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教师、记者、学者因批评加沙屠杀，以及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因提及种族灭绝而受到纪律处分，被带到纪律机构面前，甚至被解雇。反对这些专业人士的是一个游说团体，他们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即对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批评是反犹太主义的，因此有必要审查有关加沙大屠杀的评论。
审查制度确保从加沙和西岸停火开始，对巴勒斯坦自由持有强烈观点的专业人士应该受到压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公众仍然不知道这场所谓的战争的堕落程度。
审查制度在以色列和美国可能很普遍，在公共言论中禁止使用种族隔离、种族灭绝等词语。不应允许同样的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在澳大利亚恶化，但不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要求需要勇气，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表现得好像它最了解，有权影响政策，并且应该能够控制什么被说出并发表。
由 156 名以色列律师组成的团体向ABC抱怨该广播公司对加沙事件的片面报道。这个看不见的群体，我认为大多数是特权人士，似乎讨厌不受控制，因此他们决心接触国家广播公司中的权力人士。记者安托瓦内特·拉图夫因转发人权观察组织关于以色列利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的报告而成为目标。这些未透露姓名的律师赢得了审查制度的胜利。拉图夫被解雇。
天空新闻的一位有影响力的评论员表现得像反犹太主义监督者，引起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注意学校校长艾琳·迪布（Erin Dib）的亲巴勒斯坦立场，她恰好是国务部长吉哈德·迪布的妻子。兴奋的天空新闻报道就像在战争中一样：他们有一个“爆炸性视频”，显示一名学校校长计划在公立学校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如果对以色列军队不针对平民的炮制人道形象提出质疑，那么质疑者就必须受到纪律处分。真的吗？
类似的控制和审查工作也在医疗实践中发生。据报道，澳大利亚卫生从业者监管机构 (AHPRA) 已收到 59 起投诉，涉及医生可能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加沙杀戮和医院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投诉人称这些媒体帖子是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的，他们是匿名的，但 AHPRA 监管机构正在对所谓的异常医生进行询问，这些医生必须准备对这些未知指控者提出的指控的书面回应。
加沙的一名实习医生失去了五名亲属，他对自己国家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发表了评论，这说明了这种脱离现实的官僚荒谬的程度。假设医生分享其观察结果的自由必须受到限制，那么违规的医生就会成为调查的对象。
沉默是金。打破沉默的医生可能会受到谴责。真的吗？
面对加沙 25,000 人的死亡，以色列总理决心继续消灭一个民族，直到取得完全胜利，专业人士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自由地、无所畏惧地发言。就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而言，希波克拉底誓言说明了原因。
该誓言要求医生遵守基本原则，避免一切故意的错误行为和伤害。如果医生知道疾病的传播但没有报告，那肯定会被视为伤害。出于类似的理由，那些目睹了加沙末日屠杀却一言不发的医生，将无视他们的职业义务。根据希波克拉底建议的条款，他们有责任向世界介绍加沙，并应该为此而受到感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科学家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斥责他的同事没有对纳粹扩张和歧视犹太人迫在眉睫的危险发表评论。在《知识为了什么？》一书中，他指责社会科学家保持低调，只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兴趣来避免麻烦。尽管人们意识到欧洲的不人道现象日益严重，但学者们仍然保持沉默。他说，他们“在船沉没的时候教授航海知识”。
对加沙“战争”的描述以双方的严重不准确、因此不道德的形象为先决条件，因此需要审查来评估评论员是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巴勒斯坦。这种懒惰的二元幻觉忽视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一共同人类的生死利益。
在炸弹不再落下、在加沙的大屠杀结束之后，共同的人性必须复活。这种复兴现在可以通过促进言论自由、鼓励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种族灭绝的观察以及停止对坚持原则立场的勇敢专业人士的审查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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