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实践中的中国资本主义：非常混乱，往往不公平，有时充满暴力。但巴食堂人质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虽然讨要欠薪的诉讼仍在继续，但员工们很快就找到了新工作，有些工作比之前还要轻松。28岁的郑锋（Zheng Feng，音译）体格健壮，之前是小吃城一家饺子店的经理，现在在附近一家时装店销售运动服。
“这个工作要轻松得多，而且这里的空调也比较好，”他说。
在重庆西南方向约3700公里，坐落着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这座城市庞大散乱，且拥挤不堪。巴拉特石油公司(Bharat
Petroleum)的总部就设在孟买最古老的前英国殖民区的一栋破旧建筑里。这是印度的一家国有控股石油公司，按照销售额，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250家跨国公司之一。来访者会乘坐一部摇摇晃晃、令人窒息的电梯，来到公司董事长雅致的办公室。这里装饰着颇有品位的以鲜艳的蓝色构成的抽象画。
今年8月下旬，当被问及工人待遇时，该公司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拉杰·K·辛格(Raj K. Singh)露出微笑。今年夏天之前，凡是加入了工会的员工，即便干的是粗活，每月也能挣到大约560美元（约合人民币3420元）。而在签订了新的劳资协议之后，他们的工资就增加到了每月800美元。辛格说，在印度，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做同样的工作，每月只能赚到50美元。该公司之所以出现亏损，主要是因为燃料价格受到管制，但也跟自身成本较高分不开，它的大部分亏损都由印度的税收来补贴。
巴食堂和巴拉特石油公司，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几个特点。在经济层面，这两个国家截然不同，但二者分别代表了未来几年中，欧洲将面临的艰巨挑战。
在今年成功的竞选连任活动中，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知疲惫地重申，欧洲人口只占全世界的7%，经济产出占全球的25%，但社会支出却占了全球的50%。要维持这种不平衡的比例，就需要欧洲在竞争力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欧洲需要迅速、有效地提供种类广泛的商品和服务，让世界其他国家愿意更加勤奋地工作更长时间，来购买它们。
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欧洲的问题看上去令人生畏。
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种快速周转的、有时带有适者生存色彩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也包纳了一种可算是美国式的对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巨大漏洞的接受。像巴食堂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很快地倒闭了，因为它可以这样做。而资源则迅速被其他地方吸纳。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适应能力不同寻常，可以适应很多市场里的机会，其中也包括欧洲市场。
的确，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两个严重问题：长期腐败和污染。这两个问题给两国人民和经济带来了尤其糟糕的影响。跟腐败有关的项目延期和质量问题，以及污染引发的最终清理费用，影响了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力。但它们并没有抵消两个国家的巨大进步，尤其是中国最近几年来取得的、以及仍在取得的进步。
在过去10年中，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翻了两番，修建了国家级的高速列车网络，并通过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协议的形式获取了国外的最新发明。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主任高敏(Mary Gallagher)说，在今后数年里，“中国的劳动力状况会与欧洲更加接近，基础设施也会变得更像欧洲，而中国的外商投资水平将进一步增强其竞争力。”
在过去10年，蓝领工资增加了三倍，这已使得中国逐渐失去在制衣、制鞋等领域的竞争力，而这些产业也正在转移到亚洲更贫穷的国家。但结果是，中国制造业已向更高价值的、对欧洲至关重要的领域加速转移。从一定程度上，这影响了中国对欧洲产品的兴趣，而与此同时，中国向欧洲的出口仍在不断上升。
中国购买欧盟商品的总值已经是美国对欧盟商品购买的一半，尽管如今欧洲自中国的进口远高于任何其他地方。较去年同期，中国今年前六个月自欧洲的进口略有下降。
瑞士钟表和法国葡萄酒也许吸引了许多注意，但欧洲出口的三个重点领域是工业器械、汽车和电气机械（主要是计算机元件）。而中国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产量都在迅速增加，并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出口，这些市场原本也会从欧洲购买。
IGP汽车和卡车车轴厂创建于1987年，走在它噪音巨大的厂房的走道上，生产设备上欧洲和日本的品牌名十分引人注目。但这在当下已属罕见，中国设备正大量涌向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工厂。
“他们把价格压得那么低，没人能与之竞争，”拥有该厂部分股权的大亨索菲安·瓦南迪(Sofjan Wanandi)说道。
印度给欧洲带来的挑战与中国不同，但影响力不相上下。印度所遭受的经济打击常常来自它自己，然而这些打击却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即压低印度的汇率，使它实际上对欧洲构成更大的竞争威胁。
印度正在打造的模式从很多方面来说是欧洲社会民主的廉价复制品。印度议会清楚地意识到明年将举行全国大选，因而投票决定给三分之二的全国人口分发补助食品。这项计划可能会增加已经十分巨大的预算赤字，限制政府为了帮助制造业建造所需港口和高速公路的能力。
印度有一个和欧洲类似的二元用工体系。在政府机构和像巴拉特石油公司那样的国有控股企业，它们员工的收入相对较高，当然还有那些大型制造企业中加入工会的员工，这些企业仍受到政府保护，不受外国企业竞争的威胁。这些人的高工资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上其他人口的大量失业、极低的工资和生活成本的增加。
预算赤字和不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严重打击了卢比，它的价值今年在货币市场上已大幅下跌。而这使印度更加无力购买欧洲商品。同时，按照欧元计算，印度庞大的外包业则更具竞争力。
许多欧洲公司已经在大量地将计算机编程、法务、会计、建筑设计业务移至印度。卢比的贬值使得这些外包业务能省更多钱。自2006年起，印度各大学急速扩张，它如今不太可能会缺少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工作者这里，高涨的工资和下跌的竞争力看来也不会很快出现。
2010年，印度大学入学人数为2070万，赶超了欧盟，后者当年的这一数据为2000万。而它们都落后于中国的3100万。
在一个互联网连接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中国和印度有很多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正在寻找商机，而不仅仅是拥有大量的非熟练工。“我们不应单纯以人的数量来计算，”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经济学家阿贾伊·卡普尔(Ajay Kapur)说，“而是以受教育的头脑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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