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时，我才两岁，所以对文革初期毫无印象。
我父亲在武汉工作，而我母亲在乡下教书，长期两地分居，直到我大学毕业后，一家才到武汉团聚，这在毛泽东时代时代是很普遍的现象。
我母亲师范毕业后，本来是城镇户口，俗称吃商品粮。国家三年大饥荒后，经济困难，很多人被下放，成为农村户口，我母亲也是其中一员。当时子女的户口是随母亲，所以我家兄弟三人后来都是农村户口。
我出生后，一直和我外婆在乡下住，直到14岁到武汉，一年后参加高考，顺利考上一所名校，正式跳出农门。
在农村14年，度过了整个少年时光，经历了毛泽东晚年时代中国农村的贫穷，见证了荒唐的极左政策和当地领导的愚蠢行为。我读小学时，全国搞农业学大寨。我们大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在我们小学附近搞劈山造田，就是把一个不大不小的山头挖平，改成稻田。我们经常去参加劳动。工地上插着很多红旗，红旗上写着 “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等标语。农民们喊着口号，在没有任何机械帮助下，凭着双手辛勤地劳动着，那场景终身难忘。休息时，书记拿着高音喇叭，厉声高喊：把地富反坏右押上来! 可怜的地富反坏右们，戴着纸做的高帽子，被群众批斗一番，然后大家继续挖山。
那座山头一年后终于被挖平了，可贫脊的土地怎能种庄稼？我上山捡柴经常路过那里，看到的是基本上颗粒无收的惨景。愚蠢的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农民把绝大部分的粮食交给国家后，自己都吃不饱饭。有几年，每年有三个月没有稻米，只有红薯。后来我见到红薯就恶心。更糟糕的是，后来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把农民的自留地充公，再给一块很小的自留地。以前，我外婆有一块很大的自留地，每年我种很多菜，改善了生活。可后来分给的自留地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大小，只能种很少的菜。
初中是在另一个学校上的，几个大队共一所初中，两年制。初一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当时，附近大队的农民把学校旁边的小山头挖平了，我们也一起劳动。后来我们学生自己烧砖，盖校舍，一年后还真盖好了一排平房。当时全国搞批林批孔，我还经常在学校大会上发言，写批判稿。
初二时，四人帮垮台了，不久传来消息说，全国要恢复高考了，那一年我12岁。从此生活的中心改变了，考上大学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