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印度驻华记者的中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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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印度驻华记者的中国印象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唐璐 发自北京

编者按中印是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邻国,每天两国都在互相凝视,渴望获得有关对方的一切资讯。由于能直接造访彼此国家的民众毕竟是少数,因此两国互派的记者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两国普通民众了解彼此的最重要桥梁。



印度媒体目前派驻中国的记者仅有四名,但这四位记者的能量不小,他们采写发回的报道几乎就是印度民众认识中国的主要窗口,因此他们如何认识中国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印度民众眼中的中国。日前,《国际先驱导报》采访了其中几位印度记者,他们聊起了在中国工作的兴奋与苦恼,聊起来他们眼中的中国官员、中国百姓以及中国社会的百态。

他们无疑是中国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印度镜子”,我们亦能发现“另外一个自己”。

目前中国被派往新德里和孟买的记者少说也有十几个,而印度驻华记者只有区区四位,经过几次更换,如今在北京打拼的四个印度记者已经成为清一色的男人世界。

在这个印度驻华记者队伍中,资历最长的要属《印度时报》记者赛巴尔·达斯古普塔,赛巴尔自2005年到北京后就一直没有离开中国,迄今已有8个年头。而《印度教徒报》的新锐记者阿南特·克里希南和印度报业托拉斯资深记者莫康达于2009年和2010年先后来华,最晚来到中国的则是《印度斯坦时报》记者苏蒂尔托·帕特拉诺比斯。

别看只有四位记者,但他们的能量都不小,他们的报道领域不仅仅涉及中印关系,很多采访已经深入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印度驻华记者的报道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印度公众。由于莫康达供职的印报托属于通讯社,他采写的关于中国新闻影响面更大,因为几乎每篇报道都会被印度多家媒体采用。

出行工具主要是地铁与的士

印度新闻业十分发达,不过考虑到印度受众更为关心国内新闻,而在国外建立记者站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经济成本,通常印度媒体对于在国外建立记者站并没有太高的积极性,只有为数不多的主流英文媒体才会根据能力适当选择向几个最重要国家派遣常驻记者。

莫康达的前任,同样来自印度报业托拉斯的约瑟夫便是中印恢复关系以来印度派驻中国的首位记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1996年到2005年,约瑟夫一直是作为全印度唯一的常驻记者在北京工作。他常常自嘲地说,“我一人代表全印度”。虽然老板从来没有给约瑟夫下达过报道定额,但他自己却总有着一种使命感和危机感:“我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报道中印关系,当然也不能漏掉任何与中国对外关系有关的其他新闻,以及中国发展状况”。“假如本来应该由我发出的稿子总是让其他地方的记者抢去,那么我的饭碗迟早会丢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03年发生过那一幕,那年随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的六七十名记者(这大概是印度记者有史以来来华报道人数最多的一次),当把他们

对当代中国的风土人情认识通过各种传媒手段介绍给印度人时,在印度掀起了一股强烈的中国冲击波:高速公路、摩天大楼、购物中心、霓虹灯光……印度百姓开始感叹:中国原来是这样,为什么印度媒体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成就报道这么少?其实,记者每次见到约瑟夫时都会看到他在忙于写稿,然而,中国毕竟太大,以至于约瑟夫即便工作再辛勤,恐怕也难以写完有关中国的报道。

随着中印关系不断升温,印度人对于了解中国的需求也越来越多。2005年,约瑟夫终于可以摘掉其所保持的长达十年“唯一”印度驻华记者的“桂冠”。那年,《印度时报》和《印度教徒报》开始向中国派出记者。随后,关闭了莫斯科记者站的《印度斯坦时报》也转向北京。至此印度三大主流英文报纸以及向诸多媒体供稿的通讯社印报托均在中国建立了记者站。

说是记者站,其实印度驻华媒体几乎都是“一人办公室”,没有雇员,没有汽车。记者们出去采访所依靠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地铁和出租车。《印度教徒报》记者阿南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有一辆普通自行车和一个电动自行车,“只要所出行的地点不是太远,我都会骑上自行车,我觉得这其实才是在北京最为便利的一种交通形式。”

听农民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

尽管印度记者通常在来华后就立志精通中文,但日复一日的紧张工作让他们很难保证有系统学习时间。对他们来说,能够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应付日常生活和简单采访已经实属不易。不过,语言的不灵光并不妨碍记者们对中国的观察。

《印度时报》记者塞巴尔去年曾经参加了由国新办组织的中外记者贵州扶贫开发采访活动。这次采访让塞巴尔感触颇多。他说:“由于语言问题,虽然很多时候我无法理解当地官员和民众的话,但是我亲眼看到的中国和印度一样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何解决贫穷问题。印度人口和中国一样多,也一样有很多山区,中国的经验值得好好研究。”

“中国人十分热情好客,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更乐于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与你分享。“几乎每一个印度驻华记者都向《国际先驱导报》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莫康达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他最喜欢听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唱电影《流浪者》插曲。虽然这是一部很久以前在印度流行的电影歌曲,但让他惊讶的是中国出租车司机都会吟唱。莫康达还表示,“我更喜欢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的淳朴,他们与印度农民非常相似,与他们接近会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可爱、善良和富有同情心。”

由于懂中文,《印度教徒报》记者阿南特经常独自深入到中国基层采访。“每次在北京之外的省份采访时,那些陌生人好心与热情都会让我感到惊讶不已。”

阿南特谈起一次在四川采访时路遇瓢泼大雨的经历。那天,当他冒雨走进一个村庄时,一个老太太热情地把他请进家门,为了帮助阿南特完成调查之旅,老太太把全村半数以上的农民都请到自己家里,村民们给阿南特讲述他们生活中喜怒哀乐

约瑟夫在华工作的十几年中曾经多次采访过中国两会以及党代会。可以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政府的日益开放。“通过这些年在中国的工作,我明显感觉中国共产党的透明度增强了,中国对外国媒体越来越开放。”

莫康达则以今年10月底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访华日程为例说明中国的逐渐开放。“以往我们根本无从获悉涉及领导人高访行程的信息。但这次在印度总理访华前夕,我们从中国官方所披露的信息中得知辛格将在访华中受邀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讲,这些信息比印度官员透露的要早很多。”


对此阿南德有一番自己的解读。“我猜在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头脑中存在一种思维定式,即认为外国记者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这样的思维需要改变。尽管我已经感到中国官员正在慢慢开放,但我希望这种变化来的快一些,最好在我担任驻华记者期间便能够发生变化。”

希望中国人更全面了解印度

几乎每个印度驻华记者在撰写自己的中国报道同时,都在特别关注中国媒体上关于印度的报道。莫康达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来到中国后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印度媒体并没有给中国以充分的报道,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对印度的报道也不够。“不过,我现在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根据前不久一家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目前中国在印度媒体上的能见度已经有所增加。我猜这一定是与我们印度驻华记者的努力有关。”

阿南特则表示,印度并不是中国媒体上的最大的故事,印度对于中国的关注依然远远高于中国对印度的关注。不过中国媒体已经在越来越多地跟踪印度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正在发展的国家。

阿南特认为,“无论民主能否在一个有着10亿人口的国家运转,无论它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这都会对中国具有一定的意义。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中国记者关注到这一点。许多中国人一听说我是印度人,便会询问我有关宝莱坞和种姓制度的问题,这表明很少有中国人能够真正了解到印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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