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留学生对大陆改革的看法（三）
看到这里，是否大家认为笔者的观点是要搞“从上到下”的基层组织而放弃“从上到下”的“计划领导组织”。绝对不是。因为那样做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计划领导组织可以说更重要。因为首先，“自发组织”确是“组织”。在普及和成熟了以后，是会比单枪匹马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更加稳定。但它们毕竟还是“自发”的。这就有一种各自为政的帮派的混乱的危险。（民主国家的民主法制也是相对的。其实也就是为着那些巨大的帮派以及国家或国家帮派服务的。因为这个“帮派”的特性，连他的政策外交都是相对的。老是拿西方有时的不民主来说大陆的不民主也不坏，其实是对自发组织的不理解）。大家都记得小时候时兴玩的什么东西都是由一股股风气影响的吗。大家做什么、社会甚至政治也会由自发组织的一阵阵风气来影响。这就一定须要有计划领导组织来统一规划管理来避免这些弊病了。同时，笔者觉得为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公民组织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是不能允许政治性的自发组织的。并且，也需要有政府的严格监督，让自发组织都是公开、公平和开放的。不允许拉山头，搞宗派。
第二，一个自发组织当做大之后，必然会产生领导阶层。当人数众多和层次增多后，“自上而下”的关系也自然形成。组织内外都需要更加统一的计划领导。
第三，这也是笔者安惠伟非常担心，而迟迟多年不敢写这种“制造混乱”的文章的原因之一。这就是中国有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允许、鼓励或者支持自发组织是否会引发分裂？自发组织实际上就是为着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每个公民自发的积极性、创造性、组织性。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没有能达到相同效果而更容易管理的方式？或者是控制组织人数，在组织里派代表。或者限制不同背景成员的比例。政府的参与管理肯定是须要的。总之，事在人为，这需要政府有更大的智慧和能力了。即使在美国，国际留学生众多的大学里，虽然各个国家自己的学生有着自己自发的组织，组织也必须在学校登记。学校还要在每个自发组织里派驻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辅导员呢。
第四，允许自发组织后，是否会产生“黑社会组织”等有害组织？这点其实和上面是一样的，也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和上层计划组织来严格管理了。一个自发组织的好坏，是由具体那个组织的宗旨决定的。不是发展自发组织的政府政策决定的。政府须要铲除有害的组织。我们还需要了解，不管政府有没有允许、鼓励和扶持自发组织的政策，在现在市场经济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黑社会、分裂、刑事犯罪和各种各样的有害组织都会出现的。这种有着强烈不可告人目的的组织，说不准早就存在。现在在政府的扶持自发组织，支持正义（也支持科技）的政策号召下，广大群众组织了起来，正义组织普及和成长了起来。有害组织的计划就说不定不那么容易得呈了。
第五，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家长制传统下，自主行动管理、不相信权威的愿望已经普遍不够强烈了。试问会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什么理想组织起来？（一个人在还是单身时期更易参加组织？）这时，又需要已经认识了草根、基层组织重要性的政府来激发人们久以泯灭的火焰了。其实，在美国自发组织无处不在，但并不是人人都是组织成员。在一个统计时段甚至大多数人们不是自发组织成员（虽然一个人一生中总有过参加组织的经历）。这就需要政府来给这些“脱离”组织的人们来有力领导了。同时，我们须认识到，不需要人人都要参加组织的。我们只需要组织普遍存在来提供先锋带头作用。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阅兵中，通过天安门有个标语的内容大概是“大力发展基层组织”？不知为什么媒体没有对他进行大书特书？是无知还是认为没什么，没有醒悟？还是笔者的大惊小怪？当然，这也只是个口号。和大家一样，笔者也发现，国内口号也说了不少了，可怎么老是没有一个大动作呢？这就说明没有前瞻性、没有视野和眼光了，没有这些就没有把握和自信，这就需要我们国外的思考过的人来大力提议了。