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迪米特里斯·康斯坦塔科普洛斯
关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和他的时代的四篇文章中的第三篇。苏联/俄罗斯的悲剧。您可以在这里阅读第一篇文章 https://www.defenddemocracy。
俄罗斯（还有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历的是一场巨大的“民主反革命”。保加利亚第一届后共产主义政府的部长迪米特里娜·彼得洛娃(Dimitrina Petrova)以非常有见地的方式描述了这一点：“东欧发生的唯一革命是权贵阶层的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它摆脱了任何道德责任。 ” “共产主义官僚”从管理阶层变成了拥有阶层；它的某些部分，特别是与西方及其机构和特工部门结盟，充当通向快速发展的“犯罪世界”的“桥梁”。
“民主”是推翻旧政权的口号，但正如亚历山大·布兹加林（Aleksandr Buzgalin）（https://www.defenddemocracy.press/alexandr-buzgalin-1954-2023/）曾经指出的那样，民主是一个希腊词意思是国家，或者人民、人民、公民大会的权力。那些领导反革命进程的人的目的当然不是要给人民任何权力和财产，而是要给人民任何权利和财产。就是把一切都据为己有。苏联“民主化”的考虑不周的实验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最终由特定的力量主导，直到 1993 年 10 月苏维埃众议院遭到袭击时，它才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西方的鼓励和热情支持；为掠夺苏联大量公共财产开辟了道路。在苏联，1991年我们没有走向任何民主。我们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走向了黑手党和官僚机构的所谓“民主”。
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苏联“社会契约”的暴力破裂、国家的解体、苏联的解体、联盟内存在的社会和民族关系的暴力破坏以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的破坏，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苏维埃俄罗斯正在以最糟糕的方式进行西方资本主义花了几个世纪才完成的根本性转变：经济领域与商业领域的分离道德。
当然，这种变化以一种极其颓废的精神氛围为前提，同时也造成了这种氛围。这在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伴随着维基百科类型的卡什皮罗夫斯基（Kashpirovsky）阿纳托利·卡什皮罗夫斯基（Anatoly Kashpirovsky）的各种创造奇迹的魔术师的出现 ，以及叶利钦和他的朋友们不受控制的煽动；它包括对西方的神化（大多数苏联代表将西方描述为“文明世界”，从而称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自己是不文明的）和犯罪的激增。最极端的自由民主党人在共产党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他们急于将一切私有化，并且毫不犹豫地不仅将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所有形式的乌托邦视为犯罪行为，同时神化撒切尔夫人和乌托邦。皮诺切特。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热情地欢呼……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的开业，将其视为新时代的象征——几年后，他呼吁对共产党人进行“纽伦堡审判”，但没有具体说明他本人是否应该受到审判）。另一方面，他们的反对者无法为该国提出替代计划，而宁愿简单地美化该国的斯大林主义甚至沙皇主义的过去，而不是严肃认真的
我写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个：只有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蒙昧主义、道德颓废、社会解体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统治，我们才能希望理解为什么对于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人来说，尽可能保持和发展理性、批判性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行动的传统如此困难和如此重要。他们的思想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而且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如此，但他们从未停止通过自己的榜样发挥更广泛的影响，成为社会和智力有机体中“稳态”的一个要素，处于混乱的旋转之中，提醒人们存在其他一些精神模式，人们不必在愚蠢之间做出选择。即使是一小部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潮流的存在也树立了榜样，并迫使所有其他意识形态潮流不要偏离一定限度。与此同时，它向后代传递了一些重要的、关键的思想，俄罗斯人民和任何名副其实的左翼运动在未来的战斗中肯定需要这些思想。几年来，俄罗斯青年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开始寻找马克思主义和左派思想；布兹加林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并给他们上了宝贵的教训。
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同志们仍然是通向苏联过去、通向苏联工人和知识分子斗争的桥梁，即使是在官僚机构的权力下，也是通向苏联官僚政权固有的社会主义要素的桥梁。他们并没有走向对整个苏联传统的极端拒绝；那不是他们的心态。亚历山大深刻理解苏维埃政权中各种非常矛盾的因素的共存，它所激发的巨大热情，以及它常常令人毛骨悚然的镇压方面，他在各种采访中都对这两方面进行了描述。他对“苏联人”持批评态度，而不是轻蔑态度。他对他有一种直觉——毕竟他不是这样的人吗？
