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害了衣俊卿？
文/徐志频
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出局了。
“性道德”丑闻，今天出在谁身上，也不比出在衣俊卿身上更具反讽。照传统道德，衣俊卿已不叫衣俊卿，得改名叫衣冠禽。
这种性事，对衣俊卿出得也不是时候。在他之前，已有两出。
2012年11月20日，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流出一段性爱视频。这段被网友笑话为“12秒”的掐头砍尾直插高潮的赤裸视频，放出雷政富对着“陷阱女”赵红霞脐下三寸乱拱几下，没了。扭曲表情夸张到接近人类近亲。看后自然想起一词：龌龊。
2013年1月20日，河南商丘市时任信访局局长张民强不雅视频和艳照又被网络曝出。张民强局长以生龙活虎之势，变换各种姿势，与化名邹丽的年轻少妇真枪实弹玩起肉蒲团。张局长动作优美，躯体难看。肥肉丰满，标准的脑满肠肥，叫人联想起蛆，谐音龃龉。
雷政富区长因“12秒”而获名雷冠希，张民强局长因赛过雷政富，又获名“张政富”。按照这个中国特色的命名法，衣俊卿顺流而下，岂不是要叫“衣民强”？
果真这样，衣俊卿会心有不服。官场规矩，他官阶高，头衔大，应该排前，不能从后。
三人同行，似又不同。雷政富区长龌龊，张民强局长龃龉，衣俊卿副部长呢？顶多只是阴暗。
相对于95%的“二奶小三问题背后必有经济问题”的贪官、腐官，属于5%“纯二奶小三问题”阵营的衣俊卿，充其量一个败官。贪官、腐官滥用公权，侵犯公共利益；败官主要错用公权，于私权一块，对他人造成伤害。同属坏官，虽说一蟹不如一蟹，但衣俊卿对人民没直接鱼肉，只是率性放纵了自己。
率性放纵有什么不对吗？这一下问到了“性道德”。
生活在中国，从古以来，性有道德规范。孔子说：食、色，性也。为了压制人的本性，孔子宣扬德治，用道德与礼制对人进行强制性规定。立下人格标杆有二，一是君子，二是道德。直到今天，我们生活还没有走出孔子制定的规范。
孔子用道德强制性压制人的本性，到底是对是错，是福是祸？两千年来，少有人质疑，更稀见反抗。
但在中国台湾，有人挑战孔子，对“君子、道德”用行动进行了彻底颠覆。
他就是李敖。
自称“色情狂”的李敖，青年时代就拍裸照，不单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还放大了举到台湾的“立法委”上去示威。他公开宣称自己的性幻想对象是莫文蔚，将莫文蔚的裸照挂在自家大厅。每次登机前，他说自己有“恐飞症”，飞机一旦失事，他要第一个抱住漂亮空姐，同归于尽。
一生宁愿花下死，随处做鬼也风流。李敖还做大部头的学术研究文章，通篇谈性，洋洋洒洒。他独家考证后发现，“且”字就是甲古文中直指的男性生殖器官。
按中国传统道德标尺去量，从言到行，李敖的“性道德观”一塌糊涂。但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竞选台湾地区“总统”，参选诺贝尔文学奖，做上台湾“立法委员”，在凤凰卫视开辟节目，从大陆赢去无数粉丝。
拿衣俊卿与李敖对比，李敖放诞何止百倍。李敖言出行随，私生活也更不并检点。青年时，他曾从黑社会老大手里横刀夺爱，冒险与他的女人在波峰浪尖上偷情，差点就被抓住当场做掉。比较起来，衣俊卿与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那点偷偷摸摸的小事，充其量只能叫“婚外情”，说不上“性道德”沦丧。
为什么李敖可以自由放诞，而衣俊卿躺着也会中枪？
根本原因，在于李敖只是说出了是男人都遮掩的那点小心思，“道德”对李敖只会产生会心一笑的影响；而可到了大陆，这种道貌岸然的道德，却是衣俊卿作为中央编译局局长做官的命根。
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简称。作为中央直属的副部级部门，它的主要工作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的著作。
在“以德治国”的语境下，高位需有德者占之。中央编译局这样一个“理论中的理论”部门，它的局长，道德当然需要是“楷模中的楷模”。不说需要超过雷锋，至少每一面都能言为世范。