当然也可能是政府担心控制不住局面，这情况倒确实要另当别论。想当年改革之初虽有“国营经济为主，个体经济为辅”的口号，可大陆南方媒体却是铺天盖地地刊登反映着政府支持个体经济的报道。现在政府是口头上口号不少，可实际行动上却和以前的经济改革有着天壤之别。真希望不要再喊口号了。说了那么多体制改革，可如果没有从下到上焕发起的自发动力；没有良好的广泛的组织；没有把官本位砸碎、打倒并踏上一只脚；没有坚强管理国家发展、同时又为群众组织保驾护航的政府，就不叫体制改革。没有在第二步对那些直接掌握群众利益的中层以下领导实行民选，就不是体制改革。有一种说法，说大陆的体制改革就是能让公民有序地参与民主。如果这个“有序”还是和以前一样被领导和管教地参与，这就不叫体制改革。如果这个“有序”是通过自发组织来参与（“组织”就意味着“有序”），而又在政府组织的引导下，这才叫体制改革。当然体制改革还包括了其他东西。就象足球，只有技术，没有干劲，踢不好足球。而这个干劲不是教育出来的，不是牢记什么“一个基本点，两个。。。，三个狠抓狠打，四个。。。”的华丽排比句说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涌出的自信、兴奋、 快乐、又野兽般的干劲，有同伴组织依靠的干劲。
好了，言归正传。再讲讲为什么在大陆大力促进从上到下的自发组织的同时也绝对需要政府从上到下的保驾护航。笔者想象，即使越来越多的自发组织出现，大部分也是什么“烹调协会”、“交谊舞协会”等娱乐、生活性质的“联谊会”。这些丰富生活的协会固然重要，也比没有任何自发群众组织好很多，但是对国家发展更需要的似乎应该是技术兴趣协会、金融协会、自发打黑协会、实业协会、公益协会等等，这时又需要政府出来加以引导了。其实人们可能还会说，不用引进什么西方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组织了，中国早有了。大陆社会中遍布的关系圈，不就是自发组织么？说起关系网，自发组织积极推动者可能会认为我们在学习西方好东西的过程中包袱太重。其实不要紧，在古今中外还没有看到过前进中只遇到有利而没有不利因素的。“关系”是中国特有的，但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关系是好的，他体现了中国文化沉淀的深厚。但是，“讲关系”的好处，在从下到上的自发组织里并不明显。大家并不能把“关系”里的“私情”部分带入自发组织中。这时就需要政府来规范维护从下到上组织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了。自发组织的目的是做事的，是有理想的。而“关系网”的目的可能更纯粹是为着私下的关系和利益。政府应保证关系网不能被带到工作中来。笔者建议既然有了真正自发的从下到上的自发组织，政府甚至可提出不再提倡“同乡会”等关系组织。对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笔者是比较欣赏的。
一篇文章曾说过，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大大小小的自发组织到处都是。可是一个在欧洲经商的阿拉伯大亨却哀叹，为什么我们阿拉伯人和这么多组织，关心的是安拉和宗教诫命，却没有人理会科学、文明和经济实业？为什么不能象西方国家的民众那样关心科学、发明、实用、工业、发展？所以，有这样的反例，特别是在中国的国情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缺少的。民众的关心潮流、组织的动向趋势，都可以由政府来领导，宣传部门来引导（美国也是这样）。而且，还可以由政府派代表轮流去基层引导组织向“正面”发展。这也是给这些代表一个“上山下乡”锻炼的机会。民众组织起来的热情和干劲，也可由政府来鼓励和指导。例如，现在不是有大批的大学生毕业后没工作吗？政府可以号召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他们在国内从上到下灌输过量大部分无用知识的教育下，基本没有多少创业赢利能力。但是可以在找工的同时鼓励那些有理想有志向的毕业生去熟悉钻研将来要在专业上掌握的技术。去组成不以赢利为目的的自发组织。自己想不出题目不要紧，政府组织可大量地派出各行各业的专家出题目、设目标、出谋划策，去义务地作“辅导员”、“科学代表”，去播洒为社会为科学为工业为各行各业作贡献而不求赚小钱的理想种子。甚至可规定只要在自发团队里积极参与作为，虽然没有工资，但在自发组织里的时间可以在将来正式工作后算为工龄。是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很多民众也已养成了盲目接受命令的奴才习惯。这时，才须要有一个有魄力的强大政府来提振信心、鼓舞士气，做大家的保护伞和信心支柱。当然，也不能缺少自发组织来真正调动全体人们的积极性了。（比较大陆和台湾。