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LS通讯》第19期：常务理事万里教授：兖州兴隆寺、塔建置沿革及名称演变考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万里教授
万里教授:
中国湖南省
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17年4月当选为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摘要：兖州兴隆寺之名最早见于隋代仁寿二年（602），名为“普乐寺“，是隋文帝诏令第二批在全国建塔安置佛舍利的五十三（一说“五十一”）个州寺之一。该寺院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改名为“中兴寺”。于神龙三年（707）二月复改名为“龙兴寺”，是该寺院沿用时间最长的寺名。自此，该寺与全国八十一州所置“龙兴寺”一道，成为该州地方官府于国忌日举行行道散斋等宗教活动的场所。该寺院在元代初年曾经因兵乱被焚毁。明代初年该寺院重建之时，因政治原因改名为“兴隆寺”。在明代，该寺院仍然是当地寺院和僧侣管理机构“僧纲司”所在的重要寺院。该寺寺塔首度修建于隋代仁寿二年，以安置朝廷颁送的佛舍利。现存之塔基与唐代咸通十一年（870）十月所造立之“朱常庆等《陀罗尼经》幢”之间有一定关系，故其基座甚至基座之上的若干层塔身，也可能是唐代甚至更早的遗物。现仍保存在兖州市博物馆的五代后梁乾化二年（912）正月龙兴寺残碑中亦提及寺塔，故可以推断，唐至五代时期，该寺院始终存在着寺塔。宋代嘉祐八年（1063）再次建塔。该寺塔于清康熙年间因地震被毁，在对基本保持完好的下部七层稍作修整后，再于其上修建石栏和六层子塔，形成现在所见寺塔之形制。
万里教授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兖州兴隆寺因其寺塔中发掘出佛骨舍利及许多重要文物而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在历史上，该寺曾经有过普乐寺、中兴寺、龙兴寺、兴隆寺等寺名。然而，这些名称分别是在什么历史时期出现？因何而改名？该寺院之寺塔历代修建情况及其形制状况如何？史籍记载简略、混乱且相互矛盾。笔者以为，弄清楚这一问题，不仅对廓清该寺的历史很有必要，而且对将来进行该寺的修复工作时予以命名，也很有意义。
一、普乐寺考
关于兖州兴隆寺的建置年代，隋代之前因史料记载阙如，姑置勿论，但至迟在隋代初年该寺即已存在。
《隋书》云：“仁寿元年……六月……颁舍利于诸州。”据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记载，这批受颁舍利的共有二十八州，分别是“雍州仙游寺、岐州凤泉寺、华州思觉寺、同州大兴国寺、泾州大兴国寺、蒲州栖岩寺、泰州岱岳寺、并州无量寿寺、定州恒岳寺、嵩州闲居寺、相州大慈寺、廓州连云岳寺、衡州衡岳寺、襄州大兴国寺、牟州巨神山寺、呉州大禹寺、苏州虎丘山寺（原注云：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刹物及正库物造。）、秦州、瓜州、扬州、益州、亳州、桂州、交州、汝州、番州、蒋州、郑州（原注云：右此十一州随逐山水州县寺等清净之处起塔，出物同前也。）”。这一批颁送舍利之诸州共为二十八个州，其中有十七个州列出了具体的寺院名；另外十一个州则只列出了州名而未列具体的寺院，只是要求“随逐山水州县寺等清净之处起塔”。在上述颁送舍利诸州名单前之“隋文帝立佛舍利塔”文题下，有“二十八州起塔，五十三州感瑞”注语，正与名单所列二十八州相互印证。
但是，另有文献记载，这次首批颁送舍利的州实为三十个州。隋文帝《立舍利塔诏》云：
门下仰惟正觉大慈大悲救护群生津梁庶品，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见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倡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山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専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诏文中所谓“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寺者，于本州内清净寺处建立其塔”，指的是：列出了寺院名的州，即在所列出之州寺建塔；未注明寺院的州，即在该州有山水处的寺院建塔；如该州山水风景宜人之处原来没有寺院，便在州域内清净之处的寺院内建塔。由此可以看出，选择安置供奉佛舍利的寺院，不是考虑其规模大小、历史短长以及是否有名僧主持等因素，而是注重其“有山水处”或“清净之处”，故所选寺院的规模不一定庞大。并且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没有附带提供建塔专项经费，而是收取民间信众自愿施舍之每人不超过十文钱的布施，不够时再动用各州府库的财物以作补充；加之为全国统一部署的工程，所给予的时间不是很长，故所建佛塔规制不一定十分庞大。
又隋·王劭《舍利感应记》亦云：
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之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延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髙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坐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诸沙门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皇帝曰：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其后处处表奏，皆如所言。
