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这一“创6年新低”的7% 增速显示，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很大。但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增速“保七”依旧十分可观。各国媒体昨日也赞许“7%的增长率仍是奇迹”、“中国经济从青春期进入青年期”。日本电视台评论“中国有保持稳定增长的自信”。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箱”里的工具比较多。那么这些工具使用者的“独门功夫”是什么？中国经济保持基本稳定的深层原因是制度还是文化？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朱天在本文中作出分析。】
1978年的时候没人预测到中国会是过去三十多年里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更不用说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今天，我们都将这个成就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快过1978年之前，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时也远快过其他国家（除了靠石油致富的小国赤道几内亚）。中国比发达国家增长快也许不奇怪，可以说是因为原来的基数低。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比赤道几内亚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增长都快？不只是快一点，而是快很多。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增长之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很多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我们还要高，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国。提出并试图解释中国增长之谜不仅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及预判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非常重要，而且会改变我们观察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问题的角度。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一些流行但是错误的解释，如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出口拉动等等，这里没有篇幅一一评论，我只需要指出：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可以通过这些办法实现快速增长，但为什么都没有做到呢？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都很廉价，生育率都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也都可以靠出口来拉动需求，尤其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像中国这样容易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者及其政策的攻击目标。
中国增长之谜的制度解释：自由派与中国模式派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就是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叫技术进步）。多数学者认为这两者都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特别快呢？许多人从制度和政策角度找答案。有两派观点比较流行，这里姑且称之为“自由派”和“中国模式派”。这两派都承认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的差别在于，自由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不够自由、不够开放，如果不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经济增长即使不会崩溃，也难以为继。“中国模式派”——则主张通过强势的政府积极干预市场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策略完全正确或者基本正确，他们尤其欣赏中国的政治体制。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倒不尽一致，有主张政治上搞民主的，也有主张先搞法治建设的。中国模式派虽然也承认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认为基本上都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问题，只要假以时日，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我之所以用中国模式派而不是用中国模式派这个称呼，是因为也有学者承认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但对这个模式持批评的态度，并不保皇。
自由派在国内学术界可能占了主流地位，他们关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开放的主张或许不错，但是他们通常缺乏全球比较的观点，因此不能解释、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比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包括那些比中国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自由派也做比较，但通常只与西方发达国家比、只与书本中的市场经济模型去比。问题在于: 如果只要自由开放就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应该不输于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模式派在学术界虽然地位不高，但近年来他们观点的影响在上升，尤其为官方所喜爱。与自由派相比，中国模式派有全球比较的视角，他们不仅看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弊病，还看到发达国家的不足，由此倍加欣赏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将之归功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包括强势威权的政府、国有民营共存的混合经济以及对市场和产业的积极干预。但是， 中国的体制真的像中国模式派所说的那么独特吗？毕竟二战结束以来的七十年里，搞过威权政府、混合经济和市场干预的发展中国家不在少数，却没有几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可能只有韩国和台湾是例外。
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东亚奇迹的一部分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保持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这之前，还有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增长经历，而且都先后加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在解释东亚的增长奇迹时，有几派观点，其中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政府”派，强调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东亚的经济腾飞是强势政府推动符合本地情况的产业政策的结果。这一派学者中的经济学家较少，多数是政治学家和东亚问题专家。他们的理论深度和实证研究水平要比中国当今的中国模式派高明很多，值得后者认真学习。但是，“发展型政府”派与中国中国模式派一样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发展中国家曾经积极干预过而且现在还在干预经济，但只有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当年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干预成功了。他们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干预程度较小的新加坡和作为自由市场典范的香港同样实现了经济腾飞。
与发展型政府派相反，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东亚奇迹恰恰证明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出口导向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可以让任何国家脱贫致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要归咎于其错误的制度和政策，它们要么采取了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国家过度干预的工业化策略，要么是搞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自由派的这些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但是他们不能回答为什么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以后都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比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实上还更慢了。
表一比较了1961-1985年间与1986-2010年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由年均增长2.4%降到1.25%，中东和北非的发展中国家由2.99%降到1.67%，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由0.97%降到0.6%。我列举这些数据不是想证明市场化改革是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减慢的原因，毕竟1986年后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发达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增长率由1985年前25年的3.14%降到了后25年的1.78%。但这些数据最起码说明自由派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奇迹。改革开放即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远非充分条件。中国历史上，清朝实施的并不是中央计划经济，而可以说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但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却越拉越远。
西方一些主流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拉美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解释是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彻底，相关的一些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但是，用同样两个时期比较，中国的增长率由1985年前的4.69%上升到之后的8.91%，印度的增长率则由1985年前的1.61%上升到之后的4.62%。中国和印度增长的加速当然都与市场化改革有关，但根据国际上有名的两家智库对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中国和印度都是靠后的，不只是逊色于拉美国家，比很多非洲国家还不如。
表二列出了一些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排名及其经济增长的情况。这是我根据几组数据整理出来的一个表格，几个指标都齐全的国家（或地区）总共有130个，其中，香港和新加坡在两个智库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上都是前两位，非洲的乍得则在130个国家（地区）中垫底。中国在经济自由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上的排名与印度和海地处于同一个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墨西哥、牙买加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还落后于乌干达和马里这样的低收入国家！
