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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武斗
- 中国大陆境内
- 1966年—1969年
- 红卫兵团体
- 中国国力严重消弱
- 未统计
- 各个地区红卫兵首领
目录
背景
在《人民日报》1966年9月5
日社论中，毛泽东已经警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由于被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服，由此一些他们的派别如变色龙，中央支持哪派别他们就变成哪个派，原来鲜明批判对象被搞得大乱，互相参插，情况进入复杂，走入失控状态，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
上海
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是上海首先打响的。早在1966年底，上海两大派别组织的对立已呈白热化状态。一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赤卫队”成立之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是保上海市委的，成立伊始，就公开反对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的五项要求。经过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较量，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6年12月末，被“工总司”劫持的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于各方的压力，无可奈何地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帐。无疑，“赤卫队”要“算帐”，却找错了债主。这一情况经进京向张春桥汇报情况的马天水一番喧染，变成了“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并且还要搞全市性停电、停水、停交通、罢工等。很快，各种红卫兵小报纷纷出版号外，称“赤卫队砸了张春桥的家”。号外上还登有张春桥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署名发表的《声明》。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 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12月29日，“工总司”在上海衡山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由王洪文等人调集了十多万造反派成员，准备向“赤卫队”发起冲击。冲击“赤卫队”的情况，在当时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工人造反队员从下半夜两点钟左右开始向盘踞在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钟，近20000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袖章缴获下来六大堆。
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武斗中，“赤卫队”91人受伤。两天后，“工总司”发布《紧急通令》，在各级造反队把“赤卫队”大小头头统统抓起来。 之后，240多名“赤卫队”头头被关押。上海的武斗，只是全国大规模真枪实弹武斗的前奏。进入1967年夏天之后，由于林彪、江青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这其中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重庆
从1966年12月—1968年期间，重庆就陷于了空前动乱中。1966年12月4日，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成为重庆的首次大规模武斗。到1967年，重庆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815”派和“反到底”派。
1967年7月7日，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了枪弹，后来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和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和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
全国最大一场武斗是1967年7—8月间在重庆发生的杨家坪武斗。出动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死亡1170人，失踪600余人，共受伤3000余人，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谢家湾地区作为主战场，大受破坏。后经林彪、周恩来直接干预才停止。
杨家坪街道被焚毁近半，双方死亡100人。1967年的7月、8月、9月，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
从1967年夏—1968年夏，分别属于两派的重庆造反派组织共发生武斗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艇等军械兵器24次，各种原因死亡645人。
死者中年龄最大的为60岁，年龄最小的为14岁。其中部分为女
性。重庆武斗最后在政府和军方的压力下停止，两派头目随后都被判处无期徒刑。重庆武斗期间，有不下20处地方埋葬着死难者。正式的“红卫兵公墓”有3处。它们都是由造反派们建设的“烈士墓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现保有全国唯一的武斗公墓。
1967年7月31日—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
同日，武斗队又将坦克开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临近建筑被焚毁。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武斗，双方死亡40人。
广西
