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个东林书院，即“富人俱乐部”。可是谁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官商勾结的黑社会组织，是中国当时明朝帝国毁灭的毒源。这些个富豪们为了敛财，与皇亲国戚，宰相宦官，诸候县令勾结起来，骗取民脂民膏。肥了自己的腰包，却把国库搞垮，掏空。北方满族打过来时，手无缚鸡之力，结果是整个国家灭亡。
因此读史使人明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让富豪强权再次勾搭成奸。毁坏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现在，中国有个坏习气，即商人和官人同流合污，变成“勾肩搭背的朋友”。此后被舆论视为中国官商相处之道的指导原则，屡屡被引用。“勾肩搭背”这个词，一针见血地勾画了一些落马官员与商人交往中的畸形模式，这样的例子几乎比比皆是：李云忠，云南省曲靖市委原副书记，这位领导每个月都要上煤矿老板徐某家里“蹭”上二三顿饭，因为先后10余次收受了徐某1370多万元贿赂，徐某多次要求李云忠提拔其“推荐”的干部，李云忠都有求必应。徐某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部长”……。故事很长，可以持续讲到一千零一夜。
官商成为“勾肩搭背的朋友”有五种类型。A：长期合作型，一些手握实权的高级官员，不是随便吸纳商人进入朋友圈，只有少数知根知底的商人才有资格；B：家属中介型，有些“谨慎”的官员并不直接参与权钱交易，而是由家人私下活动参与企业经营牟利；C：结干亲型，一些商人与官员结为“亲戚”；D: 同乡会型，基于老乡情结，官员与商人组成帮会共同谋利；E：私人定制型，主要是商人揣摩官员喜好，然后投其所好，狼狈为奸。
官商勾结，源远流长。在中国官商勾结现象始于秦汉，明清时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十分猖獗。表现为商人寻求政治保护，官员寻求经济支持，形成利益共同体。历史上这种官商同盟获利、红顶商人暴富的现象，至今仍受到不少人推崇。以至于有了“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古代的官商勾结模式比较简单：政府垄断盐铁、矿山、海贸等暴利行业，一些商人为获得特许经营权，便千方百计收买官员。当代，官商勾结的规模、程度以及危害，都发展到了慑人听闻的地步。不过，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官商勾结产生的根源方面，当代与古代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要权力支配经济活动的格局没有改变，官商勾结的土壤就存在。
一位对白恩培行贿者说：“我原本做其他生意，利润微薄。看到人家投靠官员发了大财，就想走捷径。”对的，正当的政商关系，更有赖于官员的自律与他律。“要使官商之间能保持君子之交，关键在于如何配置与约束官员的权力。”要真正解决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还是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换言之，除发挥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外，还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权力的职能、范围、责任、运行流程，任何人不得越权。可是中国的法律施行情况不令人臣服，即有法不依。
大红人马云恰如其分地形容错位的官商关系：“‘红顶商人’。“胡雪岩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他说，钱和权是不能碰在一起的，做了生意就一定不能考虑你自己想当官从政，从了政你一定不能有钱，这两件事情就像炸药和雷管碰在一起，总是要爆炸的。”
马云说得比唱的好听。他最近搞了一个湖畔大学就释放了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尽管大学是一个讲学的地方，建立大学的精英们掌握着巨大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资源的中国经济领域的牛人，他们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权力交织。如果说以前的资本巨头还是以各自利益为战的话，湖畔大学的产生，则标志着资本巨头们有着合流的趋势。这是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局的新应对，也是这些精英前台人物不甘于被操控的命运而要想“独立自主”而建立的新组织。他们录取的新生不过30-40人，而且都是特级大富豪。所以，这个大学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新团体。
其实，官商联系或勾结在国外也并不罕见，川普政府即是一个官商狼狈为奸，勾勾搭搭的杂交政府。在美国体制下，对商人站在前台的抵触情绪很明显，所以美国政府目前很难有所作为。但是对于“联系”或“勾结”这个词如何准确地表述，马克思说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迟早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这其实是对官商（联系）或者说官商勾结客观性、必然性的最好注解。官员是政治上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群体，而商人是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他们之间的交集或勾结有着历史的因缘和规律。