值得注意的是，安置舍利，“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入于铜函石函”，表明所有的佛舍利在供奉安置于塔内时，都是用了琉璃器皿和金瓶盛装，再安置于铜函和石函内。后世修建佛塔、安置舍利，一般都是运用这些器物和采取类似的安置方式。
又隋·安徳王雄等撰《庆舍利感应表》云：“……去夏六月，爰发诏?延请沙门奉送舍利于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时起塔。”隋·王劭《舍利感应记》及隋·安徳王雄等撰《庆舍利感应表》均列出了三十个州的州名，与《法苑珠林》所载两相比较，增加了青州和隋州。为何有此差异？因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无关，姑置勿论。但正是由于“二十八州起塔，五十三州感瑞”，印证了隋·王劭《舍利感应记》中所云之“皇帝曰：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其后处处表奏，皆如所言”，故于次年，即“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三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已下，县尉以上，废常务七日，请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钱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应者别録如左……”。
兖州即在这第二批颁送舍利五十三个州的名单中。正是依据前述“于本州岛内清净寺处建立其塔”的原则，故“兖州表云：敕书分送起塔，以瑕丘县普乐寺最为清净，即于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谨即经营，以为函盖。初磨之时，体唯青质，及其功就，变同玛瑙，五色相杂，纹彩焕然。复于其里间生白玉，内外通彻，照物如水，表里洞朗，鉴人等镜”。
同为唐·释道宣所撰之《续高僧传》记载了奉勅送舍利至兖州瑕丘县普乐寺建塔安置之“谙解法相兼堪倡导者”的僧人为释法性。该书卷第二十六云：
正在兴建中的兖州兴隆文化园舞台部分效果图
释法性，兖州人。少习禅学，精厉行道。少欲头陀孤游海曲，时复入俗形骸所资，终潜林阜沈隐为任。开皇十四年，文帝东巡，搜访岩穴，因召入京住胜光寺。仁寿之年，敕召送舍利于本州普乐寺。初营外函得一青石，错磨始了，将欲蓥饰，变成马瑙，五色相杂，文彩分明。函内斑剥，杂生白玉，凝润光净。函之内外，光如水镜，洞照无障。当入函时，正当基上白鸟一双翱翔缓飞，绕塔而转。塔西奈树枝叶并变为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禅定延住供养，遂卒于寺，八十余矣。
又元·梦堂昙噩撰《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云：
隋法性，兖人。少习禅学。孤游海上，虽以分卫，时入聚落，然于声名势利之地，一迹未尝践也。文帝东巡，搜访岩穴，因诏入京，住胜光寺。仁寿置塔，又送舍利于州之普乐寺焉。大禅定者，帝于末年特为性造也。后果终于此寺。
至此，兖州普乐寺便与佛舍利塔结下跨越千年的不解之缘。非常清楚的是，所有早期文献的记载均表明，在建塔供奉佛舍利之前，兖州普乐寺便早已存在。然而，后世文献中关于兖州普乐寺的创建年代，记载却非常混乱，而且大多将普乐寺的寺院创建时间与佛舍利塔的创建时间混同起来。如谓其创建于隋代开皇年间，明万历年间（1573）《兖州府志》载：“兴隆塔寺在府治东北隅，隋开皇间（581-600）建，高十三层，中虚，可登顶巅，有尉迟公修建年月。”此乃误读了一些文献中之关于隋代开皇年间隋文帝信奉佛教并崇奉佛舍利的记载，毋庸赘言，而“尉迟公修建”之说乃民间附会，下文将予论及。又谓其创建于隋代仁寿二年，如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于慎行《兖州府志》卷之三十五载：兴隆寺“在北门内大东街，旧名普乐，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建。太平兴国七年（982）改为兴隆，王禹稱有记（《重建兴隆寺三门记》）。殿庑门阶，规制恢宏，古塔十三级，隋时物也。今府县朝贺，肄礼其中，僧纲司在焉”。明代万历年间朱泰等纂修之《兖州府志》载：“兴隆寺，在府治东北。按本寺旧名普乐，隋文帝仁寿二年建，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改为兴隆。”《大清一统志》载：“兴隆寺，在滋阳县北门内，仁寿二年建，旧名普乐，宋太平兴国元年改名。王禹偁有记。有古塔十三级，髙峻入云，隋时物也。”清《（雍正）山东通志》卷二十一载：兖州府……滋阳县，“兴隆寺，在府治东北，本名普乐，隋仁寿二年建。浮图高十三级，宋太平兴国七年改今名，有王禹偁记”。更有将其误载为唐代所建者，如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二十三载：“兴隆寺，在府城东北隅。唐建，旧名普乐，本朝改今名。”这些文献中关于瑕丘普乐寺（兖州龙兴寺、兴隆寺）的创建时间、寺院及寺塔名称的演变等记载虽然各有舛误，但部分记载对考证该寺院名称及寺塔修建在后世的发展和演变却颇有价值，后文将进行讨论。
顺便提及，作为隋代官方指令建塔供奉佛舍利的寺院之一，兖州普乐寺在教界的地位乃至社会地位肯定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以致于普乐寺所在的地名都因该寺之名而更改，并延续到后世。撰刻于唐代咸通十四年（873）的《来佐本墓志铭》载：“来氏……享年春秋七十有二，终于兖州。……以咸通十四年岁在癸巳□月廿九日，于兖州瑕丘县普乐乡临泗城阴村郡城东北六里平原礼葬。
二、龙兴寺考
1960年兖州兴隆塔下读书的女生
历史上，兖州的该寺院主要经历了“普乐寺”、“龙兴寺”至“兴隆寺”的名称演变。那么，“龙兴寺”一名究竟在何时出现、因何而改名、该名称延续到何时才更改为“兴隆寺”呢？
前述文献均记载，后世所出现之“兴隆寺”一名，为隋代“普乐寺”名的直接更改，甚至将宋代初年著名文士王禹偁（954—1001）所撰之《大宋兖州龙兴寺新修三门记》篡改为《重建兴隆寺三门记》，以削足适履，误导后人。
