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议论日本的人或事的时候，总能遇到有一些知识的人拿《菊与刀》来分析解释日本。注意读过一些，最终被他们干涩绕圈的词语套住，不知其所云。我怀疑说话人也没搞清思路。用《菊与刀》说事的人为了增强说服力，往往还要附加一句：这本书影响了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政策。
《菊与刀》原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1887.6.5 - 1948.9.17)，Benedict没有到过日本，靠阅读资料、采访侨居美国的日本人写出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史上第一部日本文化论。
该书1946年在美国出版，日本1948年就翻译出版了，那之后一直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它是第一部外国人介绍日本文化的书。学术界对该书的批判多于称赞。但是，批判派与称赞派都对作者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对日本文化作出如此全面的总结给予高度评价。
不同年代的人读《菊与刀》有不同感想，我觉得它掌握了日本文化的关键词，如“恩”、“义”、“分”等，但结论有些牵强，它所举的事例都是幕府末期的社会现象，对现实的说服性差一些。
据说，作者本人不让自己的学生读这本书。
二战中，美国政府为了战后顺利占领并统治日本，授意Benedict写一本介绍日本的书，就是说《菊与刀》是受美国政府之托而完成的。1945年9月，联合国(美国)占领日本时这本书还没有问世，研究日本占领政策的书中也没有提到该书对日本政策的影响。
世人都知道美国在广岛、长崎扔的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了，但是日本学者称，真正摧毁日本人的是下面这张照片
1945年9月27日昭和天皇访问美国大使馆时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时的合影 。
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同时政治上强调“国家神道”，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国民是天皇的臣民，学校的道德课给学生灌输这样的思想，国家神道成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
国家神道教育出来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就像“打了鸡血”。一介农民、一个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只要穿上军装就是“皇军”，就可以去普及“皇道”，自豪感与责任感集于一身，那么矮小的身材、困乏的资源、跨洋过海占亚洲袭珍珠港，精神力量到了发狂的程度。
宗教的精神作用在贫困的半开化民族身上能够转化成巨大的行动力量和责任感，近年的“圣战”，文革时的中学生只要戴上红袖章就成了“毛主席的战士”，就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利、“解放亚非拉”、“把红旗插遍全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当时如果把革命的能量用在对外上，红旗至少可以插到钓鱼岛了。
美国充分掌握了日本国家神道的实质，将麦克阿瑟与天皇的合影登在各大报纸的头版，日本人看到自己信奉忠诚的天皇竟是如此矮小无力无奈的“人”时，神力顿时消失，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
精神垮了，身体没垮，要吃要穿。废墟里找不到吃穿时美军送来了，战时日本一直称美英为“鬼畜米英”，领吃穿时发现美国大兵很有人性，仇恨很快变成了好感。
联合国占领军(GHQ)对战后日本的国家规划有两套方案：苏联案和英国案。如果当时采取了苏联案，远东就有一颗社会主义的新星了。务须冗言，由美国主掌的联合国占领军不会采用苏联方案。
大正时期(1912-1926)，日本曾经发生过“大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运动，应该说这个时期的多党政治体制是日本战后展开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
总之，在战后处理过程中没有看到有些人说的《菊与刀》的影响。即便《菊与刀》写得无懈可击，但她参考的多是幕府末期资料，对解释今天的日本有欠缺。如果你一定要拿《菊与刀》的观点看现在的日本，就如同外国人把中国的“国防部长”说成“兵部尚书”一样，不能算错，但太好笑。
注：日本1948年出版的《菊与刀》(长谷川松治译)有诸多错误，2008年日本又出版了(角田安正)新译本。2013年又出了越智敏之等的新译本。
听一个通晓中日两国民俗学的国内名牌大学的教授说，中文版的《菊与刀》与日本版的《菊与刀》错误之处相同，由此推测中文版的《菊与刀》不是从英文版，而是从日文版翻译的。
愿精通英文的有志者早日为中国翻译一本准确的《菊与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