在巴西，“庇护主义”成发展桎梏。庇护主义在巴西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官商沆瀣一气，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把政坛搞得乌烟瘴气；二是这种现象不受惩罚，促使国内的腐败愈演愈烈。国营的巴西石油公司（以下简称巴油）贪腐丑闻正闹得沸沸扬扬。当这个涉及40亿美元、被媒体称作巴西“历史上最大腐败案”，被反对派当做攻击现政府利器的同时。十多名公司高管结成一个贪腐集团，利用工程外包的机会，将合同总金额提高3%捞回扣。另外，在日本，韩国，印度，意大利，甚至美国，官商勾结并不是没有，不过在程度上，他们要比中国轻一些。
中国在历史上把当官看作正途，而商人无论多有钱，都被视为富而不贵。汉代规定商人再有钱，只能穿布衣，不能穿丝绸，不能坐豪车、住豪宅。商人觉得赚那么多钱都白赚，所以汉代有规定可以买官，从汉武帝时就开始有卖官鬻爵现象。中国官商勾结有三个特点：纵向历史长，横向范围广，勾结程度深。这和中国两千多年重官轻商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同这些年只搞经济改革而缺少其他体制改革的现状有关。
中国人见利忘义?为富不仁。中国人凡事言利，利字当头，只要有利可图，什么理想、原则、信用，都可抛诸脑后。而且中国人最容易被收买，中国人惯于送红包，彼此行贿、贪污腐败正是基于这种民族性。中共开国元勋从来不拒绝送礼，即使一包包子和一盒月饼。
我们必须认识中国人“为富不仁”的现象。因为中国人贪财，每每借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行事介于黑白两道之间。因此，发财后的中国人为富不仁，使普通人充满了仇富心态。中国富人还极少对社会捐献，因为他们狭隘的脑子里，装不下博爱与慈善的概念。
对照西方社会，企业家与资本家均具有社会责任感，懂得回馈之道。像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留下遗嘱将95%财富捐赠给非洲最贫苦的儿童，排名第二的巴菲特则将80%的财产捐做公益事业。面书CEO扎克伯格也是步他们的后尘，后来居上。他们曾经想鼓励中国富豪捐款，结果在中国遭到富豪的冷遇，中国企业家均托词避而不见。
有一个以「大善人」自命的假富豪叫做陈游标，多年前曾到台湾招摇撞骗，闹了不少笑柄；二○一四年一月，跑到纽约来公开吹牛，说他将出资十亿美元，收购“纽约时报”。结果，他只窜到该报总部大楼，至多见到一个门卫，就被打发走人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但是他到处吹牛，还编了不少奖状和戴了许多头衔，说自己是捐款大王。
中国人炫耀财富崇尚虚荣。中国是缺乏安全感的社会，中国人热衷于炫耀财富，除了满足虚荣心，还带有某种威慑力。中国新世代最喜欢「拚爹」，公开炫耀父亲的权势地位或财富来压倒他人，特别是那些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等，更喜欢展现党国权贵的声势和虚荣，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商业化，「拼爹」的现象更趋向白热化。以前郭文贵发财时是衣冠楚楚，行走于光怪陆离的高层中，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有呼风唤雨的气概。
不管怎么说，官商勾结还是满有用的。郭文贵启示在于，他的财富基本上是通过勾结位置很高的官员，骗取了一定的不义之财。在危急的时候又凭着几个电话和条子可以轻而易举赖掉，上亿元的欠款和罚款。也由于这种原因，他还非法掌握了一些中共高级人员的黑材料，成为现在与北京唱对台戏的砝码。所以，官商勾结乃中国腐败之源。
鸣谢：部分资料编缉于网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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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位于今江苏无锡市，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除了。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新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着。
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更是家喻户晓。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正是这个标榜“读书、讲学、爱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东林书院，在组织讲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东林党”，也正是东林党，敲响了明帝国亡国的丧钟。
东林党实际上成为当时地主、商人、官僚的代言人，他们鼓动商人不纳税，以“藏富于民”的名义让中央财政空虚，而官商阶层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最后的结果是崇祯皇帝打仗没有钱，眼睁睁看着满人入关，亡国。官僚商人与女真人做买卖，其中铁器火药交易又是重要的交易对象，这直接导致了女真人军力的崛起;
东林党显着的特征是：以讲学的名义聚集势力，最后这个学院不仅在朝廷里有大批的东林党高官，还在江南地主、商人阶层有广泛的支持，最后形成了官商大合流，成为明帝国的一个巨大毒瘤。
这个毒瘤已经形成一个生态，他们在言论上以清流自居，掌握了话语权，在政治执行层面上有官僚系统的支撑，在基层有经济领域商人地主的支持，真正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言有言而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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