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环境下,为了共同面对苏联压力,搁置钓鱼岛争议是中日双方的战略需求。在日方实际控制钓鱼岛海域,中方又无实力巡航的当时,这也是可选项里的最佳选择。所谓搁置争议,没有文件,只是一种默契和互让,它须要双方互信,小心维护。
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在1979年5月31日的社论里针对钓鱼岛问题写道:“一面主张领土主权,一面承认现实争议,以等待将来解决问题。这虽然没有成为共同声明和条约上的文字,却是中日两国政府间不争的承诺。”当时的园田直外交大臣也在国会上答辩说:“中国的沉默是友情,我们必须避免过激的、宣传性的行动。”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自然地扩大了在海面和天空的活动范围,尽管这是我国的权利,但是在日本看来这更像是一种挑战。即使是一些偶发性的个别事件,也容易被日方误判为阴谋。
有一位曾做过三次大臣的政治家就对我说过:“中国的原子弹就是为了对付我们日本的。”我听了很惊讶,但怎么解释他也不信。前几天在外务省供职的一个朋友也和我说:“现在日本不敢妥协,怕中国得寸进尺。”
据说,现在有80%的日本人不喜欢中国,可是我在日本很难碰到真正讨厌中国的日本人,我想,去日本旅游回来的中国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但与日本人仔细交谈,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认识里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恐惧”。因为调查的选项里没有“恐惧”,他们只能选择“不喜欢”。
每一届日本总理大臣,都愿意在施政演说中自豪地强调“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2010年以后就再也不能说了。尽管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强调经济总量没有什么意义,但这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却非常重要。两个人擦肩而过时,双方的感觉是相反的,变强的一方往往疏忽对方的感受。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认为目前中日关系的困难都是日方造成的,但是我们不可忽视我们的强大以及由此而来的变化对日本产生的冲击。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在恐惧,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在他们想象不到的地方,我们也失去了耐心,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中国必须洞察由自己的变化而引发的变化,尽量消除互疑,主动引导变化。(作者是经济评论家、日本软脑集团创始人,经常作为日本电视台嘉宾点评日本社会时事、企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