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暧昧与过度防范从何而来？

  

  作家严歌苓在谈到东西方人的差异时，曾引用她的美国丈夫的话：“我们说yes就是yes,不像你们，嘴上说着yes，心里想的却是NO。”言下之意就是，西方人相对来说透明直率一些，东方人——或者今天就让我们透明一回、直率一回、勇敢地承认——中国人相对来说暧昧一些，再换一种表达方式，可以说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过于强大。

     这种观点，国人听起来，可能不是那么顺耳。

不幸的是，这个观点，在我与亲友旅居欧美的生活中，得到了印证。

刚到布达佩斯没几天，邀请青格勒一家到我家做客。他们移民这里两三年了，席间谈及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性格差异，青格勒这个豪气万丈的蒙古汉子，毫不忌讳地大谈感受：“匈牙利人很透明，初次见面就会敞开胸怀跟你聊，大家谈笑风生，明明白白轻轻松松很愉快，中国人却不同。如果你在匈牙利偶然碰见一个中国人，他支支吾吾地跟你聊上半天，你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因为他总是遮遮掩掩……以前，国内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很难打交道。”青格勒一边说，一边皱着眉头使劲甩脑袋。

时隔不久，我到奥地利去听一个大型讲座，与会者来自中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乌克兰等国。我很快发现，上前热情洋溢地主动和我打招呼的不是国人，而是老外， 而且，还有一个怪现象，很多中国人主动去接近老外，与老外握手拥抱，而同胞对却比较疏远（除了熟人之外），有的甚至用一种“拒腐蚀、永不沾”的态度刻意制造陌生感。我试着突破这层隔膜，刻意上前与国人打招呼，感觉大都给予保守和戒备的目光，如果伸手去主动握手，对方也就淡然一笑敷衍一下，而不愿意用心与你交往。

后来，在布达佩斯的好多次聚会上，发现有那么几个中国人带着小孩专门喜欢和老外交往，完全没有与国人打交道的意识。

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华人圈似乎没有那么突出。我听华盛顿的朋友说，他们那里的同胞（包括初次见面的）大都友好相待。有一次她和家人一道参加一个社区的美国国庆节庆祝会，同胞相遇，笑脸相迎，很是亲切。但其间有这样一个小插曲，让我的朋友很是不爽。她说自由活动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熟悉得再不能熟悉的身影——一位酷似她二哥的人，从相貌身材到言谈举止、一颦一笑，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好像她的二哥神奇般地从中国飞到了美国。她的家人也说像极了。她坐在远处，目不转睛地看着“二哥”，默默享受这种从天而降的喜悦，一个小时以后，她终于按捺不住孩子般的激动——因为她有好几年没有看见二哥了——于是就上前跟那位先生打招呼：“您好！”因为周围的噪音较大，他低下头仔细倾听，“您知道吗，您长得好像我的哥哥，真的太像了，像极了……”他含笑无语，很绅士地点点头挥挥手，旋即离开了原地，转眼间就在她视野里消失了。她尴尬地僵住了，突然意识到，他优雅的表情和动作包涵着极大的怀疑与冷漠，其潜台词无非在说：“别忽悠我了，哪来那么多和你哥哥相像的人！”她立即为自己的孩子气感到沮丧。她对我说，“假如是一个美国人，他会如何回答我？他肯定会笑逐颜开地说：‘谢谢你！如果我能暂时代替你的哥哥让你开心，那将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but,谁叫我们是中国人……”

我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

我在马里兰州参加一个聚会，中午吃自助餐的时候，我看见一位瘸腿的白人小伙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餐桌旁，旁边放了一副拐杖，看上去挺无助的样子。于是，我好心上前对他说：“请问，你需要帮助吗？”话音未落，一名中国男士端着餐盘走了过来，他的眼镜透着莫名的恼怒，眉头皱成疙瘩，用很生硬甚至有些粗鲁的口气说：“他不需要帮助！”一边说一边甩头。弄得我十分无语，无趣地回到座位上发愣。当我向朋友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拿我开涮，谁叫你这个阿姨级别的人长得那么年轻，给人以错觉，弄得那个人以为你对他的白佬小伙伴另有所图呢！”哈哈哈……笑过之后，我们不禁又感叹国人的敏感多疑，是多么可悲。

     中国人大多暧昧，防范心理很强，而且中国人特别防范中国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由，这个令人困惑的社会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谈到这里，不得不提及文化大革命。文革把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政治互害，推向了顶峰，其斗争的方式与手段之卑劣下流是史无前例的。干群之间、同事朋友之间、同学师生之间、街坊邻里之间、亲子之间、亲戚之间……均发生过一夜之间反目为仇，并将彼方至于死地的情况，因而弄得国人草木皆兵。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认识一位资深律师，学识渊博，在专业和人品上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她一辈子都不愿意和人深交，几十年来坚守一个原则：在本单位坚决不交朋友。也许我是她唯一深交的朋友了。她怀着愤愤而后怕的心情，向我提及数次，文革时，年幼的她亲自目睹了父亲被人揪斗揭发的种种场面，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人心之险恶，这是她对人类本质的最初的，也是永远无法更改的认识。