王禹偁所撰之记文，原碑文收录于清乾嘉间毕沅与阮元合编的《山左金石志》卷十五，题为“《大宋兖州龙兴寺新修三门记》，前乡贡进士王禹偁撰，翰林待诏朝请大夫太子中舍同正司徒俨书并篆额”，落款为“皇宋太平兴国七年十三月廿三日记”。《山左金石志》之编者在记文前识语中称：“《龙兴寺三门记》碑，太平兴国七年十三月立，行书，篆额。碑高六尺五寸，广二尺六寸五分，厚一尺二寸。在兖州府龙兴寺。‘大宋兖州龙兴寺新修三门记’，额四行，字径三寸。”又在记文之末识云：“右碑凡二十一行，字径一寸。王禹偁撰文。禹偁字元之，钜野人。九岁能文。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咸平四年出守蕲州。卒年四十八。此碑立于太平兴国七年，是未第时所作。而文之华赡若此，洵可观矣。文内‘处太平之代’，误作‘伐持’；‘直心于觉路’，‘心’下脱‘于’字；‘牙’乃‘互’字之讹。末行题‘皇宋太平兴国七年十三月廿三日记’，案是年闰十二月，故云十三月也。碑侧列寺僧、施主姓名，凡四十五人，皆不录。”遗憾的是，被《山左金石志》编者认为并不重要而“皆不录”之“碑侧列寺僧、施主姓名，凡四十五人”的名录，恰恰是研究龙兴寺历史的重要资料。该记文所述“龙兴寺者，东兖招提之甲也”等文字，正与碑题《大宋兖州龙兴寺新修三门记》相印证。此外，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六亦收录此碑，称：“《龙兴寺新修三门记》，王禹偁撰，司徒俨行书。太平兴国七年十三月。按是年闰十二月，故云十三月也。山东滋阳。”
清·顾炎武撰《金石文字记》中也谈到了王禹偁的《兖州龙兴寺修三门记》这通碑文，该书卷二云：“《淤泥禅寺心经》，正书，贞观二十二年三月。今在京师城内西南隅秀峰寺，其末曰：大唐贞观二十二年三月吉日建立，误作‘三十二’以‘三’字改成‘弍’字。按贞观止于二十三年，此碑疑是后人伪刻。然予见《兖州龙兴寺修三门记》，宋太平兴国七年刻，亦以‘八’字改成‘七’字。古人碑碣之文亦有草率若此者。此碑又曰：‘宫官张功谨、敬徳监造。’今山东、河北寺院多云创自敬徳，或谓是尉迟敬徳，非也。敬徳名恭。考许敬宗所作神道碑及本传，并无镇幽州事，亦不当列于宫官之下也。又史言尉迟敬徳晚年闲居，学延年术，修饰池台，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交通宾客凡十六年，而不闻其事佛。”顾炎武所言“亦以‘八’字改成‘七’字”，显然是搞错了，因为只有太平兴国七年有闰十二月，次年没有闰月。但是，顾氏所言“今山东、河北寺院多云创自敬徳，或谓是尉迟敬徳，非也。……尉迟敬徳晚年闲居，学延年术，修饰池台，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交通宾客凡十六年，而不闻其事佛”，以证前述明代万历年间（1573）《兖州府志》之“兴隆塔寺在府治东北隅，隋开皇间（581-600）建，……有尉迟公修建年月”的记载是有问题的。因为尉迟恭（敬徳）的生卒年为隋开皇五年（585）至唐显庆三年（658），即使到了开皇年间之末，他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并且他在晚年信奉道教，“学延年术”，“而不闻其事佛”，决不可能在开皇年间或者其后某一时间参与甚至主持修建佛教寺院。《兖州府志》中之“尉迟公”的称谓，显然出自民间附会，此“公”非“恭”字误刻，而是民间对尉迟恭（敬徳）的尊称。估计这与后世河北、山东一带民间俗信尉迟恭（敬徳）和秦琼（秦叔宝）为辟邪镇宅之神灵的信仰有关，谓其所监建之寺院或其他建筑物，有了他们的名号，可以百邪不侵。传世金石碑刻中似此记载经常见到，因偏于本文题旨，略过不赘。
正确记载王禹偁记文名为《龙兴寺新修三门记》的文献还有清代《钦定续通志》，该书卷一百六十八称：“《龙兴寺新修三门记》，王禹俑撰，司徒俨书，行书。太平兴国元年。滋阳。”只不过将“王禹偁”之“偁”字误作“俑”，将“太平兴国七年”误作“太平兴国元年”。
就笔者所见资料，最早留下篡改王禹偁记文痕迹的是明代朱泰等篡修之《（万历）兖州府志》。该志书卷四十八“寺观·滋阳县·兴隆寺”下载录了王禹偁的记文，没有标题，但文中将“龙兴寺者，东兖招提之甲也”改为“兴隆寺者，东兖招提之甲也”。为何要改动以及改动的依据是什么？因无记载，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有原因的，下文将予以讨论。此后，清《(雍正)山东通志》亦载录此文，题为《兴隆寺记》，文中相应文字亦改作“兴隆者，东兖招提之甲也”。清《(雍正)山东通志》晚出于《（万历）兖州府志》，前者似乃根据后者而来。此后所出之文献，以讹传讹，大都承袭于此。追溯始作俑者，在未找到更早的材料之前，恐怕就是这部《（万历）兖州府志》编纂者。至于误改的原因，则似与前述明代以降之文献中大都认为兴隆寺乃普乐寺直接改名而来有关。这些文献的舛误，误导了对王禹偁记文的更改，而王禹偁记文的被更改又反过来“证实”了在北宋初年“兴隆寺”一名就已经出现。相互“误证”的结果，便是将该寺在自唐代至明初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被称为“龙兴寺”的事实掩盖下来而湮没无闻。
兖州兴隆寺塔地宫中所出之题刻于宋嘉祐八年（1063）十月六日的“安葬舍利”碑文，以及现仍保存在该塔第六层西廊内壁之嘉祐八年三月□的建塔题名刻石，证实了至迟在北宋中期，该寺仍然名为“龙兴寺”。往前追溯，王禹偁的记文则将“龙兴寺”之名的年代前推到宋代初年。
《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四“杨瑊”条载：
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经藏。有法宝大师者，常于灵神佛堂之前见一白衣叟，如此者数日，怪而诘之。叟曰：‘余非人，乃杨书记宅之土地。’僧曰：‘何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兴造不辍，致某无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祸之？’答曰：‘彼福寿未衰，无奈之何！’言毕不见。后数年，朱瑾弃城而遁，军乱，一家皆遇害。杨名瑊，累举不第，为朱瑾书记。出《玉堂闲话》。
