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之九 --- 也说上山下乡
说起上山下乡，当今又成为了热门话题，有褒有贬，众说不一。本人下乡经历不长，半年有余，不足一年，不敢说对插队落户又多大的痛苦，更不敢说有多深刻的体会。我相信只有那些在农村尤其是最贫穷的农村蹉跎过漫长岁月的老知青才会有那种刻骨铭心的回忆。
还是先说说我自己那段不长的插队经历的前后吧。我是家中长子，后面有一个弟弟。按照我高中毕业时的插队政策，一个家庭可以任选一个子女留城。当时中学负责知青工作的老师也主动征询我本人和我父母的意见。我妈当时认为我在学校表现出色，身体强壮，下农村无论是在体力劳动还是政治表现都不会落人于后，日后定有招工回城的机会，虽然当时还没有任何高考的苗头。而我弟弟则生性忠厚，不善交际。我妈担心他以后下乡会被人欺负，也不容易竞争到招工名额。虽然我并不情愿去插队，但是也没有犹豫，服从国家安排，更服从家庭安排！我自己也有充分的信心。一定在广阔天地好好表现，最好能有机会推荐上大学，总之绝不会落人于后。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都记得当年有一部电影，名字叫“难忘的战斗”。主演是达式常，陈烨和陈述。故事说的是武汉解放后面临粮荒，党派了征粮队来到钟祥县双河镇太平集征粮，和以陈述为首的地主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下乡的地方就是双河人民公社，太平集是虚构的。
我被分配到社办养殖场，一起插队的有十多个同学，加上原来的老知青，共有二十多个。下去后我被选为了知青队长，重活脏活我都是带头干。根据大寨经验，工分是自报公议，我自报8分，但是知青人多，非要评给我10分，当地农民兄弟很有意见。如果我不被评为10分，其他的知青兄弟的工分就更低了。和农民弟兄争工分是我一辈子的愧疚。
我身高1.76，在中学是运动员，总是干最重的活。但是干不过当地农民。当地农民总是明里暗里要我出洋相，故意整我，我不恨他们，我也知道我不配挣10分。为了图表现，为了争取早日能回城，为了能在未来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只能忍辱负重，默默忍受。
几年前和当年的知青们一起回到了插队的地方，看到了当年耕作的土地，见到了当年和我们一起劳动的农民，真是感慨万千。我曾经插队的农村现在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为什么呢？是知青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还是学大寨的成果？
应当说我是幸运的，赶上了高考，而我的那些表哥表姐，堂哥堂姐门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先说我在北京的表哥表姐，两个都是初中生，一个下放到延安，和习主席做了队友，另一个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去延安的表姐也是个黑五类，没有习家走运，习爹一平反，就去了清华。而我表姐是文革结束后随最后一批知青返城，被分配到菜市场卖酱油，三十多岁才和同是知青的对象结婚。下放到黑龙江的表哥每月有工资30余元，相对好过些，也是最后一批返城，因为在黑龙江学会了开车，在北京当了个汽车司机。
再说我在南京的三个堂哥堂姐们。文革开始不久就随父母全家被赶到江苏省江都县的农村。江都是鱼米之乡，在当时全国的农村里算是比较富裕的。那里除了种稻，还种植很多经济作物，还养蚕。我去过了一个暑假，第一次看到专业养蚕，那桑田里的桑叶有蒲扇大小，而我养蚕都是采摘野生的桑树叶，没有我的小巴掌大。但是他们也是下放了很多年，直到文革结束，被落实政策才回城，也都是三十多岁才有机会结婚生子。
最惨的要数我爹三哥一家了，文革一开始就被赶回原籍老家，河北省正定县，就是习主席曾经领导过的县。当时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他们下放后没有工资，和当地农民一样待遇。我三伯身有残疾（在抗日战争时期负伤致残），根本不能干农活，全家五个孩子都没有成年，所以连饭都吃不饱，曾经多次来信向我家求援。我父母也多次寄钱接济。等到文革结束，我三伯早已因贫病交加而亡，几个孩子都没有机会受到正常的教育，前途可想而知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每一篇阅历都是人生的财富，无论这个阅历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应该问自己，有一些人生的经历是我们愿意尝试的吗？我们还愿意再次去尝试吗？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子孙后代走同样的人生轨迹吗？
我个人对于上山下乡没有刻骨铭心的痛，因为我下乡的时间短，体会浅，而且我当时对能够在两三年内回城信心满满。我的表哥表姐堂哥堂姐们每每谈及当年插队的往事，无不咬牙切齿。他们的青春是在每天的绝望中被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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