尽管如此，俄罗斯人民经历的屡战屡败和国家解体的重压最终导致了冷漠，并恢复了俄罗斯历史上接受威权主义的长期传统。我记得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愤怒地对他说：“但是没有人对这些可怕的事情做出反应吗？”，他会强忍住痛苦，平静地接受现实，回答道：“所有这些俄罗斯公民能做的就是去投票。” 那时我远远没有想象到命运会让我在很久以后，在连续的民众/国家失败之后，在我自己的国家，处于同样的接受和被动的氛围中，这对当时的我来说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人民和个人一样，很容易从伟大走向衰落，反之亦然。
要评判像亚历山大这样的人，仅仅使用直接、切实的有效性或更广泛的接受度的标准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抽象地认为，他和他的同伙正在“逆潮流”行事，这场巨大的俄罗斯和全球“反革命浪潮”始于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猛攻，最终导致东方的解体。集团和苏联本身。它必须被称为“反革命”，因为它挑战了现代所有革命的中心要求，即人应该获得自由并成为他自己历史的主体。至少可以说，这一时期与拿破仑战败后欧洲盛行近三十年的反动浪潮有相似之处，
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在这场“反革命”达到顶峰30年后，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中国、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挑战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地位。证实了列宁一百年前的预言，即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所有这些人民的数量远远超过西方人。我们尚未处于社会主义胜利的边缘，但与 1989-91 年的单极时刻相比，我们已经见证了世界资本及其地缘政治表现形式——“西方集体”的同盟国家的显着削弱。
亚历山大和其他像亚历山大一样的人的价值在于，他们让蜡烛在恶劣的条件下保持燃烧，历史的狂风将其吹灭。
为左翼替代方案而战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不仅仅是一位理论家。在改革时期，他在政治上非常活跃，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流动性非常强。亚历山大发现自己领导了一场伟大运动，该运动团结了苏联工人集体，支持自我管理。正如他在 2021 年接受采访时告诉我的那样，“苏联境内一直存在民主共产主义反对派。这就是工人集体和企业的自我管理运动。这是一场原始的社会主义倾向的自我管理运动。”
但这一运动遭到了官僚机构、企业管理者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真正希望他的民主宣言能够在社会最基层得到实际落实。随后，矿工们在库兹巴斯、顿巴斯、沃尔库塔和卡拉干达（哈萨克斯坦）举行了震撼政权的大规模罢工，亚历山大参加了库兹巴斯矿工代表大会。他致力于形成一种“左翼自我管理的替代方案”，以取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倾向于的自由主义、亲资本主义和亲西方的方向。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工人都陷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环境中。正如布兹加林在同一次采访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西伯利亚）库兹巴斯罢工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表示，他们想要一个“民主市场社会”，工人将成为工厂和矿山的老板，每个人都会获得良好的工资，有强大的工会、独立的工人组织，没有权贵阶层，国家将由公民管理，等等。” 也就是说，一系列的幻象。
我还记得我接受希腊报纸《ta Nea》采访阿斯拉尼迪斯（Aslanidis），他是库兹巴斯罢工矿工的领导人，有希腊血统，他将他显然一无所知的西方作为文明方式的典范。生活。当时每当我与苏联工人交谈时，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私有化意味着他们自己接管工厂，同时保留他们在苏联企业中拥有的所有巨大优势，这相当于额外的社会工资。苏联工厂的工人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拥有免费的托儿所和学校、一日三餐并有更多食物可以带回家的餐馆、保健中心（提供初级医疗保健）、疗养院和儿童度假营、文化机构在新建工厂和企业的地方，为他们提供住房以及往返企业的免费交通。因此他们相信他们会保留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新优势。这就是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现实和妄想的意识水平。我什至记得，苏联解体后不久，当我前往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时，我问矿工领导人，工人们对于在……另一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家有什么看法。他们告诉我，工人们并不关心，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和老板的关系。他们对与他们有关的直接社会关系感兴趣，他们不认为自己对更广泛的国家问题有发言权，而将这些问题留给了老板。正是在这种政治和“阶级”意识水平上，苏联工人阶级被所谓的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所领导。这种政治水平，以及整个苏联社会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水平，让叶利钦这样一个败诉的人通过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成为俄罗斯总统并解体苏联（“如果生活水平下降我会掉到铁轨上被火车碾过”，这个卑鄙的人在实施美国人推荐的俄罗斯经济“休克疗法”之前说道，也就是说“经济等价物” ”中型核攻击。可怜的俄罗斯人不得不匆忙购买食物来储存前三个月的困难时期）。