《玉堂闲话》为唐末五代人王仁裕所撰，该书亡佚于宋元之际。此条笔记所载之神鬼之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可表明，在唐末五代时期，兖州龙兴寺之名已经存在，而且，当时的兖州龙兴寺还是一个有着多院落之比较大型的寺院，才有“第一院”乃至可能有更多以数码排序的院落建筑。此外，樊英民先生著录一块五代后梁时期的龙兴寺乾化残碑，上面亦有“龙兴寺”字样，可与《玉堂闲话》所载相互印证。这块残碑，可能就是晚清滋阳县岁贡生周元英撰《滋阳县乡土志》卷四所载之于“（清代）道光初得之西关土中，移置东南隅文昌阁内”的那通“残碑”。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四著录有两通关于兖州（滋阳）龙兴寺的唐代碑文，分别是：“《龙兴寺尊胜经幢》，正书，咸通六年（865）四月。山东滋阳。”“《龙兴寺陀罗尼经并序》，正书，朱长庆等造，咸通十一年（870）十月。山东滋阳。”这两通碑均收录于清·毕沅等编《山左金石志》中：
龙兴寺陀罗尼经幢，咸通六年四月立，正书，凡八面。石高四尺二寸，周广四尺八寸。在兖州龙兴寺大殿后。右幢末二面刻记文，首题“维大唐咸通六年四月十八日龙□□住法师凤霄发愿立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壹所”云云，后列施主姓名，余六面皆经文。每面之首尚有佛象一躯。题名中有衙前兵马使、副兵马使、同正将讨击副使等衔。
朱常庆等陀罗尼经幢，咸通十一年十月立，正书。幢高五尺八寸，凡八面，每面阔七寸五分。在兖州府龙兴寺塔右。《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原注：经文不录）。《尊胜陀罗尼幢赞并序》：“最胜殊妙，甘露行门。佛秘密心，大揔持印。入三昧之枢辖，会万法之要机，陀罗尼之微旨也。佛顶尊胜者，佛陀波利自天竺以来传，誓睹文殊，入清凉而不返，因流梵唱，大布寰中。其有竖幢，刹于四衢，饰芳辞于百宝。尘霑影触，罪□销泮于朝阳；心诵目□，福海潜盈于夜注。清信士朱常庆等卅余人，并英髦间代，礼乐超伦，家流敬诚，门光善瑞，从居浮幼，不染尘嚣。虽服儒冠，□□□戒。共输金□，合建洪因，立贞石以刊真文，树良□而雕相好。追琢将就，爰命纪时。乃为赞曰：佛顶章句，微妙难名。梯航万汇，福利群生。雕镌翠炎，耸立于庭。霑风度影，垢灭尘轻。琢玉字以光焕，镇宝彩以晶荧。期劫石而将朽，斯巨祉而无□。院主僧□□。”右幢文七面，凡五十六行，字径五分。末一面上刻序赞八行，下刻年月及施主姓名七行。序称“树良□而雕相好”，是幢间尚有佛像也。
上述两通碑文，将兖州”龙兴寺”一名出现的年代前推到唐懿宗李漼咸通年间。然而，《寰宇访碑录》卷三又收录有“《兴隆寺僧九定等造象》，正书，先天二年（713）九月。山东滋阳。”另清·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卷三亦著录有：“《僧九定造浮图记》，正书，景云二年（711），山东滋阳”。罗振玉《补寰宇访碑录刊误》称：“《僧九定造浮图记》，正书，景云二年。振玉案：此碑已见孙（星衍）录，列先天二年，复出，当删。”表明罗氏认为《兴隆寺僧九定等造象（记）》与《僧九定造浮图记》为重出之同一碑记，然而，他未能解释为何两碑之标署年代不一的原因。笔者以为，造象与造浮图（佛塔）是明显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加之所署时间不同，应该不是指的同一件事情（功德）。但是，《兴隆寺僧九定等造象（记）》比《僧九定造浮图记》在功德主之前多了“兴隆寺”三字。如果此三字确实为原碑文所有，那么在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亦即唐懿宗李漼咸通年间之前的一百五十余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兴隆寺”之名，这便很难解释该寺院之名称从普乐寺到龙兴寺到兴隆寺的历史演变事实。清·毕沅等编《山左金石志》著录有此碑，称：“《僧九定等造象记》，先天二年九月刻，正书，石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二寸。在兖州府兴隆寺大殿壁间。右石中凿为龛，刻佛象五躯，四周题‘大唐先天二年九月十二日僧九定等造象记’。”据此可知，该造象记题名实为“大唐先天二年九月十二日僧九定等造象记”，前面并无“兴隆寺”字样，这几个字是《山左金石志》的编者于清代在山东访碑时，在当时“兖州府兴隆寺大殿壁间”见到，因该碑出自（所在地）于此，故清·孙星衍编纂《寰宇访碑录》时，在该碑文题前加上了“兴隆寺”字样，以致可能产生误导。
如前所述，“龙兴寺’一名出现的年代已经从北宋中期追溯至了晚唐时期。该寺院之名的出现时间实为唐中宗神龙年间。神龙元年（705）二月，唐中宗复国，但仍然沿用武则天的“神龙”年号不改。由于李氏子孙认为，国柄从武周手中夺回，仍号为“唐”，是为“中兴”，故于中宗复辟之神龙元年二月，于天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佛教寺院）、观（道教宫观），以式标昌运，光赞鸿名。然而，有人对此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妥，宜以“龙兴为名”，“以归事实”。此事之原委见于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十八：
龙兴寺在（东京）宁仁坊，贞观七年立，为众香寺。至神龙元年二月改为中兴寺。右补阙张景佚上疏曰：伏见天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观，固以式标昌运，光赞鸿名，窃有未安，刍言是献。至如永昌、登封创之为县名者，是先圣受图勒名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更改。今圣善、报慈题之为阁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徳，古先帝代未之前闻。况唐运自崇，周亲抚政，母子成业，周替唐兴，虽有三朝，而化侔一统，况承顾复非，谓中兴夫？言中兴者，中有阻间，不承统历，既奉成周之业，实扬先圣之资。君亲临之，厚莫之重。中兴立号，未益前规。以臣愚见，所置大唐中兴寺、观，及图史并出制诰，咸请除中兴之名。直以臣愚见，所置大唐中兴寺，龙兴为名，庶望前后君亲俱承正统，周、唐宝历共叶神听。上纳之，因降敇曰：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陶正。中兴之号，理异于兹。思革前非，以归事实，自今以后，不得言中兴之号，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诸如此例，并即令改。