台湾领导没有大陆政府的魄力，但因为蒋经国后没有自发组织的限制，科研能力在某些新领域是超过大陆的。但最近又听说，在大陆的“外”资企业，只有台资企业最不乐意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又听说郎咸平建议大陆的外包企业和台资企业要学学佳能外包的细胞式（小团队）工作方式而不是单干奴隶式工作方式，可见台湾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六，自发组织和公民参与永远都有着巨大的重要性，但是要等自发组织成熟、健全、完善、发挥作用，却又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等大陆自发组织发展起来的时间，人家实力说不定已上升几个朝代。这时，强有力的政府及其组织，就是整个社会的保障。而且，没有政府，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保证。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看出政府的保障作用。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怎么办，自发组织出现帮派化情况怎么办，领导（不管是指派的、或是民选的、或是自发组织的）贪污垄断怎么办，等等。还有，需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公民意识增强后，公民组织才会发展。这就需要政府搞好经济。当然，如本文所述，没有公民组织的发展，经济不会真正发展上去。这是相辅相承的。
第七，发展了自发组织，并不是过去的技术积累都是浪费，艰苦的攻关可以省略。其实，发展了自发组织，只是扩大活跃了我们的思路和方法，解放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而需要攻克的堡垒还是要攻克，水平仍然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提高。在很多情况下，真正出来为大家冲锋陷阵打天下、取得荣誉的还是企业等从上到下的组织、中上层组织、领导计划组织。中外都是这样。因为基层组织是基础，是调动积极性的草根，是力量和活力的源泉，而中上层组织是精华、是拳头、是力量和水平。他们处在金字塔的塔尖，是世界上其它大部分弱国和强国的主要差别之一。不要忘了，大陆六十年来取得的举世惊奇的成就，战胜的一个又一个艰险是谁领导又是谁来实现的。大陆已经建成的相对齐全的工农业经济体系是怎么建成的。这中间藏龙卧虎有多少人才专家，也有一些世界级的领导、人才和技术。绝不能搞什么休克疗法，毁城容易建城难。大力发展自发组织，甚至在中上层组织内发展自发组织，只是为着搞活全体公民的思想行动，并有机地把人心组织起来，焕发出自心底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在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发现更多人才。说起大陆政府组织里的专家，他们也似乎受不了政府从上到下的单一管教了。笔者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专家，成了专家后往往最后还是移居国外。其中又有些在国外“作孙子”直熬到受到一定会有的歧视后，才认识到大陆从上到下“官本位”原来还是有“优点”，又想回来作官了。这不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悲哀吗？对但一从上到下管制的讽刺吗？
纵观世界各国，强国都有着广泛、自由、实干的自发组织，也有着建立其上的强有力政府和政府组织。而更大多数的弱国，他们的人民都没有好好地组织起来，更谈不上有强有力的政府了。他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强大公平的政府是他们最最宝贵的盼望和最最需要有却得不到的。而在大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已经在上帝的眷顾下摆在人们面前。但是成为强国的必要条件，普遍的觉醒的公民自发组织却没有。想想列强的历史，大概是先有公民的自发组织，再产生了强势的政府，再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在已有强有力的政府的前提下，在已知成熟广泛的公民组织是成为强国的重要必要条件的前提下，主动地自信地去大力发展他们。各样必要条件都具备和发展了，国家就发展。殊途同归，并不必计较是先自发组织还是先有强大的上层组织。
