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封杀中兴，在中国引发朝野激辩（图源：VCG)
中美新一轮贸易战进入白热化状态，美国政府宣布了对中国大陆跨国科技公司——中兴通讯实施为期7年的禁运，期间中兴无法从美国公司那里获得核心部件芯片。正当雄心勃勃加速大国崛起之际，小芯片之争给中国朝野带来巨大震动，举国上下加入热议与反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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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由美国特朗普政府首先发起的贸易战，中美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此前作为强硬反击，中国政府决定对美国大豆征收惩罚性关税，这显然打疼了特朗普，众所周知，美国南部农业地区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大票仓。而随后特朗普将贸易战炮火投向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兴，显然也是打痛了中国政府。
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真正目标
对中美来说，贸易战不足为奇。美国制裁中兴，并没有涉及华为、小米、联想等更具实力的中企公司。并且对中国来说，美国制裁中兴也改变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但种种迹象业已表明，特朗普根本就不是对华发起贸易战那么简单，贸易仅仅是表象。
匪夷所思的是，特朗普口口声声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逆差，可他实行的措施却是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芯片。且其选择中兴下手，特朗普也为这场贸易战的性质做了特殊定调。
当今世界，信息产业因其超强大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国家全部产业的核心位置。“中国制造2025”也将信息产业摆放进了核心位置。而中兴作为中国仅有的几家高科技信息公司，在中国的国家信息化产业战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更显微妙的是，美国制裁中兴为时7年，恰好到2025年。
因而可以说，特朗普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中美贸易战，也不是中兴，他瞄准的和将要予以沉重打击的是“中国制造2025”，这场中美国家战略之争，最终目的是要遏制中国崛起。
增加上述判断可信度的是，在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中兴之后，4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话证实，特朗普政府正在寻求启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以对中企公司对美投资设限，核心政策意涵是阻断中国通过对美投资获得核心技术的道路。
核心技术卡住大国崛起脖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受困芯片这一核心技术，不仅仅是一个中兴。虽然看似中国出了很多大型高科技企业，如海尔，华为之类的，每年也对外出口很多的电子产品。但是作为电子控制系统核心的高级芯片，80%以上都需要进口。
国际范围内，电子行业的现状是，最好的芯片在美国，其次是日本、欧洲，再次是韩国)，最后是中国台湾。这也就意味着，中美贸易战后，中企获得芯片还可以转向日本欧洲和韩国。但这都要面临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种种风险。
日前有媒体消息指，欧盟诸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向中企公司倾斜发出了集体抗议。不管事实上中方是否存在这一倾斜，这都意味着，欧盟诸国有透过“一带一路”争议对华发起贸易战的潜在可能。而因为朝鲜核问题，中韩关系也时刻存在变数。
因而，在不确定性逐渐增多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大国崛起其实无法持久避开一系列核心技术问题。今天可能仅仅只是芯片，但只要中国不能解决自主创新，明天将会有其他核心技术问题卡住中国的脖子。
全球化走到今天，中国以往以发挥后发优势和技术追赶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亟待迈出独立研发和自主创新的步伐。
自由思想市场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亦有深刻体认，习称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其“大而不强”。习和中共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创造创新。
而创造创新需要一系列的硬件与软件环境。从硬件来说，中国需要从政府层面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研发的投入力度。
以高端芯片研发投入为例，除了中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外，国家层面上的其他科技计划基本上没有集成电路相关的项目和经费投入。2008年启动的“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及“极大规模集成电路装备及成套工艺”两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平均每年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研发投入不足40亿至50亿元，尚不及英特尔一家研发费用的5.2％至7.7％。
也许更重要的是软件投入。任何一个国家，其研究研发、创新创造都不是一日之功，而且也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创新创造是要政府、企业和企业家、工程科技人员通力合作的结果，尤其是要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个体创造潜能的开掘，除了物质认可之外，还需要营造一个没有束缚和心情舒畅的创造氛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其《变革中国》一书中历数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科斯断言，中国崛起以及创新创造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目前尚缺乏一个自由思想市场。
中国的现有政党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强化控制，尤其是在教育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强化控制。习近平上台以来反思苏联解体教训，将之归因于苏共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这一判断加剧了其后中共在各方面的加强控制。
比如中共不断加码的党管高校以及对网络安全的过度强调，都阻碍了生动活泼的自由思想市场的形成，而没有这一自由思想市场下个体的思想碰撞与激荡，创新创造就是一句空话。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亟待开展第二次解放思想运动。
邓小平的政治收放之道仍可资借鉴
文革之后，邓小平复出，面对当时中共从意识形态到体制的僵化保守和迷信盛行状态，邓以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从而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邓小平时代中共的政治特色以及邓个人的政治收放之道，集中体现于邓始终强硬坚持的两个政治概念，一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路线下，邓小平坚定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经济特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仍以普通党员身份南巡一举纠正政治航向，挽救中国改革开放。
在四项基本原则之下，邓小平坚定维护中共的统治和长期执政地位。
苏联解体后，邓小平总结经验得出结论，苏联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远低于西方的经济效率是主因，没有一个政权是单靠收紧政治控制就能长久维持局面的。因而中国只有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才能免于苏联式的命运。
今天的中共仍然能够从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收放之道中吸收养分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