唐中宗为此于神龙三年（707）二月颁布了《不许言中兴勅》：
敕：朕承天宰物，光宅中区。嗣祖宗之丕基，承圣善之洪业。向明冕扆，实奉成规。往自永淳至于天授，奸臣称乱，鼎运不安，则天大圣皇后思顾托之隆，审变通之数，忘己济物，从权御宇，四海由其率顺，万姓所以咸宁。唐、周之号暂殊，社稷之祚斯永。天宝实固，所由于兹。朕所以抚璇玑，握金镜，事惟继体，义即纉戎，岂若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陶正。中兴之号，理异于兹，宜革前非，以归事实。自今已后，更不得言中兴。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诸如此例，并即令改。
前述《唐会要》所载唐中宗神龙元年二月“于天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观”，以及唐中宗《不许言中兴勅》之“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等文字表明，当时天下各州所置名为“中兴”的不止是佛教寺院，还有道教宫观。何谓“置”？就是在各州各选择一所现存的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赐以名额。兖州普乐寺就在这批被选择命名的寺院、宫观之列。据此，兖州这所寺院应该在神龙元年二月至神龙三年二月短短的两年之间，还一度名为“中兴寺”，而后改名为“龙兴寺”。虽然并无直接的史料记载，但可以从当时其他地方类似之寺院、宫观的改名中予以佐证。
宋·施宿等撰《会稽志》巻七载：“龙兴寺，宋太始元年建，号香严寺。唐神龙元年改为中兴寺。神龙二年改为龙兴寺。初，五王既诛张昌宗兄弟，中宗反正，复唐室，称中兴，故寺、观有名中兴者。已而武三思用事，五王及祸，遂以为母子相继不得言中兴，凡名号有中兴者皆改易如此寺是也。”会稽龙兴寺经历了由原本之“香严寺”到“中兴寺”再到“龙兴寺”的寺名演变。又《唐会要》卷五十载：“龙兴观在崇教坊，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勑道士秦英祈祷得愈，遂立为西华观。垂拱三年改为金台观。神龙元年又改为中兴观，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复改为龙兴观。”京都龙兴观经历了由原本之“西华观”、“金台观”到“中兴观”再到“龙兴观”观名演变。
各州龙兴寺以及龙兴观被国家行为纳入全国统一的赐额命名之列后，便被赋予一种统一的职能，即在国忌日举行行道散斋等宗教活动。《唐会要》卷五十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准式，以同、华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国忌日各就龙兴寺观行道散斋，复请改就开元观、寺。勅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宜就开元观、寺，余依至正元五年八月十三日处州刺史齐黄奏，当州不在行香之数，伏乞同衢、婺等州行香。勅旨：依其天下诸上州未有行香处，并宜准此，仍为恒式。”由此可见，兖州龙兴寺与全国的龙兴寺、观一道，自唐中宗神龙三年（707）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的三十余年的时间内，都必须参与和组织已经成为“恒式”之于国忌日举行的行道散斋等宗教活动。当然，这对该寺在教界乃至社会上地位的提升和发展不无助益。
在笔者所见文献中，兖州龙兴寺的名称一直到元朝初年还曾经出现。元好问（1190—1257）于元宪宗七年丁巳（1257）夏五月二十五日所撰写的《告山赟禅师塔铭》中，记述了兖州籍僧人告山法赟禅师及其弟子龙兴（寺）汴禅师事迹，其中述及：“汴落发于告山赟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归，赟公去世已久。师生于正隆初，而殁于兴定之末年，年过六十。但以丧乱之后，时辈凋丧，师之行事无从考案，至于卒葬时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时事耳。呈子尝试听之。师讳法赟，出于兖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嵫阳明首座。大定间，以诵经通得僧服，即以义理之学从事。根性颖利，同学者少所及。游参扣诘，洞见深秘。得法于告山明和尚，嗣法灵岩才师，即大名曾孙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禅林轨则未改，师道风蔼然，为诸方所重。再往兖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内典，与师为淘汰之友。师开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继为先大夫荐冥福，礼有加焉。其为中朝名胜所推服如此。……不肖交于汴公者三十余年矣，汴南迁后，嗣法虚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后蒙印可于临济一枝，亭亭直上，不为震风凌雨之所摧偃。龙兴焚荡之余，破屋数椽，日与残僧三四辈灌园自给，不轻傍时贵之门。予尝以五言赠之，有‘大道疑高謇，禅枯耐寂寥。盖头茅一把，绕腹篾三条’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从来。循流测源，乃今知所自矣”。
