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日報》：2014年07月08日 星期二
公民抗命爭普選 恐變木馬屠城
近來香港政治事件連連不斷，不僅是傳媒、輿論，就連「人心」、「人腦」也成兵家必爭之地，所以筆者就趁此機會研究一下西方有關心理戰、思想戰和信息戰等理論，看看能否看出點端倪來。
當我看到非暴力抗爭關於心理戰的章節時，幾乎以為自己在看預言書！書中所講述的非暴力抗爭伎倆，簡直就和香港近年所發生的事情，如出一轍，令人不得不重新審視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背後的目的與操作。
複製顏色革命 網上有「教科書」
筆者所看的「書」，名為《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是由美國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所印製。該機構於1983年成立，目的是研究和宣傳用非暴力手段推進自由主義的民主過程。其創始人是資深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以倡導非暴力抗爭和公民抗命聞名，被視為全球「茉莉花革命」的「理論推手」。
《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可說是夏普的著作的濃縮版，經濃縮後已儼然是一本非暴力鬥爭的手冊。除了提供基礎理論之外，就連怎樣克服恐懼、寫參謀調查研究報告及作出戰略判斷，以至諮詢和培訓的方法均一應俱全，基本上「一本天書走天涯」也沒有問題。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將這本「天書」繙譯成二十多種語言，並於網上供人免費下載，鼓勵全球各地有意顛覆現政權的人或組織「自己動手」（毋須美國親自介入），讓革命遍地開花。因此原則上只要有躍躍欲試的人，根據此書「照辦煮碗」的話，要在資訊發達、深層次矛盾浮現的香港複製「顏色革命」，並非不可能。
如果我們細看香港近年所出現的新政治趨勢，就不難發現書中的一些建議和指引，正被積極推行與實施：例如吸收學生與年輕人參加民主運動、針對警察並嘗試使其中立化、使用「關鍵性傳播者」，如宗教領袖、反對派政治領袖和教師等，以及把對民眾有不良影響的一切「事實」怪罪於政府等等。
非暴力公民抗命 為港埋炸彈
有人可能會指出，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爭取無篩選的普選，並沒有顛覆政府及更換政權的意思，但如《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一書，就經常使用「結束暴政和給人民帶來和平和正義」和「使一個專制政府的權力失去效用甚至瓦解」這類型的話語，動機十分明顯，沒讀過的人還以為他們只不過是以和平的方式，來促進政治變革——非暴力鬥爭無非是代替武裝衝突的另一種手段，手段改變了，目的依然如一。
當中最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公民抗命這一環節。作為非暴力鬥爭之中極重要的一環，公民抗命的嚴重性不只是違法或不違法這麼簡單，最重要的是，公民抗命會改變人們的服從模式，使他們不服從、反抗和不理睬政府的法律和法規，這對任何社會均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且不說香港法治得來不易），等於為社會日後埋下了一個巨型炸彈。
這對在背後鼓動的國家，當然是不痛不癢，甚至有助它日後的介入，即令如此，《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的作者還是不忘給其讀者一個「溫馨提示」：
宣傳這個武器是如此強而有力，始終存在着這樣的危險性，即如果使用不當，可能帶來巨大的間接損害。如果一個運動成功地改變了人們的服從模式，使他們不服從、反抗和不理睬政府的法律和法規，它可能發現，自己面對的是無政府主義。如果社會的機構被摧毀，那麼社會服務、法律和秩序、禮儀等可能無法維持，除非回到當初引發民主鬥爭的同樣的專制統治。
打倒舊政權 新的反而更壞
連一向提倡開放社會的索羅斯（George Soros）也發現到，「封閉社會的解體不一定導致開放社會的誕生，而可能是持續解體，直到一個新的政體出現。這個新政體更類似倒台的政體，反而比較不像開放社會。」像俄羅斯（蘇聯）、埃及、伊拉克這些例子，實在多不勝數。
不過在非暴力抗爭中的「非暴力」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跟很多人的想法相反，反對派在非暴力抗爭中提倡「非暴力」其實是「講真」的，因為這個運動的存在本身，就是以通過非暴力戰略和戰術來實現其目標為前提的，而且非暴力戰略最突出的優點之一，是它的隊伍和領導完全不受年齡或性別的限制，男女老少皆可參與。
非暴力抗爭中的反對派正正就是期望遭到政府的暴力反應及其他制裁，這樣反對派便可以廣為宣傳這些行徑，以加強公眾對民主運動的支持，通過揭露政府的殘暴和質疑其合法性來削弱它。
同樣道理，反對派只要僅僅使用一次暴力，就可能給政府提供一個方便的理由去鎮壓他們，亦會削弱公眾對運動的信心和參與，因此《論》書作者將暴力列為首項對運動的「嚴重污染物」。
從《論》書對「污染物」的分析中，我們亦可側面看出在香港新一輪政治運動中，存在着不少「污染物」，令它成功的機會大減：除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之外，「成員之間或之內的不團結，會使人們失去對該運動是否有能力實現政治改革的信賴和信心。信賴的喪失又會促使社會分裂化，進而助長一種無助和失敗主義的情緒。」
加上現時泛民或真普聯根本就是「一個不利於始終專注於戰略性非暴力鬥爭核心目標的組織結構」，就如《論》書作者所言，「就像在任何戰爭中一樣，由委員會作決策是不合適的。」
中央定性佔中 國家級政治戰爭
此外，「反對派不應當讓有外國人參加國內的政治鬥爭成為一項公眾的爭議問題」——這不是單憑指「外國勢力介入屬陳腔濫調」，就能解決得了的。最後，就是現時香港民主運動山頭眾多，難免會有政府/中央的綫人和內奸在內，「他們會試圖挑起暴力，鼓動運動內部的不和，並且使運動的重點偏離政府的弱點」，這樣整個運動便將功敗垂成。
大家試想想，整件事在中央眼中會是怎麼樣呢？連我也可以信手拈來的非暴力抗爭書籍，難道中央沒有研究過，不知道背後的企圖嗎？既然在香港推動非暴力抗爭的成功機會不大，那麼中央很自然會想到顛覆的目標未必是港府，而是內地。
再者，只要香港持續政治動盪，向中央擺出對抗姿態，便可影響台灣人的統一意向，足以一直拖住兩岸統一進程，延遲中國崛起，試問對美國來說，又怎會對這本小利大的策略不動心？
因此，中央與港人對事情和形勢的解讀的落差，是令雙方關係惡化的主因之一：即是中央一定會從和平演變、國家安全方面去想，而支持抗爭的港人則認為這是和平抗爭、與中央討價還價，以為中央的警告只是危言聳聽、借題發揮。
換言之，抗爭的港人認為這是一場試膽遊戲（chicken game），誰夠大膽便誰勝，而中央早就把事情定性為一場國家級的政治戰爭。由此看來，拉大中央與港人在形勢解讀上的落差，可能也是策略的一環。
撰文: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治學文社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