1967年3月30日，“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井冈山”、“东方红”等共16个组织共400多人，晚上在区首府南宁举行“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与机关一些群众组织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4月23日，“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组织400多人，冲击南宁一中红代会成立大会会场，双方发生武斗。5月2日，“支伍（晋南）派”组织万余人到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同时，“支韦（国清）派”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庆祝尽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双方队伍相遇，一场混战。
5月25日：“5-25”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另一派“4-22”进行辩论，要求其撤离。双方最后以石块、木棒为武器，展开激烈战斗。到晚上8点以后，双方前来支援者达五、六千人。直到第二天凌晨武斗才停息。在此期间，广西军区派出7辆宣传车，呼吁双方停止武斗，但无人理睬，最后双方只能派出救护车抢救伤员。5月26日，这两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后因暴雨忽至才暂时休战。双方各有百余人受伤。5月30日凌晨，因为支持“4-22”派的领导人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指责“党政军一小撮走资派”而挑起武斗。直接起因是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的《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在5点30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大规模武斗再度爆发。
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直接经济损失5万多元,双方伤2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这只是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4-22”组织与永宁公安局干警发生武斗。打死2人，打伤14人，其中重伤8人。所有户口薄和档案文件被付之一炬。同一天，南宁郊区“联指”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持，围攻“4-22”派据点“航运工总”、文艺体校。“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连续数天攻打《广西日报》报社，末克。清晨。“联指”调动工人、农民攻打“4-22”、“火种”大楼。当晚攻克。现场上，用钢叉叉死一人，6名“4-22”骨干分子被关押，遭到毒打，许多物资被抢走，有一名进攻者被气枪击瞎一只眼睛。6月25日，下午5时，“联指”组织人员，包围文化大院，用推土机推倒围墙，展开强攻，到7时左右攻进京剧团、桂剧团和木偶剧团。有20多名被围攻者负伤，第二天继续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被活捉，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和毒打，许多财物被盗。
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石块、木棍对打，连打两天，共有1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30多人。南宁“联指”调动近万名武装人员，攻击《广西日报》社文化大院、区展览馆等“4-22”据点，遭到猛烈反击。武斗中使用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双方伤亡惨重。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等“4-22”派据点，结果，联指死1人，“4-22”死9人。“4-22”武力封锁南宁邕江大桥，“联指”组织就出动三四百人，到晚上11点，密集的枪声仍然响彻夜空。
1968年1月，容县黎村频繁发生武斗。下旬，出现全区性大规模武斗的局面。2月15日，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4月1日，梧州市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开炮，部队前去制止，被打伤7人。4月30日，部队和民兵奉命围剿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5月1日攻克，俘虏40人。
阻止枪夺武器的3936部队一营军车被“联指”所属组织开枪扫射，打死5人，打伤31人。“4-22”与“联指”下属组织再次武装冲突，打死2人，炸死3人。解放军被造反大军包围后，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20多人，夺走枪支700多条。这场武斗又演化成对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另一场武斗。桂林市武斗升级，连续夺枪。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极其严重。南宁再次发生武斗。死62人，全部沉尸邕江。“联指”在攻打“4-22”码头时，请求炮火地支持，结果，炮轰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40多艘船只被击中，起火燃烧。“联指”与“4-22”再次武斗。开枪打死过路群众2人，伤多人。还施放催泪弹，致使200多人中毒。广西军区被炮火击中，伤战士2人。这场武斗延续到。据不完全统计，仅“4-22”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多名居民被抓捕，后来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市中心33条街巷被炮火击中，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攻击者的伤亡，总共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者达8445人。烧毁房屋2820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致使50000多名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达6000万元以上。
广西的武斗还在不断延续，愈演愈烈。而广西的武斗只是全国武斗的一个缩影。文化大革命到了1967、1968年，真正是“天下大乱”了。所幸的是军队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混乱。后来，毛泽东感到他自己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便动用“钢铁长城”来对付全面武斗。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才渐渐稳定住了动荡不宁的局势。
广州