元好问在撰写该塔铭后不久的同年即元宪宗七年（1257）九月初四日去世。元好问《告山赟禅师塔铭》中之“龙兴焚荡之余”，在明代僧人明河所撰之《补续高僧传》卷第十二《法赟传》中，被改成了“当龙兴禁荡之余”。究竟是“焚荡”还是“禁荡”，是“焚”“禁”二字形近致讹，还是发生了某种导致龙兴寺被焚毁的事情（事件），尚待进行考察。但元好问的另一首《寄汴禅师》七律诗中隐隐显露了些许端倪。该诗题下有注：“师旧隐济源。”诗云：“白头岁月坐诗穷，止有相逢一笑同。斋粥空踈想君瘦，冠巾收敛定谁公。梦魂历历山间路，世事悠悠耳外风。见说悬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邻翁。”该诗原注：“时汰逐释老家甚急，故有‘巾冠收敛’之句。”[39]“龙兴焚荡之余”、“汰逐释老家甚急”，不论是政治迫害还是宗教迫害，已经明示了寺院被毁、僧人被汰逐而颠沛流离的悲惨状况。当时兖州遭受法难被毁的寺院不止是龙兴寺，还有与龙兴寺一样历史悠久的唐宋古寺、汴禅师的师父告山法赟禅师长期住持讲法之处所普照寺。元好问《汴禅师自斲普照瓦为研以诗见饷为和二首》云：“寺废瓦不毁，研竒功亦多。巳知良斵少，更奈苦心何。挺挺刚无敌，津津润可呵。羽阳陵谷变，冰井字书讹。赠比黄金璞，辞惭紫石歌。遥知玉音在，洗耳俟研磨。（原注：长吉有《紫石砚歌》）”“?化铅仍见，坚凝铁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天。古色秋烟重，哀音夜雨悬。有刀堪切玉，是镜不名砖。佛荫沦空劫，书林结后缘。禅河一勺水，更拟就师传。”当汴禅师用焚毁之余的普照寺残瓦制作了一方研台并写诗相告于元好问后，元氏便回赠了这两首五言律诗。元好问自天兴二年（1233）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山东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八月49岁时结束羁系生活，作为囚徒，他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正因为元氏与兖州龙兴寺和普照寺的僧人们有着相似的遭遇，故与这些被汰逐的僧人同病相怜，过从甚密，相交三十余年，经常诗文往返。如元氏《留别龙兴（寺）汴禅师、普照（寺）鉴禅师》诗云：“十年不见木庵师，二老相从又一时。俚曲只知无白雪，遗音谁谓有朱丝。书难尽信何如黙，人各为家枉自私。三月春风满桃李，青青留看岁寒枝。”又《赠汴禅师》诗云：“道重疑髙謇，禅枯耐寂寥。盖头茅一把，绕腹篾三条。赵子曽相问，冯公每见招。风波门外客，无事且相饶。”
元好问相关诗文中的记载说明，龙兴（寺）汴禅师为躲避元兵侵入山东而南下，待时局稳定北归回到山东兖州，其师法赟去世已久，龙兴寺也已经被焚毁，唯剩“破屋数椽”，只得“日与残僧三四辈灌园自给”。想必终元一代，在“汰逐释老家甚急”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地处四方争战之地的山东兖州龙兴寺（以及兖州普照寺）也难以恢复到昔日的光景。该寺院的重建恢复，应该是明代建元、经济社会日趋稳定以后了。
另一位山东籍著名文士王旭（约公元1264年前后在世。字景初，山东东平人。元代词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世祖至元初前后在世。与王构、王盘俱以文章有名，世称“三王”。）也与兖州龙兴寺的汴禅师有过密切交往，其《挽汴长老》诗云：“空门得法万缘销，龙象髙名动两朝。笔有雷风唐智永，诗无蔬笋宋参寥。魂抛宇宙云归岫，会散人天海罢潮。千古龙兴寺前月，夜来依旧挂青霄。”由此可见，兖州“龙兴寺”一名见于元代的文献记载远不止一处，“兴隆寺”之名应该尚未出现。而且，兖州龙兴寺汴禅师所传承的是禅宗临济宗法脉。
三、兴隆寺考
兴隆塔1938年，梁思成、林徽因考察兴隆塔时拍摄
兖州兴隆寺之名何时出现，是本文拟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据上述元好问《告山赟禅师塔铭》可知，该寺直至元宪宗七年（1257）时还被称之为“兖州龙兴寺”。元代文士王旭的《挽汴长老》诗中也有“千古龙兴寺前月”句，故至少到约公元1264年，该寺院还是被称之为“龙兴寺”。历史上，任何一所寺院的改名，都有着某些特定的内因或者外因，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改名。
有人认为：“龙兴寺之名直至嘉祐八年建塔之前，仍然没有改变。故可以推断，其改名为兴隆寺，很可能就是为这次新建之塔被赐名为兴隆塔后才改”的。其依据就是兖州兴隆塔地宫“安葬舍利”碑文中提到“小师怀秀造下功德佛像数尊，今欲乞岱岳□廻銮驿，乞赐名额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兴造宝塔安葬于阗国光正大师从西天取得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等语。然而，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或其他证据证明，怀秀真正去过岱岳□廻銮驿、见到了宋真宗或其他职能官员、并且乞得了名额。因为碑文中述及的是他“今欲乞”，“欲”者，表示有此想法，但可能是一厢情愿，未必真正予以实施并且获得成功。因为，在历史上，对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有着一套完善而又严密的管理制度，求赐名额也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繁琐的报批程序和手续。宋真宗以帝王之尊，决不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僧侣“小师”就可以随意见到并求得赐额的。最关键的是，碑文所称小师怀秀“乞赐名额”的是“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兴造宝塔安葬于阗国光正大师从西天取得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说的是修建一所寺院“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并“兴造宝塔安葬……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似乎不能理解是为拟所修建的宝塔乞赐名额，而应该是为“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的寺院乞赐名额。况且，宋真宗东巡泰山封禅，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至十一月事，下距兴隆寺塔的修建完成之嘉祐八年（1063）已有五十余年，如果真有赐额，则兖州龙兴寺在五十年前便应该已经改名，五十年前赐额至今才使用，也是不可思议的。何况该寺直至元宪宗七年时还被称之为“兖州龙兴寺”。
