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众多学者呼吁，君主立宪制才是最适合中国的，此言绝非虚妄。
在一个有两千年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度，想要实现西方那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谈何容易。这不是制度本身摇身一变就能使全国改头换貌的事，这是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天文数字一样庞大的人际关系模式的问题。社会学家总是在设计一种理想社会，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一个成形社会本身，它所既有的惯性是如何掌控这个社会运行的。所以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样听起来完美无缺的模式，却依然在建国后落入后清的巢臼不能自拔，就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中国社会本身的惯性问题导致的。
如果把一个社会比成一棵成长中的树，那么它会成长为什么样子，基本已经写在它的DNA里了。你可以适当地修枝剪叶，这没问题。但你若想凭空把一棵海棠造成榕树的模样，怕是吃尽苦头最后还不得不回到原点。
中国学习西方学习了一百年了，表面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什么法治，什么民主，但实际上呢？法治是有法而无治，民主是先主而后民。所有泊来的西方名词到了中国，无一不被扭曲改造，成为狗肉摊上挂的羊头，这才是今天需要反思的问题。
福山所言的三者，执行力、法治、问责，无非是三权分立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亦无甚神奇之处。
如果以福山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出在问责上。这说的倒也不错。西方的多党政治中，问责的义务主要归于在野党。但在中国这样坚持共产党一党领导制的国家，在野党没有这个勇气和义务来问责，这个社会稳定的大鼎就缺了一足。既不想搬来西方的办法，又想支起这座重鼎，要怎么办？
中国人的习惯是，疑事不决，问诸史。
历朝历代，有治有乱，有兴有衰。但只要稳定下来的王朝，基本都是二百年开外的寿命。仔细考察各个王朝覆灭的原因，不难发现，还是外部原因占的比重更大一些。远的五胡乱华就不讲了，唐亡的起始点亦是胡人之乱，宋亡于蒙古，明实亡于后金兴起，清亡于西方。放在一起看，中国传统的社会架构，用于对内统治，其实还是满好用的。这个『好用』有很多的方面，但从结构上讲，最重要的一点是，统治阶层之上，有一个皇帝代表国家的最后利益。他不代表不行，国家要是亡了，他就没命了，比如崇祯。以明为例，终明一代，皇帝跟大臣的关系都不太好。自孝宗以降，皇帝对于文官集团是反复打压，玩了一百多年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玩到国家覆亡。
作为国家利益的最后代表者，皇帝的的确确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看看今天的中国就知道了，最高层就那么七个人，退休了就退休了，谁管以后如何？这个位子又不姓我姓，我恨不得一把捞干净才过瘾呢。没有一个世袭的统治者在上面，谁来代表国家制约这些权力通天的人物？我们这一代出了一个习近平、一个王岐山，靠天生的使命感与良知来挽救党挽救国家。习王之后呢？危机一过，难免又归于旧途。谁乐意没事儿天天得罪人玩儿？天天算计警卫局是不是有阴谋要暴动，不累心？
所以这个问责的问题啊，搞到最后，还是要往帝制上靠。也许一百年，也许二百年，中国迟早恢复世袭最高统治者的传统上去。因为别无出路。
在一个有两千年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度，想要实现西方那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谈何容易。这不是制度本身摇身一变就能使全国改头换貌的事，这是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天文数字一样庞大的人际关系模式的问题。社会学家总是在设计一种理想社会，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一个成形社会本身，它所既有的惯性是如何掌控这个社会运行的。所以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样听起来完美无缺的模式，却依然在建国后落入后清的巢臼不能自拔，就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中国社会本身的惯性问题导致的。
如果把一个社会比成一棵成长中的树，那么它会成长为什么样子，基本已经写在它的DNA里了。你可以适当地修枝剪叶，这没问题。但你若想凭空把一棵海棠造成榕树的模样，怕是吃尽苦头最后还不得不回到原点。
中国学习西方学习了一百年了，表面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什么法治，什么民主，但实际上呢？法治是有法而无治，民主是先主而后民。所有泊来的西方名词到了中国，无一不被扭曲改造，成为狗肉摊上挂的羊头，这才是今天需要反思的问题。
福山所言的三者，执行力、法治、问责，无非是三权分立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亦无甚神奇之处。
如果以福山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社会问题的症结是出在问责上。这说的倒也不错。西方的多党政治中，问责的义务主要归于在野党。但在中国这样坚持共产党一党领导制的国家，在野党没有这个勇气和义务来问责，这个社会稳定的大鼎就缺了一足。既不想搬来西方的办法，又想支起这座重鼎，要怎么办？
中国人的习惯是，疑事不决，问诸史。
历朝历代，有治有乱，有兴有衰。但只要稳定下来的王朝，基本都是二百年开外的寿命。仔细考察各个王朝覆灭的原因，不难发现，还是外部原因占的比重更大一些。远的五胡乱华就不讲了，唐亡的起始点亦是胡人之乱，宋亡于蒙古，明实亡于后金兴起，清亡于西方。放在一起看，中国传统的社会架构，用于对内统治，其实还是满好用的。这个『好用』有很多的方面，但从结构上讲，最重要的一点是，统治阶层之上，有一个皇帝代表国家的最后利益。他不代表不行，国家要是亡了，他就没命了，比如崇祯。以明为例，终明一代，皇帝跟大臣的关系都不太好。自孝宗以降，皇帝对于文官集团是反复打压，玩了一百多年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玩到国家覆亡。
作为国家利益的最后代表者，皇帝的的确确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看看今天的中国就知道了，最高层就那么七个人，退休了就退休了，谁管以后如何？这个位子又不姓我姓，我恨不得一把捞干净才过瘾呢。没有一个世袭的统治者在上面，谁来代表国家制约这些权力通天的人物？我们这一代出了一个习近平、一个王岐山，靠天生的使命感与良知来挽救党挽救国家。习王之后呢？危机一过，难免又归于旧途。谁乐意没事儿天天得罪人玩儿？天天算计警卫局是不是有阴谋要暴动，不累心？
所以这个问责的问题啊，搞到最后，还是要往帝制上靠。也许一百年，也许二百年，中国迟早恢复世袭最高统治者的传统上去。因为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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