愤青们也不用再争吵什么拥毛还是拥邓了。没有老毛，强有力的政府建立不起来；而且可以看出来，老毛当时也是要在一盘散沙的国家里建起组织的。但这是一面倒的从上到下的组织。没有老邓，已建立起来的政府会变得僵化，经济濒临崩溃，对老毛的评价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经济体制改革，使伟人老毛老邓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和政府更加完善。现在，旧的从上到下管得过死的体制打破了。但是，新的体制并未完全建立。经济体制大概立起来了，但社会上的基层组织还未完全立起。现在，为把公民组织起来，我想大家绝不想退回已经证明为死路一条的、只有从上到下的老路吧。应该建立新的、有活力的、要求更高的自发组织。所以大家只能一起努力,再也不去计较谁有什么贡献。想想中国的现代、近代和古代，其实都在采用着从上到下的组织管理。不要认为过去的皇帝多昏庸，现代多英明。其实他们包括清朝已尽了最大努力。“中学为体，洋学为用”，同样失败。大陆的社会经济现在已发展到历史最好水平，现在是须要有一种思想飞跃了。（对于慈禧太后，笔者不太懂历史，不敢认为她也尽了努力。“宁予洋人，不予家奴”，因为她们这小撮满族统治者的“种族歧视”，是否但心自己满族的统治更胜过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不要说笔者对老毛有意见。笔者特别敬重老毛的胆识和魄力。他老人家天不怕地不怕，打出了天下。只要湖南人不搞极左的那一套，不盲目自大，本人敬重湖南人、四川人，敬重他们的血性和钢铁意志（老邓就有个绰号叫钢铁公司）。希望湖南人、四川人和一切有胆识的中国人为大陆再立新功。
本文不是用来反对大陆政府的，而是希望给政府和还未觉醒的民众根本改进的建议。看看老胡、温总为民呕心沥血的样子，看看温总孜孜不倦地顶着少数无知的人们包括留学西方的草包留学生的极左言论而教诲大家要坚持体制改革时，就体认到政府是真心实意地为着国家好，真心实意地想改正缺点的。试问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过这样集中精力为民办事的政府吗？（古代的明君一样也是从上到下的极权统治的）。如果把政府搞垮，现今中国还可以找到什么势力有能力能把这样巨大的国家大致管理得这样井井有条。在国家还在发展中相对较弱的阶段，没有坚决听从政府指挥的军队，没有强大的政府出面，谁还能替人们在国际上挺起腰杆。我们应帮助政府时刻控制住局面。我们要做的，不是反对，而是要支持政府变得更好。通过体制改革，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开放和自信，通过兴旺群众自发组织，而发现培养有品德、有能力、有动力的民众和领导人。与时俱进的政府在这过程中也会调整发展，通过措施例如民选来淘汰掉那些贪官污吏或阻碍发展的中下层领导。（说起草包留学生、或有些国内的的极左言论，是的，是有一些无知的极左分子为着坚信他们坚持的、稳固的体制，即使是西方搞得成功的民间团体随便说些什么对他们“信念”不利的话，这些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也会以为大厦将倾，吓得瑟瑟发抖、暴跳如雷。这些人在历史上有过的新生事物面前，从来是挡道者，或分享前辈拼来的利益者。当然，这些人中也有不少慎重的好人，也要一分为二嘛。）
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权利权利意识必然会增强。写到这里，大陆又发生了广州的所谓“保卫粤语”的游行。这时，人们的担心又来了。自发组织会不会使类似的情况普遍发生，风起云涌？首先我们要看到，发生这种情况时，大陆还根本没有出台什么鼓励自发组织的政策。这完全是地方经济搞好了（特别是远离首都政治中心的地方），而得不到政府的特别垂青、照顾的矛盾而产生的。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只有从上到下的管教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广东尚且这样，将来少数民族地区更是这样。政府也应该照顾到广东从近代以来确实为现代化作出了比许多其他地方更多的贡献，也为其他地方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算得清或算不清的好处和经验。但广东也应该想到政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倡讲普通话有什么不对？粤语是不可能消失的。认为只要是北方人就有“满清官场”的作派是井底之蛙；不抓教育，不学习文化不但远离了中华思想，其实也远离了人类包括西方的思想，是愚昧无知和大错特错的。（笔者不是专家，此段纯属瞎聊）