自由派经济学家可以用表二中的排名来说明中国离自由市场经济的距离有多远，中国是多么急切地需要继续改革。但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全世界最快的。印度的经济自由度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排名与中国一样属于倒数，却也是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模式派可以从同样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与自由派正好相反的结论，即过分的自由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威权政府、强势干预和混合经济恰恰是中国经济比别的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
注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的菲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是两家有名的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保守派智库，他们每年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度进行打分排名。这两家机构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构成非常接近，包括法治和产权、政府大小、监管效率、市场开放程度和宏观稳定性。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包含了六个方面，即民主与言论自由、政治稳定程度、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及对腐败的控制力。这里的排名是根据这六个方面的指标的简单平均值做出来的。人均GDP的增长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然而，如果我们把130个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与经济增长率其实没有什么相关性。自由派当然是坚信经济自由促进经济增长的，他们也许会说表二的数据并不一定说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而是说明这些智库给出的指标不能真正反映各国经济自由的程度。但这样的辩护也有问题。一方面，花这么大力气制作这些数据的人和机构显然相信经济自由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不然他们也不会去做这件事。如果连这些人得出的经济自由度的指标与经济增长都不相关，那真的可能说明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说目前还没有能够准确反映经济自由度的指标，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就还只是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信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虽然并不是经济越自由，增长速度就越快，但显然也不是自由度越低，经济发展就越好。不管是自由派、中国模式派还是“发展型政府派”都同意，中央计划、闭关锁国的经济体制一定是不行的，极端不自由的经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在摒弃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非常微弱了，不存在一个最有利于增长的经济自由度，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似乎没有模式可循。虽然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里，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都不是很多，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质量也都非常高，但这可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其经济发展的原因。
东亚奇迹的文化解释
关于东亚奇迹，除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从制度和政策的角度去解释之外，还有一种文化派的解释，1980年代在人文和社会学界颇为流行。文化派认为儒家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强烈的成就动机、勤俭节约、重视教育等是东亚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文化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老祖宗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欧洲十六世纪开始的基督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在欧洲新教国家兴起的原因，他还特别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儒家文化产生不了资本主义。但是另一方面，韦伯也指出儒家文化可以很有效地学习资本主义的做法。
不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削弱了文化派的声音和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虽然在私下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大谈国家、民族乃至各省之间文化的差异，但对用文化来解释经济发展却是非常不屑的，觉得文化论是一种肤浅的、经不起推敲的理论。毕竟同文同种的南韩和北韩、港台和大陆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制度的影响又是什么？同样的中国人，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迥异，无疑乃制度变化所致。
其实，绝大多数持文化派观点的学者都不认为文化是唯一的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承认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强调，承认制度的作用不等于要否定文化的重要性。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还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同样是计划经济、同样是市场经济、同样是混合经济，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还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用制度和政策很难解释这种差异。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在各自快速发展阶段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尽相同，但同样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在东南亚，同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的经济成就平均都高过其他民族。事实上，根据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韦志超和孙昂的一个研究，东南亚各国（地区）的人均GDP与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成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如此，马来西亚国内各省的人均GDP与华人的占比也是明显正相关的。这些事实显然不能简单地拿制度和政策的差别来解释。
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文化派的软肋不在其基本观点有什么不对，而在其严谨、定量的研究不足。即使是定量的文化研究，也容易轻率地将文化特征与经济结果的统计相关性看成是因果关系，而对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如初始条件（气候地理、生态环境、种族结构、教育水平等）以及制度和政策的影响等考虑不够。可喜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更加严谨的定量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最终就是要回答如下的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国家贫穷？为什么二战以后的数十年里有些国家发展很快，但更多的国家发展缓慢？
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药方，但至今可以说还是徒劳无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都没有世界一流的发展经济学家，经济却发展得很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个共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保护本土的“幼稚”产业而实现工业化，这就是所谓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虽然也让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未能给予它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发展经济学家曾经还有一个共识，就是落后国家要想工业化就必须提高投资水平和教育水平，资金的缺口可以通过外国资本或者援助来弥补；但结果不仅没有创造奇迹，反而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外援和外资，导致贸易赤字严重、外债过多，甚至引发债务危机、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到了八、九十年代，私有化加自由化的改革和市场制度的建设成了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开出的药方，后来被总结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结果并不理想，没有照搬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和印度增长得很好，而实施市场化改革力度更大的一些拉美国家却增长缓慢。
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中国的威权体制、市场干预和混合经济同样不是中国增长更快的原因，更不是中国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增长之谜与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关系可能不大，而与东亚增长之谜一样，其答案更可能在于东亚人民崇尚勤俭、尤其是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特别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结论听上去也许并不新颖，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却不容易：何以见得是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如地理、气候、人种、智商等等）呢？何以见得别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崇尚勤俭和学习的文化呢？另外，如果传统文化真是中国发展更快的主要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已经不是必需的呢？是否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无论怎么变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是否还意味着中国也将会像其他几个东亚经济体一样最终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呢？这些问题要留待后续的文章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