而“性道德”是所有道德中最显著，也最容易抓到证据的道德。一旦“性道德”除了问题，整个人的道德形象，当然也就轰然坍塌。
失去道德优势的衣局长，被免职也就顺理成章。
已证的事实，衣俊卿与常艳在长达一年内偷情17次。这说明衣俊卿无法标榜，除了写在纸上的学术，生活中算不得楷模，更不是道德偶像。他与李敖一样，食色性也，七情六欲，都是常人。
与常人相对的，是超人。
谁是超人？鼓吹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去全世界救苦救难，凡事必先牺牲自己，保全他人的人。
累、苦、死这几种，都是人生难事。在非战争的特定环境里，只有观世音菩萨做得到。观音菩萨法力无边，又不食人间烟火，当然只会给予，不用索取。但凡人不是菩萨。范跑跑就做不到。衣俊卿也没有做到，他享乐在前，违背婚姻道德，将别人的老婆忽悠到自己床上，独自享受去了。
这忽悠女人的事，没有多少意外，倒让人觉得衣局长正常，不是墙上菩萨。研究马列的专家，自己有常人的欲望，说明马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个性与欲望也要发展。
但马列主义万千头绪，我等门外汉的了解，也就一句“对自己自由主义，对别人马列主义”。听起来像整人的。整人的马列，归纳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超人有理，常人有罪”？
当代马列研究大家衣俊卿行动上也无法做成菩萨，不是超人，我们就会怀疑，是不是“超人”在现实中不存在？
正面的例子好找。大商人马云说，男人想犯的错误，他都想做。长得比较抱歉，做事无须道歉的马云，无意做什么道德楷模。商人任志强与模特林志玲一段时间也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大炮先生根本没什么闲心压抑自己的真性情，去装得像个什么道德偶像。
生活中能见到的，几乎都是性情常人。不说每个人都是常人，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常人，有基本的人性，有共通的人情，那么，“超人的道德”，就有大问题了：因为你还在鼓吹道德，它会产生现实的逼迫力，逼得我们做超人。
做不到怎么办？那就只好装。假装自己是个“存天理，灭人欲”的超人。
假装好人，假装君子、道德楷模，道德虚高的结果，不是只有衣俊卿一人在“满口马列，满腹娼盗”。难怪有家媒体说，马列主义在中国独享尊荣地位，造成的事实，是“马列庙堂辉煌地，人男狗女败絮多”。
不想到追问道德超人，问出个道德不靠谱，以道德自居者靠不住，作为道德载体的人，也再无优越感可言。没有了道德遮体，人治也就完全失去理论自信。我们睁开眼看到的，是法治再次成为潮流与呼声。
法治将道德优越感，道德绑架连根丢了。既然马列布道者与普通公民在“性道德”上既然一样，那么，布什么道，谁来布道，谁来听道，就依据各自能力。
一切去道德化，这是“常人政治”的必然。
“常人政治”要实现，需要有制度保障：每一个公民起点平等，机会平等。保障平等，只能靠民主。至于结果是否平等，民主必然带来结果的差别。怎样让差别合理？只有依靠正义。
平等、民主、正义，要做到，只有宪治。
今天无疑正处在从德治走向宪治的路上。
衣俊卿、雷政富、张民强，是今天公民通过网络、微博扳倒的。扳倒的源动力，在于依靠“性道德”。网民通过检举、揭发，传播他们不道德的性。全社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场，体制以这个舆论的压力作为自己挥舞的砍刀，对落马者进行切割、修理。
结果自然大快民心。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手段，借助道德施压，仍是人治方法。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尴尬。如果说，雷政富、张民强是通过对现有体制的成功利用，他们才干平平，只是以虚假的道德掩盖，通过对官场规则的利用，实现了官居处级、厅级，假如在民主的政治环境里，他们根本无才能实现上位，我们需要借助的大棒是问责，而不是性道德。
