒逼改革”，忽视了统一国内市场问题，这包括高昂的社会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发达国家高一倍)和流通渠道严重不畅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使国内企业在开发国内市场潜力上知难而退，纷纷通过加入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被迫走上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道路。因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 就把中国各省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迅速地纳入其全球产业价值链之中，其结果是中国各省的国际一体化程度大幅度增加，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却进一步被 弱化了。这种状况导致了外国产品和外资在中国畅通无阻，而国内市场的分割却有增无减。这是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不仅在进出口而且在国内市场上均没有渠道控制 权和价格定价权的重要原因。
其二，经济区、开发区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权体制和 “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 考核指标的巨大刺激之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使其竞相通过开办这种画地为牢的经济区和开发区，以各种不计生态成 本和损害其他地区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并在一有所谓新的产业机会就闻风而动，一哄而上，遍地开花，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和市场分割。这是中国长期以来 无法解决各地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的主要原因，使得中央政府统一实施产业振兴的难度越来越大。
其三，外国直接投资导致和加 剧了国内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和信贷的基本途径之后，地方政府只有搞 到美元，才会有发展的资金;而搞不到美元，该地区将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所以，驱动着地方政府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资在哪里建厂，哪里就有了发展的 资金，有税收，有就业，因此，跨国公司就利用地方政府的竞争，利用地方市场分割，哪里越不要求技术转移、给的市场越多，就在哪里投资建厂。合资企业曾被看 做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但合 资模式在中国却培养了中方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中方利益集团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当合资企业遇到 真正的自主企业竞争时，中方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反而保护外资的利益，因为保护外资的利益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中方利益集团来说，引进技术后自主研发费 时费力，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从事低端产品生产并垄断国内市场立竿见影，何必再去自主创新?这不仅是导致“市场换技术”失败的基本原因，也是外国直接投资 利用“地方发展型国家”对中国市场分而治之、阻碍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重要根源。
在 历史上，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发展主义唯一代理机构是“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 成功崛起的基本特征之一，即使是像美国这种具有典型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是由中央集权的司法体系为其提供基本的政 治结构并最终完成的。时至今日，美国联邦政府仍是统一对外实施有关外资进入等产业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华为”并购美国一家200万美元的小企业还 被美国联邦政府否决的原因。但是，“中国模式”却与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发展主义唯一代理机构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背道而驰：中国行政、财政分权化导致地 方政府绕开中央政府吸纳外 资，以及地区间的竞争，都使得中央的发展政策在地方执行的过程中被扭曲乃至被抵制，使得中央统一的产业政策无法实施，难以实施全国性的经济协调。
自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元霸权的出现已彻底颠覆了导致英国、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成功发展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性质：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上某些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 的产品。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这些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出超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这些国家的劳 动成果。
3，引入一个“非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的失败案例——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阿根廷模式”
在1 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三十多年里，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阿根廷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亚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根据安格斯·麦迪逊 (A.Maddison，1926-2010)的计算，1870-1913年阿根廷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6.02%;阿瑟·刘易斯(W.A. Lewis，1915-1991)曾对此评论说，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阿根廷能与日本竞争1880年到1913年间世界上增长最快国家的称号”。因 此，这一时期被历史学家们誉为阿根廷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好时代”。高速经济增长曾使阿根廷在历史上一度成为世界上的富裕国家：按照科林·克拉克(C. Clark，1905-1989)的资料，直到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仍高居世界第五位。在当时，由于都是资源丰富和出口导向型经济，阿根廷 与人均收入位居世界第六位的澳大利亚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但到了1977年，前者却只是后者的1/4.5：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在2013年世 界各国“人均GDP”排名中，澳大利亚为64863美元，而阿根廷却为11766美元;前者从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第六位跃居第五位，而后者则从第五位 下滑至世界第58位，“人均GDP”也下降到前者的1/5.5，成了名副其实的“失败型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