那么，“兴隆寺”一名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确实有一定的难度。笔者阅读相关史料时，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明清以降几乎所有的兖州地方文献，以及包括《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在内的官修地理总志，都记载兖州兴隆寺是从隋代（有误称唐代者）的瑕丘（兖州）普乐寺直接改名的，完全将唐宋时期长期存在并且影响甚大的“龙兴寺”一名完全抹去，对其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显示出了“集体失语”，原因何在？要知道，兖州龙兴寺并不是一所籍籍无名的小寺院，而是被朝廷赐额（登记在册）、并必须将僧侣变动及经济收入等情况逐年造帐呈报官府备案、在唐宋时期屡见记载、为天下各州于“国忌日举行行道散斋”等宗教活动的场所，在明代为“……府县朝贺，肄礼其中，僧纲司在焉”之作为当地寺院和僧侣管理机构“僧纲司”所在的重要寺院。
一所具有如此悠久历史且被称之为“东兖招提之甲也”的重要的寺院，寺院内一直保存着唐宋时期多通关于龙兴寺的碑刻（文），以及宋代王禹偁所撰写的《龙兴寺新修三门记》碑刻（文），这些碑刻（文）在清代《山左金石志》的编纂者（亲自或遣人）访碑时还曾经见到，明清时期兖州地方志的编纂者没有见到和不知道其存在，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视而不见的原因何在呢？更令人奇怪的是，宋代王禹偁所撰写的是《大宋兖州龙兴寺新修三门记》，记文中也明确有“龙兴寺者，东兖招提之甲也”的文字，但在明清的相关文献中，记文的标题和文中的“龙兴寺”寺名，都被篡改成了“兴隆寺”，似乎都是在试图掩盖什么东西。王禹偁的这篇记文没有被收入其文集《小畜集》，故所有见到并征引或收录该记文的人，都是直接看到该通碑刻的原始碑文或其拓片，而非其他的纸质传抄文本，也就没有一般情况下所遇到的传抄之误的可能。一个稍有基本文史常识和文化素质的古代文人，在从该碑刻或拓片上过录相关文字时，绝无可能从标题到文中的文字同时都过录错误。况且地方志的编纂是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也不可能在明清不同时期多部地方志的所有参与编纂者全都没有看出并导致这样重要且明显的疏误。
清代方志的记载错误系承袭于明代，不必多论。笔者以为，问题就出在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和地方志编纂者的笔下。
该寺的改名应该是明代初年。《明一统志》卷二十三载：“兴隆寺，在府城东北隅。唐建，旧名普乐，本朝改今名。”《明一统志》为明代李贤、彭时等奉敕修撰的官修地理总志。李贤（1408-1466）,字原德，河南邓县人，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彭时（1416-1475），字纯道，江西安福人，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两人都是治学严谨的所谓饱学之士。该书于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诏修，历经数朝，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命李贤、彭时等人“折衷群书，务臻精要”，进行删补修改。于天顺五年（1461）书成，明英宗亲撰序文，赐名《大明一统志》刊行。如前所述，《明一统志》所谓“唐建”之说当然有误，但“本朝改今名”之说却有可能。这要结合有关明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一段历史来谈。
出身贫寒的朱元璋为了生存，少年时，曾经去家乡安徽凤阳孤庄村头的于皇寺（又称“皇觉寺”）出家。当上皇帝后，便在凤阳大兴土木，建中都城，扩建于皇寺。他自认为能由一小沙弥成为一国之君，实乃于皇寺是潜龙暗生之宝地的缘故，故改“于皇寺”为“龙兴寺”，赐名“大龙兴寺”，以寓“潜龙于此处而生”之意，并亲撰《龙兴寺碑》文，又设僧录官住持，颁赐“龙兴寺印”。
将帝王沉潜发迹称之为“龙兴”的并非朱元璋一人，而是帝王专制时代普遍的观念和行为，毋庸赘述。但是，心性猜忌、喜怒无常、残忍刻薄、忌讳甚多兼而有之如朱元璋的帝王却不是很多。又因其出身于社会下层，深知民间尤其是宗教社团及宗教场所中潜流暗涌，势力膨胀，似其以“小和尚之身”而心怀异（大）志、借助民间宗教势力意图“龙兴”者大有人在，故始创国，便加强了对宗教的严密控制。他既然能由一小沙弥成为一国之君，将暗寓发迹之意的寺院称之为“龙兴寺”，并亲撰《龙兴寺碑》文大肆宣扬，便不能不使得其他一些“龙兴寺”的僧人心生忌惮，更改寺名以避其锋芒。
虽然没有见到朱元璋直接下诏令各地龙兴寺改名的文献记载，但从其对元代建康（今南京）大龙翔集庆寺的改名，似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于天历二年（1329）登基的元文宗图贴睦尔，在泰定二年（1325）曾经以怀王身份出居建康（今南京，藩王府位于今王府巷）。登基后，他诏改建康为“集庆”，并将其原集庆（建康）之府邸（又称潜邸、行邸、潜宫）扩建为大龙翔集庆寺。建寺缘由, 据元·虞集撰《龙翔集庆寺碑》云：“钦天统圣至徳诚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统，建元天历，以金陵为集庆寺，使傳?行御史台大夫阿尔斯兰哈雅，命以潜龙之旧作龙翔集庆寺。……臣闻金陵之墟，自秦時望气者尝言有天子气，……久积千余年而有待于我圣天子之兴也。不然，何渊潜之来处遂飞跃之，自兹见诸祯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今上建极于中，抚制万国，顾怀昔居，势隆望重，非我佛世尊无量之福，孰足以处乎此也。”又虞集《元广智全悟大禅师太中大夫住大龙翔集庆寺释教宗主兼领五山寺笑隐欣公行道记》云：“天历初，元帅梦神龙腾空，觉而异之，作偈以识。既而天子以金陵潜邸作大龙翔集庆寺，命江南行御史台督视其成。尝有旨曰：‘江南大剎，皆前代所为，甲乙之次，颇有定品，今日之作规制位望，宜无加焉。”