我要补充的是，当这一切发生时，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的“行动者”对于戈尔巴乔夫向西方帝国主义让步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准备推翻苏维埃政权和解散苏联的方式的认识极为有限。苏联。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独立于世界的大陆上，就好像苏联是太空中的一颗行星一样。
开放性：射击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矿工们以及中产阶级（教师、医生、科学家等）很快就为那个时期的幻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崩溃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满足所有基本需求的社会状态人民的“从出生到死亡”都被摧毁了。我绝不认为这种结果（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不是（即使强大的“客观”因素朝其方向发挥作用）——一些非常优秀的美国苏联问题学家也同意这一点评估。在很大程度上，结果是由随机因素决定的，例如安德罗波夫的突然死亡。例如，我估计，在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苏联根本不可能采取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方向。如果小国古巴没有因为“客观原因”而崩溃，那么一个超级大国如果不“愿意”的话，它会崩溃吗？决不！
苏联领导层本身不仅以其举措破坏了该国局势的稳定，而且还攻击了（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苏联国家/政权和苏联存在的理由。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扰乱了商品的分配，而他不愿意在针对少数民族的大屠杀或黑社会活动的问题上以必要的严格程度强加国家权力，这与打击“官僚主义”无关。它也没有促进任何没有责任就不可能存在的“自由”和“民主”——它只是废除了任何统治国家的手段，鼓励混乱和难以治理。
但主要是公开性（透明度）运动彻底破坏了政权的稳定，不是因为它允许必要的自由表达和辩论，而是因为它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针对对不抵抗的民众的大众心理采取行动的方式。咄咄逼人的西式电视宣传活动。对这一过程的准确解释在一篇已经变得太长的文章的背景下是不合适的，但是，按照媒体（总是在党的控制下，记住）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他们基本上提出了间接但明确地让苏联人民陷入困境：你是否想要西方国家公民所享有的自由？你想要还是不想要他们拥有的繁荣程度？这当然是一场骗局，苏联公民买了一张飞往斯德哥尔摩的机票，而飞机实际上是飞往布基纳法索的，但没有人向他们令人信服地解释情况。该政权本身大规模采用西方针对其的宣传，最终只能导致其结果。
苏联人民确实受到了有关斯大林罪行的大量信息的轰炸，这些信息间接但明确地向公众提供，作为社会主义失败的证据，而不是背叛其思想的证据，使公民陷入负罪感和党内和国家官员陷入完全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卡罗蒂奇是《真理报》文学部主任，阿加约克曾经为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写过一些粘糊糊的诗，现在他发起了一场运动，以展示在内战期间处决沙皇及其家人的“可怕罪行”。当然，任何处决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但正如我有一天听到历史学家弗拉德伦·洛吉诺夫（Vladlen Loginov）对一群红白历史学家的助手说的那样：“不要太兴奋，这场争吵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道的方法可以把刺刀插进一个人的肚子里。” 任何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国家，为了继续存在，都必须尊重它。例如，法国人，无论他们离自己的革命理想有多远，仍然庆祝攻占巴士底狱，并在他们的警察局里悬挂革命的徽章；他们不会为路易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处决而哭泣。一旦它开始质疑创造它的俄罗斯革命以及以其名义建立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苏联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
需要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政治领导才能摆脱这种情况，特别是当事件往往呈现出灾难性的特征，遵循娜奥米·克莱因的“震惊主义”，并且不给人民和政治家留下任何空间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应该指出的是，几乎没有人预计苏联会解体（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是早在 1990 年就警告这种可能性的少数人之一）。每个人都看到这个国家分崩离析，但他们内心并不相信它真的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就连在幕后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华盛顿也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仅这一事实就是最终分手的主要原因。当即将发生的事情没有预见到，也没有人集中力量去阻止时，它实际上更容易发生。历史的河流更容易被引入没有人类良知和意志阻挡的河床。