笔者想谈谈另一个最令笔者犹豫不决、迟迟不敢写此文章的忧愁。笔者担心，随着自发组织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当家做主的公民意识也会越来越强烈。在初期还没有实行中下层官员民选时，会不会有个别组织对个别无德无能、只上不下的“领导”产生不满而引发社会冲突？不同组织会否因为对这个问题或民主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引发动乱？更有甚者，会不会有人担心，会不会有团体用当时老共对付老蒋的办法来对付老共？笔者是坚决反对为了所谓“民主”而不顾一切的。民主只能渐进。“民主”急进则会产生动乱。在国家还不强大时，严重到会令国家四分五裂。相比之下，民主事小，而造成分裂则是千古罪人。不懂组织自觉，不懂“民主”，没有体验过民主、自发组织的人怎能搞好民主？思考再三，笔者认为自发组织的重点之一，就是“组织”。促进公民自发组织，是提高全体公民的自律组织性和容忍不同观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更是民主参与的一个很好的实践和锻炼方式。组织搞好了，社会也更稳定，公民也更成熟。个别的不满也可在自发组织和上层组织的共同关心下得到释放。政府可向公民宣称，“我们的政府，从此是一个支持鼓励公民自发组织健全发展的政府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公民的自发组织就没有保障”。如果对开放自发组织仍无把握，甚至可制订政策法规，只允许成立非政治性的自发组织。或者政府也可象当年经济改革那样，提出“政府组织为主，自发组织为辅”，促进自发组织的政策。或者规定所有自发组织的总部都必须设在首都；组织的方向宗旨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而公民可以自发地组成自己的分组织，但这些自发组织只能是这些在首都的总组织的分部，不能是其他名称和不同大方向的组织，成立后定期向总组织汇报。政府可以取缔其他的坏组织。这其实已经和当前情况很接近了。总之，事在人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总有智慧办法来保证安定团结。等到五十、一百年后，公民的组织早已发展成熟。公民能力、热情和参与的积极性早已得到满足，更加广泛的民主和中上层领导选举就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了。当然，政府组织将需要一起与时俱进的，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关于前面所说的动乱以及老共老蒋的问题，笔者建议政府应好好研究一下老蒋当时的错误和当时的历史。避免当时的错误才是关键。不搞只有从上到下的官本位、不搞贪污腐败就是关键之一。笔者还想强调的是，本文从没提政治改革。就象前面所说的，可以限制自发组织主要为职业性的、共益性的、生活性的、非政治性的组织，有所为有所不为。扯上政治，是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而中国还没有资本象强国那样搞两党政治。其实和上面所说的一样，是否会有这类“老共对老蒋”的组织，和政府发展自发组织的政策并没有太大关联，而是和政府是否是正确、得民心的好政府有关。没有自发组织政策，那些极端的坏组织照样会有。好象老蒋当时也是不允许自发组织的吧？有了发展自发组织的政策后，不但坏人有将被取缔的组织，好人也自发组织起来了，而不是靠政府强行管教而组织起来的。好人总比坏人多吧。 所谓大陆容易被坏人蒙骗的人多，这句话也不是永远都对的。这也是为什么从上到下的政府组织不可缺少，政府更要加倍努力、与时俱进的原因。总之，如前所述，自发组织并不是完全的政治革命。他只是向政治改革中间点迈进的一个可进可退、必不可少的稳重一步。
老邓说过，评价改革好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政府能否完全控制改革的局面。这太重要了。大力发展从上到下自发组织的力度，可以由政府控制局面的能力来决定。而且要考虑到不单是控制得住比较风平浪静时的局面，也要控制得住长时间险恶环境的局面。改革太快会产生危险的局面，不改革而造成民怨对官僚管制的痛恨也会产生危险的局面。而要掌控局面，主动和被动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主动的顺应引导民意更易掌控局面；而被动地招架必然会失去民众对政府能力的信任而导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而使国家四分五裂。回想当时苏联的改革，假如你是一个前苏联人，你应该既痛恨“右派”戈氏，也应该痛恨“保守”的“左派”。痛恨戈氏的是他搞改革而控制不住局面，让他在度假时被“保守派”给软禁。可“保守派” 也是令人憎恨的。他们居然也控制不住局面，在亿万民众的呼声下他们把戈氏又乖乖地释放。这样一下，底下各个民族一看到政府坐镇不住局面，纷纷独立。可怜外强中干的苏联，一下分崩瓦解。苏联人会希望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任何一方能控制住局面就好。如戈氏控制了局面，改革符合民意顺利成功，苏联更强；如保守派控制住了局面，苏联照样是超级大国，国土不会丧失。或是更加管制，慢慢走向失败；或是改革细水长流，迟那么几年发展也未尝不可。可这都是假设，苏联遭到了国家分裂、休克疗法、飞速堕落的下场。看到这里，我们该崇敬老邓。想当时八九民运后，九十年代初，“保守派”的理论、势力，坚持“姓社”，反对“姓资”的口号不比现在小。可老邓一出山，一南巡，一声令下，山河变色，亚洲及至世界的风景变得更加美丽。中国还是姓社，可在经济上的某些方面，比“姓资”的还开放。事实证明，老邓掌控了局面。