但不借助性道德大棒，很难戳倒混帐官员。最近河南省政协金融组讨论会上，31岁的委员卢一博不是还认为，“老百姓买不起房是他们没本事”么？这种身体像饭桶，脑袋全糨糊的官员，做个公民事实都不及格，却可以通过体制做上委员。
衣俊卿与他们不同，在于他本身就是专业水平过硬的专家。整个事件中，他最大的错，只是可能动用了局长权力协迫女人。如果是两厢情愿，那么，它完全符合李银河声称的“自愿、私密”原则。一个纯粹道德小问题，根本无须上升到政治高度，更不需要挥起道德大棒，将他从局长的位置上戳下来。谁不知道，克林顿当年在办公室与莱温斯基偷情暴光，支持率反升。这就是民主的常人政治逻辑：民众觉得，原来总统的食色本性跟我们差不多。心理上瞬间拉近了距离。
衣俊卿所以被免职，推动力在网民，推倒他在当局。所以落马，根本原因，在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是被“超人政治”的道德大棒戳下来的，而这根大棒原来就拿在他自己手中。还有谁比他操练“道德马列”更专业拿手呢？
在宪治实现之前，我们明知道以道德反官不对，但依然高兴，感到鼓舞。这无疑又与体制合流，助长了超人道德的合法性。官方只要祭起道德大旗，我们很难再去说不。对健康的体制转型，这有如饮鸩止渴。
我以为，衣俊卿下台，对中国进步，并没有促进。如果衣俊卿不被“性道德”大棒戳下来，那么，法治的呼声就壮直了。官员的私生活不可以决定职位，宪法不可能规定。当道德不能罢免官员，体制就会自动寻找法的力量，因为不那样就会全身糜烂，所谓“不反腐败亡党”。德治与人治，会让官方自行舍弃。
今天倒下一个衣俊卿，源于“网络日记体小说”，更像一个女人在对男人的报复。这种私人恩怨，居然可以改变国家公权者，确实有点荒唐。倡导通过私人恩怨来左右国家公权，无论扳倒的是一个什么官，对未来社会，它都不会产生一种正能量。
但负能量在今天是显而易感的。相对于宪政，民主的制度，未来中国，需要花上百年，甚至数百年培育的，是人文环境。中国今天，比起阿Q，比较文革，差别不大。由曹操发明、武则天大用，文革流行的告密制度，今天只是放进了网络。人与人相互设防，各自提防，已经到了非人的地步。制度源源不断地催生出新的贪官、腐官、败官，微博与举报，在源源不断地将贪官、腐官、败官拉进屠宰场、打进班房。
鲁迅在日本见多了中国人被砍头，说从来不以死多少中国人为意的。今天我们也不以死多少官员为意了。一个官员轰然倒台，社会响起一阵胜利欢呼。
平心而论，平民、官员首先都是人。在人生之初，他们有着一样的天性。只是官员被体制诱导，逐渐丧失了本性，人性恶的一面空前激发，他们通过手中握着的公权，将恶的一面无限放大。而平民没有放大的机会。官员在入仕前，他们也是一介平民。
好体制将人性恶限死在法的规则铁墙内，坏体制诱使人性恶从法的笼子里钻出来。只有诱人做恶的制度，没有生下来就注定要做恶的官员。
官员也是父母所生，他们背后也有一个大的家庭，如果制度诱惑他们去源源不断地送死，杀戒大开，社会总归会怨气聚结。当怨气变成戾气，互害社会形成，事实上每个人都将变得寸步难行。再健康的人，如果生活中遭遇太多的阴暗与扭曲的人，最终会一起走进疯人院。
这才是中国幸福梦的死结。
要打开死结，扳倒官员，需要用合法的手段，去达到合法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善的目的，而采取坏的、恶的手段。
衣俊卿“性道德”问题，撇开公权力侵人部分，即个人隐私和公权之间的连带关系，其他事实都是他的隐私。
记者柴静最近强调“群己界限”，不问私人问题，因为“这个信息对心灵产生共鸣没有任何意义，自己不想消费他人，也不想被人消费，这是群己界限所在。”
同理，衣俊卿的“性隐私”不宜放大，更不要拿“性道德”做文章。如果不着眼于案件中的事实侵害，而试图用高调的道德，做舆论的讨伐，应该看到，衣俊卿的后继者们，正准备从我们身上找到民众的土壤，继续让道德旗帜飘扬。如果再播德治与人治的种子，中国社会恐怕再难跳出“越反越贪”的恶性循环，“中国梦”只会堕变成“中国恶梦”。同类文章，请读《公民的烦恼》，（当当网）。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511847.html
依一家理论学说治国，必然百病丛生，鬼魅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