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也确实如此。日军这次扫荡历经三个半月，号称“百日大扫荡”，四处制造惨案。鬼子的包围圈象铁桶一样，八路军缺粮少弹，营养极度不良，无力同敌人直接对抗，只能以小股主力部队+民兵地雷战配合的方式，阻挡日伪军攻势。杨成武重病不能指挥，黄寿发又在西线，率领二十团、二十五团抗击鬼子，东面的一团、三团和狼牙山腹地，就成了重灾区。
仅仅半个月工夫，一分区已经招架乏力。徐德操坐镇三团，一团跟他向来不和，两边极度缺乏配合，只能各自为战，司令部、政治部不得不分头转移。一团团长邱蔚决定，远道夜袭团山村，消灭日军正在修筑的炮楼，这样一旦被鬼子包围在狼牙山上，可以从这个缺口撤到三团的满城地区。然而很可惜，四三年十月八日夜里，一团拚尽全力，也没能拿下这个点，不得不在天亮前迅速撤退。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团的失利，同邱蔚战术呆板有关。邱团长的风格，一向是夜间强袭，日伪军都熟悉了那一套，平时早有准备，所以一团拚死奋战，始终打不开局面；相比之下，处在更前沿、压力更大的三团，就多次智取巧攻，拨掉敌人的据点，这是三团比一团灵活的地方。
由于日伪军拥有压倒性优势，一分区军民伤亡惨重，大部队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把司令部转移到满城的慈家台。一团只能以班、组为单位，留下零散部队在狼牙山活动，冷枪狙击敌人，没想到效果反而比大部队阻击要好，多次打乱敌人的扫荡和进攻。
图注：刘峰拍摄的“北岳东线沙岭子战斗指挥所”，其实也就是邱蔚的一团团部。此时的邱蔚，已经从老君堂迁至沙岭沟西面的山岭上，摆出了一副“困兽犹斗”的拼命架势，二线的团部都架起了机枪，随时准备成为最前线，双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照片上仅有的五个人，除了机枪手外，另外四位都是领导干部、新中国的将军——两个1955年少将邱蔚、宋玉琳，两个六十年代少将晨光（杨有山）、张如三，这也是一团四三年在一分区的最后一张照片。尽管几位团领导亲自上阵，但沙岭仍然失守，一团被迫在包围圈彻底合拢前，果断下令突围，退往三团防区慈家台，随后奉命开赴延安，结束了在一分区的历史。
注：一分区五个重要的革命地址：“南北周慈小”。在当年，这句缩略语是杨成武在狼牙山的一个总结，只有狼牙山的老八路明白，普通人说不出这种行话。南管头、北娄山、周庄都曾是司令部驻地，但到四三年，狼牙山根据地已经全面沦陷，昔日的南北管头村、周庄、小兰村先后被日伪军占领，一团无力攻坚，杨成武部被迫退出易县，把司令部安到满城慈家台。
值得一提的是进攻一分区东部的是六十三师团。这个师团出了一个后来的漫画大师，叫斋藤邦雄，有名的《陆军士兵よも やま物语》（《陆军步兵漫话物语》），就是他的大作，此刻担任机枪射手一职。凭借优势兵力与装备，他们击败了一团。
最黑暗的时刻，终于降临了。
毫不夸张地说，一九四三年底，不光是一分区，也是晋察冀边区的最低谷。没有兵，没有粮，没有弹药，根据地大量沦陷，由于营养极度不良，已经没有人能背得动重装备的零部件爬山，不得不把迫击炮和重机枪埋起来，靠轻机枪、掷弹筒维持火力，完全是山穷水尽的景象。从前的根据地大都成了沦陷区，吃不饱也穿不暖，士气低落到极点，不仅每天都有人当逃兵，老百姓更是成群结队地离去，一分区已经没有一个正式的县政府，只能把易县、满城、徐水、定兴四个县合并起来，组成所谓“易满定徐联合县”办公。谁要说日本一年多后垮台，大家都会以为他在说笑话，根本没人相信。
随便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到当时根据地的艰难处境：杨成武的司令部落在慈家台，就在不远的龙居村，四三年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那里有“十三个妇女过沟，其中八个青年妇女嫁给特务。有的妇女以三十元改嫁，有的以八十元伪钞卖身。”
所谓过沟，是指日伪军在根据地到统治区间挖的封锁沟，没有日伪允许的中间人（通常是本地关系广的一些人）带路，不能随便通过。特务的意思，并不指间谍一类奸细，而是当时伪军中的一个特殊“职务”：当年保定的华北治安军总部制定政策，农民当伪军，一个月有十二元华北“老头票”（日本乙种军票），但如果是从八路军跑过去的，可以享受“特务”的待遇，每个月三十元“老头票”。上面讲到的“有的妇女以三十元改嫁，有的以八十元伪钞卖身”，指的就是这种“老头票”。
一个从八路军跑过去的人，一个月的收入就可以娶个改嫁的有夫之妇，三个月的收入可以娶个未婚的大姑娘。而你呆在八路军，即使不战死，一个月也不过一元五角“边币”，贬值后购买力不过几角钱，有老婆也养不起，加上营以下干部不许结婚，只能打光棍，并在残酷的战争中随时牺牲、绝后。
如此显著的待遇反差，着实吸引了很多人，跑到鬼子那边去。
今天能看到这些统计数字，是因为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建议锄奸科把“中间人”杀掉，不许妇女出沟。由于牵涉到地方百姓，不是单纯的军人，锄奸科杨德才不敢做主，跑来请示杨成武。杨司令只问了一句话：“我们根据地能养活这些人吗？”
不等别人回应，杨成武就给出了答案：“当然不成，无粮，养不起她们，为什么不能放她们一条活路呢？她们在根据地无人可嫁，我们还管她过去嫁什么人吗？！”
不管威风八面还是势单力孤，杨成武始终理解和包容老百姓的需求，哪怕他们的觉悟并不高大上，甚至弃自己而去；这也是他人格中，最值得佩服的闪光点。而在这个消息传出去后，根据地大批百姓跑到敌占区投亲靠友，总军区负责经济工作的姚依林（就是王岐山的岳父）十分重视，专门派过人来调查，并留下了正规的文字档案，记录着那个难以想象的艰难岁月。
统计完毕的时候，总军区干部在新华社主任记者、从前的一分区宣传科长钱丹辉陪同下，访问过杨成武，并问了一个问题：“一分区有什么办法战胜眼前的困难？”
杨成武的回答很简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咬牙熬着呗！”
这是一个有点泄气的回答，却也是唯一的办法。没有后勤兵工，没有外国军援，守着一小块农村山地，连粮食都不够吃，却要同现代化的日军殊死搏斗。除掉熬以外，杨成武实在没有其他招数了。
敌后抗战打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光是中国兵同日本兵的斗争，而是一伙不识时务、身无分文的死板中国人，同日本人支持下的另一伙精明中国人之间，展开的殊死搏斗。前者贫困无助、粮弹两缺，只能靠朴素的信念苦苦坚持，随时可能死于战斗或疾病，一旦损失，连兵员都补不齐；后者则拥有强大的靠山背景，平时靠着优厚的待遇，青年伪军往往能选择最年青、最漂亮的女孩成亲，拥有稳定的收入和家庭后代。
杨成武理解普通百姓的选择，但他自己的态度，始终是不抛弃、不放弃，同鬼子和伪军死磕到底。命运之神也是公平的，杨成武既然没有放弃，她就在绝望之后，送来了胜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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