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宣布“我们中间有叛徒”是否只是为了在今年的联邦预算中获得更多资金的一种策略（你永远无法排除这一点），为什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和其他安全和执法部门没有这样做？这个国家的机构追捕所谓外国影响力的两个最大的实施者——美国，其次是以色列？
联邦议会于 2018 年通过了《外国干涉法》。根据这些法律，外国干涉被定为刑事犯罪——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法典中制定此类法律的国家之一。
法律规定，故意或罔顾后果地从事“代表外国委托人或代表外国委托人行事的人或与外国委托人合作”或“该行为是受指导、资助或监督”的行为构成犯罪。由外国委托人或代表外国委托人行事的人。” 个人必须有意或鲁莽地实施“影响联邦、州或领地的政治或政府进程；或“影响澳大利亚民主或政治权利或义务的行使（无论是否在澳大利亚）”，列举两个最相关的动机。
然而，这些法律并不阻止代表外国进行登记游说。因此，所有那些通过为美国国防利益行事而发财的澳大利亚游说者可以高枕无忧了。
您可能会争辩说，外国影响力法的定义过于狭窄。他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家的其他形式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显然是为了影响政客投票和部长制定政策的方式。这些形式的影响力，有时以支付所有费用的旅行或资助大学的形式，也是为了赢得记者和研究人员的支持。
为什么此类举措不被视为非法？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家和媒体不对美国和以色列不断影响我们民主的努力表示担忧？
这里有些例子。
去年四月，麦克·威廉姆斯在该网站上撰文透露，美国驻堪培拉大使馆正在资助一个“下一代领导人的多元化网络”，以遏制澳大利亚的反美情绪。它资助了悉尼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USSC），“该中心承认它从美国政府获得了一些核心资金，并在华盛顿的公关推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22 年] USSC 在其网站上启动了一项计划，旨在将自己打造成澳大利亚领先的大学 AUKUS 中心，”Williams 指出。他还提到了彼得·迪恩教授，他参与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国防审查，但他还在传记中宣传说，他“目前领导着两个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澳联盟公共外交项目”。
这并不是说迪恩违反了外国干涉法，只是说他是美国政府资助澳大利亚研究的一个例子。
根据其披露的捐助者信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从美国国务院获得约 250 万美元用于“外交”领域的项目。
20 多年来，澳大利亚-以色列犹太事务委员会一直在开展一项计划，以影响有关以色列的决策者和记者。该组织的网站指出，“AIJAC 的 Rambam Israel Fellowship 计划每年都会资助选定的高级记者、政治家、政治顾问、高级公务员和学生领袖访问以色列。” “选择”这个词值得注意！这些旅行当然包括接触以色列政府官员。根据澳大利亚巴勒斯坦倡导网络的数据，讽刺的是，ASPI 在 2010 年至 2022 年间，澳大利亚联邦议员获得的以色列赞助旅行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尽管以色列是澳大利亚的次要贸易伙伴，但这一数字仍为 127，超过美国和中国。
税务律师马克·莱布勒(Mark Leibler)是以色列在澳大利亚最激烈的游说者之一，他在社交媒体上无情的评论和对政客的游说显然是在执行该国的命令。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此。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加文达 (Michael Gawenda) 在 2020 年出版的一部充满同情心的传记中记录了莱布勒不断游说以制止对以色列的任何批评。他描述了一次事件，利伯勒向时任总理陆克文发起攻击，并大肆宣扬亲以色列的朱莉娅·吉拉德。莱布勒否认了这一事件。同样，这并不意味着莱布勒犯了任何罪行，但他代表外国势力进行游说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他为中国游说，权力之门就会关闭。
让我们正确看待外国干涉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诡计。它们的设计初衷是按照 20 世纪 50 年代的风格，允许 ASIO 和政府对那些被认为与澳大利亚所厌恶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个人提出指控。但它们不能用来对付美国、以色列或任何其他盟友，无论这些国家直接或间接对国会议员、记者和其他人施加的影响有多大。
为什么亲以色列组织赞助去以色列可以，但亲北京组织赞助去中国就不行？为什么如果你是一名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学者，你会被警察突击搜查，但如果你是一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智库中工作的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却不会被警察搜查？
政府无疑会说，我们要求任何以色列或美国的游说机构进行注册。但这不是重点。仍然是外国影响。
答案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政治性的。
Greg Barns SC 是澳大利亚律师联盟前全国主席。
（谷歌翻译：Traitors in our midst: Australia’s 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 are a political r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