也许有人会说，回想起来，苏联可能需要一场工人运动来捍卫自己免受领导层的侵害，但它确实没有这样的运动。
西方的角色
事实上，如果有一个战略大国，那不是苏联，而是美国。华盛顿从1917年10月起就开始了推翻苏联政权的努力，并且从未停止过，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历史上也许没有比苏联改革者期望西方能够成为他们在苏联政权民主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盟友更大的幻想了。还有比把敌人当朋友（或反之亦然）更大的错误吗？前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密歇根州流亡者斯利亚彭托克提出了普遍价值与阶级价值对立的理论，戈尔巴乔夫后来推广了这一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阶级价值观是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途径。马克思在工人阶级中看到了一种社会力量，它不仅有可能解放自己，而且有可能解放整个社会。“新政治思想”扭转了这一等式，将“阶级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观”的障碍。这为导致苏维埃政权“自杀”的国内外政策奠定了基础。
戈尔巴乔夫还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今天，当我们发现自己真正处于世界大战的边缘时，我们对世界和平感到十分欣慰。
我怀疑，即使是1991年8月“假政变”期间叶利钦在坦克上讲话的场景也是美国广告商的想法（我说假政变是因为在真正的政变中他们逮捕或杀害反对派领导人，他们不设立他们作为“民主大力士”出现的舞台）。这个想法是为了在苏联集体无意识中将俄罗斯总统与列宁 1917 年春天在彼得格勒火车站发表讲话时的形象联系起来，这一场景在所有苏联学童的脑海中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从将鲍里斯·叶利钦定性为左派、将叶戈尔·利加乔夫定性为右翼政客开始，欺骗无处不在，但没有大脑察觉并及时制止。
历史研究毫无疑问地表明了美国机构和西方机构在苏联解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从 1991 年 8 月的“假政变”开始的最后阶段，只需阅读《华盛顿邮报》就可以了解这一点文章或克林顿档案中最近披露的内容。
无论如何，阴谋都会存在，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自 1917 年以来，阴谋就被写入西方反对苏俄的政治之中，而且因为这种政治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的本质决定的。但阴谋就像细菌一样起作用，只有当有机体已经被削弱时才会成功。
秋季之后
由于篇幅有限，我无法进一步解释亚历山大·布兹加林在苏共被取缔后多次试图创建左翼政党（他在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代表“马克思主义纲领”）以及苏联的解体，以及失败的原因。他在 2021 年 8 月接受我采访时，这样描述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情况：“1990 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如此严重，左翼反对派唯一可以依靠的社会阶层就是普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工人）、工程师、教师、医生、公共部门工人、大企业的技术工人，都变得非常贫穷。他们必须每天不间断地工作 14 小时才能生存，这使得自我组织变得不可能。”
中央情报局担心 1991 年的社会斗争会因为休克待遇而爆发。它之所以没有发生，首先是因为许多工厂关闭了，本来可以崛起的工人阶级消失了，前往土耳其的工人靠运送和倒卖货物或从事各种卑微的工作谋生。其次，没有计划召集他们。直到1992-93年，来自新斯大林主义思潮的强烈群众反对才开始出现，能够以某种类似“苏联怀旧”的气息镇压莫斯科30万示威者。在此过程中，俄罗斯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将与叶利钦及其新自由主义且不一致的政策发生冲突，但它缺乏一个有能力领导与叶利钦及其美国顾问的胜利冲突的领导层。在美国的鼓励下（可能首先是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然后是克林顿政府），叶利钦将实现一场政变，解散并轰炸俄罗斯议会，造成 1500 人死亡，西方政府对此欢呼雀跃。这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叶发起的苏联民主化实验，并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抢劫，即对苏联巨大公共财产的抢劫铺平了道路。
布兹加林以他极少的力量果断行动，反对叶利钦和俄罗斯总统随后实行的独裁统治。当时我们共同努力，试图向以米歇尔·巴勃罗（Michel Pablo）为首的欧洲左翼人士签署的支持文本传播（米歇尔·巴勃罗 - 维基百科，他在呼吁中特别强调了欧洲左派的责任）俄罗斯武装部队保卫俄罗斯人民选出的代表并防止叶利钦的独裁统治。（根据记录，一些西欧左翼分子对军队的提及感到不安。他们希望“阶级斗争”只能用鲜花来完成，并且只限于他们喜欢的手段；他们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谷歌翻译：USSR 1989-91: The “democratic counter-revolution” of the nomenklatu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