老毛说过，外国的经验要和中国的情况相结合。是的，笔者安惠伟的水平确实不够。笔者自己首先并没有很深的实践。本文过于幼稚、简单。其实，本文充其量就是把笔者体会的西方的更深层的东西介绍给大家。而关于大陆的情况，则希望人们千万能真正运用。而怎样应用，笔者并无经验。笔者之所以冒着被老成人的嘲笑，是因为大陆和西方的差距、和中国的平衡和谐文化、和唯物辩证法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大陆十几亿公民从下到上的组织和通道几乎为零、极度萎缩，或还处于担惊受怕的婴儿阶段。这和泱泱中华文明所讲究的平衡哲学比起来，是挺不正常吧。笔者还想说两句。很多来西方进修那么几年的访问学者，或者留学生，有不少是无知、“饭桶”、“草包”。他们来国外，不知是受国内的影响太深，还是不爱思考，总之并没真正学到东西。他们虽然挂着留过洋的招牌，可并不清楚西方的本质。这些人存在在各个层次上，与技能权位是两码事。拿技术来说，想想就知道，人家的东西是那么容易让你接触和学的吗？在另一方面，即使在西方成功的，也不能和国内需要的人完全划上等号，国内应有自己不拘一格的灵活标准。这可从这点上来理解：大陆的硬汉在国外很招人喜欢吗？又说说国内引进人才，海归们说回国一个主要问题是不能适应国内的关系网，这其实并未全面思考清楚问题。海归们不能适应的，是国内只有从上到下的单方向领导，只有奉承拍马的人或加上那么些听话好好干活的奴隶，才能成功。国内说是要提供好留住人才的软环境，其实，把学霸、官本位都给拉下马，就是最好的软环境。搞官本位，只能提供有限数量的位置，而对广大有真本事的其他人才，却只能说，对不起，你来晚了，已经没有位置了。这么大的国家，真正有主见有能力的人才数量可能连韩国都不到，更不用说其他西方国家。这不是怪事吗？大陆要的是更多的学术自发组织的中坚和排头兵，而不是官老爷。（而待遇，确实应该给他们高些，这也是实际的荣誉。）让我们张开双臂，真诚地欢迎那些炎黄子孙回来吧。
老毛还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才是最主要的。和他比起来，如果公民没有精神，不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的组织都是空谈。但这个重要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但也要在这郑重提醒大家。
唠唠叨叨，笔者安惠伟知道自己不少观点过于主观、天真、简单，有些事情并不是那方面的专家。笔者的文笔也很粗糙，没有文学素养。但笔者想要说明的道理却是非常简单，希望政府能尽快出台支持公民自发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政策。其实，一些可喜的事物早已悄悄在我们身边发生，如一些小区已经产生住户自治协会，非政府组织（NGO）的出现，北京已经试点允许自治程度更高的工会的产生，“基层自治”的提法已经出现，南方日报关于政改的社论，等等。如果说虽然没有政策，但大陆有些地方实际上已经这么做了，也希望政府能在全国公开宣传、大力推广并推出政策法规。想当年改革之初虽有“国营经济为主，个体经济为辅”的口号，可大陆南方媒体却是铺天盖地地刊登反映着政府支持个体经济的报道。现在政府是口头上口号不少，可实际行动上却和以前的经济改革有着天壤之别。记得有专家说过，大陆能安心搞建设的时间说不定还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大家对历史上大陆人民没有自发组织起来的困难局面应该是记忆犹新吧。等真的把发展的路子摸清，再有点波折困难也不怕了，波折过后更好重建。现在中国实行的是开放政策，民心还是支持改革开放的。此刻仍是出台新开放政策的好时机。如果当前一些矛盾激发，民心出现排斥新改革政策的倾向，那时要推行一些似乎西化，实则利国利民，实则通过吸收、创新、融会贯通而使中华文化更加自信的政策恐已太迟；或者是等到民众受到压抑的思想有一天终于爆发，那真是一片混乱，也是国之不幸，到那时再想出台一个慢慢“稳妥”的开放政策，可能就真是为时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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