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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对恢复高考的贡献

(2011-03-31 11:20:55)
 

 

恢 复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即高考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是“文化大革命”后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重大标志,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 件。高考的恢复充分反映了民心、民意,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果断决策,高考的恢复 是不可想象的。历史将永远铭记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伟大功绩!同时,当时中央其他几位主要领导,特别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对恢复高考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忽 视。尽管华国锋当时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但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他给予了邓小平积极的支持。

根 据当时的历史文献,在邓小平 尚未恢复职务前,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本来是支持继续沿用“文革”时期高校招生制度的,即沿用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 方针”)的老办法。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学习了周恩来1972 年关于“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升入大学”的指示,但教育部提出的《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草稿)仍然决定继续坚持“十六字方 针”,只建议招收占总人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对于这个方案,到会绝大多数人都表示不满,但由于该方案在会前得到了华国锋的“原则同意”,教育部 没有做出重要修改,就呈报国务院。

复出后的邓小平对这个招生方案肯定是不满意的,但考虑到当年的招生时间问题,起初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案,并表示这种招生办法只是过渡一下,1978年要进行改革。8月1日,他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出:

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①]

但在接下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查全性等专家的建议使邓小平当机立断地放弃了“过渡”一年的计划,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

8月4日,邓小平听取了有关专家的建议后,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地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他接着说:

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现在青年中想升大学的多,主要是有些不合格。要考试。选拔研究生也要考试。大学招生不管是从哪条路子来的,都要确保质量。[②]

邓小平话音未落,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再次郑重宣布: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③]

科 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后,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推迟到1977年第四季度进行,录取新生 于次年2月底前入学。8月18日,邓小平对这份报告做了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④] 并将报告送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当天,华国锋等均圈阅同意。在“两个凡是”仍然大行其道之时,中央主要领导在恢复高考的决策上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实属难得。

在 中央和邓小平的建议下,教育 部于8月13日在北京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落实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由于极左思想仍然禁锢着某些人的思想,这一会议在很多关键问 题上争论不下,会期一拖再拖,难以决断。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表态要解放思想,尽快恢复高考。[⑤] 在他的督促下,9月25日,这场建国以来会期最长、整整开了44天的招生工作会议终于落下帷幕。后来有文献这样描述这次招生会议:“召开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经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⑥]

10 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 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 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⑦] 华国锋很快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委员。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原则性通过了教育部《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0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指示。退教育部办” [⑧]。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意见》。至此,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从 上面的论述看,华国锋虽然在 1977年6月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前还坚持采取推荐上大学的老办法,但仅仅时隔2个月,就转变了态度,及时和坚定地支持邓小平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8月18 日、10月3日、10月7日,邓小平三次向华国锋批送有关恢复高考的文件,华国锋均在当天就圈阅同意。10月5日,华国锋亲自主持讨论恢复高考的政治局会 议,并在当天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不难想象,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没有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的 积极支持,高考的恢复不会如此顺利。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华国锋)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 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 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在恢复高考这件事情上,华国锋没有坚持“两个凡是”。因为,恢复高考与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是背道而驰的。

1968年,毛泽东曾发表过一个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⑨]

1970 年后,采取推荐制、招 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就是“七二一指示”的具体实践。“文革”结束后,教育领域不少人对恢复高考心存顾虑,认为这是有违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的,华国锋 最初也坚持推荐招生制度,但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后,他及时转变了观念,坚决支持邓小平,并积极促成了高考制度的恢复。

历史应该记住华国锋在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中的贡献,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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