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校长的冤屈得不到申诉，反思文革便是居心不良。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皆参加。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声称（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不久，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批评，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

因为一个小小的校长，而被毛泽东批评，这冤屈大不大？忒大了。

很快，北京师大女附中秩序发生混乱。

1966年8月5日下午2时左右，卞仲耘被打死。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

从那时起，卞校长的遗男孀王晶垚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理由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王晶垚的申冤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