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过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文革中被迫害高官鲜写记事，而曾经的“害人者”多数亲撰或由人代撰回忆录，他们都坐过十几年牢，都试图用文字为自己辩解，湔洗强加于身的污名。
不过，尽管传主的命运类似，但立场各不相同，对事件的表述也大异其趣：戚本禹不为自己羁狱喊冤，继续为毛和江青辩护，为文革叫好；陈伯达认识到文革的疯狂，主动承担罪责，亦不改对毛的效忠；徐景贤按中共的定论评说，但仍掩饰不了曾为四人帮集团一员的立场，轻批江青、张春桥等人，重责林彪集团的人事；而林彪干将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因冤情最深，反省也最彻底，他们如实揭示“毛文革”的责任及林彪事件的实情，客观臧否毛、林、周等大人物，是文革“野史”中最珍贵的证言。遗憾的是，正如他们三人在法庭上为维护毛、周及中共的形象，忍辱负重甘受不白之冤，邱会作和李作鹏还在回忆录末尾表白永远忠于毛忠于党。唯有吴法宪不同于他的愚忠、死忠于毛的战友难友，对毛的作为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他的回忆录便有了与众不同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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