事实上，在文革以前，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早已让人们体验到了“人心之险恶”，据说，那时候划右派是根据上面规定的名额，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某高校某系开会定右派，最后只剩一个名额了，谁来做替罪羊？这时候张丞相望着李丞相，碍于面子，都不好意思当面揭发检举，这当儿，有一个人去了一趟厕所，回到办公室就得知被打成了右派。荒唐吧，可笑吧。后人在笑出眼泪的同时，可否想到，一个右派的下场就是被葬送一生，好比“陆犯焉知”那样。

毋容置疑，这种骇人听闻的政治互害与告密文化密切相关，而告密文化，从绵绵久远的封建社会就开始了，只是到了文革愈演愈烈罢了。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 从殷商开始到秦始皇、到武则天……到明清时期，一直沿用下来。

　明代是我国古代又一个恶政横行的政权。太祖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凭借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这在传统政治中可谓“名不正，言不顺”。朱棣为控制局面，稳固皇位，动用国家机器，实行特务政治，大兴告密之风。“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这个丁钰其实是踏着他人的骷髅向上爬，用他人的鲜血染红了官袍。明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特务机构都是前代所无、该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鹰犬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明史》）一名朝廷官员，只因在家阅读落马官员起草的文件时发出几声赞叹，竟被家奴告密，不仅抄没家产，而且脑袋搬家。

不仅官场中人如履薄冰，在民间也是防不胜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揖捕犯人的差役——作者注）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凌迟处死）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骂权贵者竟被分尸，其余三人吓得屁滚尿流，魂魄飞散，哪里还敢领取奖金。

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是惨烈的文字狱的主导者。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规模地实施文字狱，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据说清代有位读书人，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告密文化和文字招祸。  

追古溯史，我们看到了当今中国人裹得紧紧的厚棉衣里那颗脆弱而敏感的心从何而来的根由。

除源远流长的告密文化影响以外，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文本也渗透了极强的“防御意识”。

《增广贤文》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茶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不以我为德，反以我为仇。” “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兄弟相害，不如自生。”……这些包涵了保守排斥、敏感多疑的“经典语录”被我们的祖祖辈辈背得滚瓜烂熟，代代相传，使国人脑袋箍上了紧箍咒，并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天生的”具有强大的遗传基因的防御心理，就像万里长城那么坚固厚实——御“外族”于千里之外。

其实，《增广贤文》里还有一些语录，颇具具哲理性和积极乐观的意识。比如：“人老心未老，人穷志莫穷。”“记得少年骑竹马，看看又是白头翁。”“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夫妻相合好，琴瑟与笙簧。”“善必寿老，恶必早亡。”“贪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争他一脚豚，反失一肘羊”“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等等。这些金玉良言，对国人的道德良知，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但似乎不像那些消极意识那样，容易深入人心。

 

 民国时期的《厚黑学》则是从间接的角度，培养和提升了国人之间的“防范意识”。

《厚黑学》为民国年间李宗吾所作，他在厚黑学一书中，阐述脸皮要厚而无形、心要黑而无色，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他以刘邦、项羽、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等人物实例为主线，探讨论证厚薄与黑白如何影响成败得失。作者说：”偶阅《三国志》，而始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总而言之，曹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故曹操深于黑学者也；刘备深于厚学者也；孙权与厚黑二者，或出焉，或入焉，黑不如操，而厚亦不如备。之三子，皆英雄也，各出所学，争为雄长，天下于是乎三分。”“吾于是返而求之群籍，则响所疑者，无不涣然冰释。既以汉初言之，项羽喑哑叱咤，千人皆废，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亦由面不厚，心不黑，自速其亡，非有他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

在厚黑学这里，《增广贤文》的“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已经变异并明确表达为“宁可我负人，切莫人负我。”

作者感叹：“人之智慧，有时而穷，人之精神，有时而困，惟田夫厚黑，予生俱生，阅世愈多，其功愈著。得其道者，磨之不薄，洗之不白。面可毁，心可死，而厚黑之灵，亘万古而不可灭，则知人禀于天者富，而天之爱乎人者笃矣。”

总之，一言蔽之曰：拥有厚黑者得天下。即是说厚黑者治人，非厚黑者治于人。

厚黑术作为一种处世哲学和方法问世以后，被政治家、阴谋家奉为圭臬、视为争权夺利的锦囊妙计。有的政治家未必懂政治学，但却熟谙厚黑学。尽管作者曰：“用厚黑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是极卑劣之行为；用厚黑以图谋众人公利，是至高无上之道德。”然而，信奉厚黑学的公利者到底有几多呢？

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与此同时《厚黑学》在地摊上开始现身，后来登上书店的大雅之堂，并在商界和民间广为流传，迄今为止，还有专门培养厚黑术的网站。职场和商战中博弈的双方各自在心里揣着“厚黑术”，又时时提防和揣摩着对方的“厚黑术”，可谓怀着“鬼胎”，防着“鬼胎”。有的甚至把这一套运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中。很显然，厚黑学对国人固若金汤的防御心理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告密文化和启蒙教育文本、现代的《厚黑学》等处世哲学和建国以来的阶级斗争及其政治运动对构建国人的防范心理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重大影响。

此外，当下中国社会的丑行——经济互害，也导致人们不得不随时做防范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