在“文革”动乱最甚的头两年里，广州有过两次武斗高潮。一次是1967年7月到9月，另一次是1968年的5月到7月。这两次武斗高潮血案频发，对立两派武装冲突升级到战争层面。
1967年到了7月，广州空气中火药味日益浓厚，旗、总两派摩擦不断加剧。首次大型武斗前奏发生在7月20日。那天，坐落在广州市西郊的华侨糖厂两派从张贴标语发生辩论，进而升级至暴力冲突。参与者包括厂内人员、周边农民和少数中学生。到21日下午，旗派被包围人员得到接应突围，事件结束，旗派死亡8人，其中一名是糖厂副厂长，30多人受伤。此事激起旗派愤慨，广发通知，召集各组织，于23日下午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并抬尸游行示威。而此前，总派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广州总部”也拟定于23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两个聚集地相距甚近，而中山纪念堂又位于越秀山体育场进场需经之地，遂发生暴力冲突。总派学生（时称“主义兵”）有备而来，以纪念堂为依托截击游行队伍。冲突武器为匕首、木棍、砖块和少量步枪，较流行的是锯尖了的水喉管。伤亡人数有统计称50多人被杀，400多人受伤住院治疗，轻伤不计其数。
“七·二三”事件开始了广州“文革”第一个武斗高潮、治安失控的时期，随后街道联防、打“劳改犯”、省总争夺战等一连串血腥恐怖事件接连爆发。至9月2日太古仓事件和9月11日惨案，是这一时期的尾声。秋交会开幕前夕，广州派性武斗停息。
省总工会大楼事件的准确时间是1967年8月18日晚间。省总大楼原为胡文虎物业，楼体坚实高峻，当时在那一带是很有优势的制高点。该楼为总派所占据，而周边均为旗派势力，双方摩擦不断。旗派部署要以强攻拔下这个对立派据点，于8月18日晚，在强火力掩护下发动猛攻。双方使用了包括重机枪等各种枪械。旗派一面从下往上一层层攻打，一面从旁边的二轻大楼搭竹梯通向省总大楼的窗户，横腰“飞兵突袭”。总派则依据楼内坚固的防守工事层层死守。
“供电公司事件”是广州第二次武斗高潮的首件大型事件。发生在1968年5月22日，时称“五·二二事件”。四五月间是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这两年广州的特点是，凡到春秋交易会期间，都是社会最安稳宁静的时候。但两派矛盾仍在发展，交易会一结束，冲突即又爆发。事件始于供电公司内部两派相互张贴、覆盖、撕毁对方的大标语，冲突一爆发即已有人员伤亡。外面的旗派闻讯先来增援，有上百中学生和外面的人员进入大楼，并紧闭大门，把总派人员夹击于二三楼少数楼层。而总派也迅速调集千人包围了大楼。之后，双方继续调集力量，形成了两派相互多重包围纠结态势。供电公司当时设在泰康路华安楼。该楼建筑坚固，大门异常厚实，总派一时无法攻入。被围在楼内的少数总派有的被抓被杀，有的从三楼跳窗而逃。笔者当年还是泰康路小学学生，近在华安楼旁边。5月22日午后约1时许，三楼被围人员从窗口跳楼突围，有的摔伤了腿，还是逃出来了。顶层有对立派人员见状，取十数磅大铁锤瞄准。笔者当时站在马路对面原省侨办大楼外人行道上，亲见一人从窗口探身欲跃出，被高空砸下的铁锤准确击中头部，脑浆血浆喷溅一墙。这块血迹异常浓烈深刻，虽经刷洗，黯褐色的大块斑迹一直保留在华安楼二楼东侧窗台下，至80年代，该楼改作酒店后才被处理掉。
比较起其他一些城市，1967年秋对群众组织收缴武器还是有效的，至“五·二二”再爆发大规模武斗时，群众组织所用武器主要为刀棍，大威力武器极罕见。当夜，攻楼的总派在楼下纵火，也未能把华安楼大门烧开。至深夜，地方驻军接令，调动大批军力强行介入，中止了这场武斗。
“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于1968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连续发布的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布告。随即，军宣队、工宣队奉命进驻学校，全国实行军事管制，所有群众组织被解散，广州武斗也迅速平息下来。 [1]
北京
工宣队源于清华大学文革两派群众的武斗。1968年4月23日至7月
27日，由于两派组织"井冈山兵团"（以下简称团派）和"四一四"的论战与冲突，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斗"。
毛泽东1968年7月26日下午两点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指着地毯上铺着的清华地图，对与会人员进驻清华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63个单位参加的进驻清华大学动员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8341部队有关负责人等出席，部署次日进驻方案，这个大会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才结束。次日上午10点前后，来自北京61个企业、事业单位的3万多工人从除了北门之外的清华各个校门涌进清华园。
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他所派出的这些工人进驻清华（当时置身武斗的清华两派约有600余人）遭到了团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5人死亡，731人受伤。不仅没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在事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举措，而且这3万多工人到达清华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要平息清华武斗的决定。仅有工宣队极少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知道。正是由于不知道工宣队是毛泽东所派，这就不仅直接造成了严重牺牲，而且直接铸就了团派的政治灭亡。毛泽东派出工宣队不告知清华人，成为至今都难以破解的谜。由于团派武力抵抗工宣队而造成了流血牺牲，更主要的是由于必须及时制止全国性的武斗，毛泽东把工宣队当成结束大学文革造反派群众运动的马前卒。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发表的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确。此文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所写，由毛本人做了多处修改并确定了题目。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68〕135号文件）指出：整顿教"中央认为，育，时机到了。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到了9、10月份，工宣队进驻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已成为全国普遍的部署。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