龙翔者，即“神龙腾空”之意。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率军攻克集庆，随即将“集庆”改为“应天府”，取“上应天命”之意。朱元璋对“龙翔集庆”之寺名当然非常忌讳，便于次年将其赐改为“大天界寺”。此时朱元璋尚未登基（又次年才登基）。
朱元璋将自己潜龙暗生之地的“于皇寺”赐额改名为“大龙兴寺”，将前代帝王“潜龙之旧”、“神龙腾空”之“大龙翔集庆寺”赐改为“大天界寺”，其意了然。
然而，并非各地所有之前代名为“龙兴寺”的寺院在明代都因避讳而进行了改名，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将其他名称改为“龙兴寺”的寺院。而兖州龙兴寺之名却不得不改，甚至在明代官方所修的各种志书中统一口径，将自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命名后绵延六百六十余年的兖州“龙兴寺”一名及其辉煌历史完全抹去，以“兴隆寺”之名称避去宋代“龙兴寺”寺名上接隋唐时期的“普乐寺”之名称，并且还不惜篡改王禹偁的记文，试图掩盖所有的痕迹，一定有着为当时人所共知、心怀恐惧但又不敢启齿、更不敢留诸文字记载的原因。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因参加元末农民起义而起家的。在发迹后，他所依附和拥奉的傀儡是被称之为“小明王”的韩林儿。韩林儿，元末红巾军领袖，亳州(今属安徽)人，又说为栾城（今河北栾城西）人。祖辈因从事白莲教活动被徙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其父韩山童亦以白莲教组织群众。元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韩山童与刘福通、杜遵道等在颍上（今属安徽）发动起义，韩山童被捕牺牲，韩林儿随母逃往武安，刘福通等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元至正十五年（1355）春，刘福通等迎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帝，称“小明王”。因韩林儿号称宋徽宗九世孙，故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迎合汉族民众的民族感情，表示“复宋”之实现。“大宋”政权建立后，在元军的多番攻击下，加之部将嚣张不服管制，韩林儿对政权的控制极不稳固。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韩林儿受张士诚部将吕珍的围攻，被名义上尚属“大宋”政权的朱元璋救出，安置滁州（今安徽滁州），从此受到朱元璋的挟制。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遣廖永忠接韩林儿至应天（今江苏南京），途经瓜步（一作“埠”，今江苏六合县南瓜埠），将韩林儿沉之江中，“大宋”灭亡。
朱元璋称帝后，因性多猜忌，滥权专擅，对儒士的陈议文字动辄生疑，以为有讥讪之嫌，稍失其意，即遭刑戮，致使其专制独裁政治超越前代，人心无所适从。清朝易代，至康、雍、乾三朝，仍然文网严峻，“惊弓”之余，学者仍多讳谈明朝史事、尤其是明太祖的文字狱案。
时过境迁，现代人可能难以理解明代初年“文字之祸”的恐怖和人们动辄得咎之下的无所适从。清·赵翼曾经撰专文述及：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法乾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从赵翼所述情况看，这已经不只是捕风捉影，简直就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既然朱元璋能够从鸡蛋里无中生有地挑出骨头来，使人不知道随意写出来的哪句献衷心的褒奖奉承之语随时都会触犯禁忌，惹来杀身之祸，那么更为明显之可能触犯禁忌的文字，当然更不敢言之于口、书之于文了。
按照传统观念，朱元璋是弑杀其主、篡夺其位而登大宝的，这必然是朱元璋的心病和众所周知的“隐私”，故其对“大宋（韩林儿国号“大宋））”、“龙兴（韩林儿年号“龙凤”）”等字眼非常忌讳，当两者合并在一起时，必然更是无法容忍。而兖州龙兴寺所在地，地近安徽和江苏，历史上曾经先后在与山东兖州地域南境搭界之广陵（今江苏省江都县东北）、盱眙（今安徽省盱眙县）、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南）等地多次建置“兖州”和“南兖州”（与“东兖州”即山东“兖州”相区别）。王禹偁所撰写的记文恰恰题为“《大宋兖州龙兴寺新修三门记》，在朱元璋的眼里，很可能暗喻“大宋龙兴”。有明一代，任何身为明朝官吏或子民的人，都不敢触犯这一对个人必将惹来杀身之祸、对寺院必将惹来灭顶之灾的禁忌。在不久之前的元代初年，曾经因“焚荡”或“禁荡”而遭受毁灭之灾的兖州龙兴寺，惊弓之余，在重建寺院时，绝不敢再次触犯帝王的禁忌，基于此，他们不得不更改寺名、篡改王禹偁的记文，以致出现了专制政治高压下的“集体失语”，致使寺院僧人以及明代地方史志的编纂者在追溯兖州兴隆寺的历史渊源时，全都避开宋代，直追隋唐，称其为“旧名普乐”，于“本朝改今名（兴隆寺）”，将“龙兴”谐音之“隆兴”二字颠倒过来以作寺名，使得兖州“龙兴寺”之名及其一段悠久而又辉煌的历史，被掩藏在深深的历史迷雾之中。
以上探隐索微，虽然并非直接证据，但确实在情理之中。因为，如果不是这种原因，实在无法解答明代诸多学者为何要篡改王禹偁的记文，以及龙兴寺的僧侣为何要将该寺院改名为“兴隆寺”。抛砖引玉于此，或许能够对关于兖州“龙兴寺”寺名在明代演变成为“兴隆寺”的原因给出一种合理解答。此说如能成立，则该寺应该是明代洪武初年（1368）重建时从唐宋元兖州“龙兴寺”之名改名为“兴隆寺”的，从而印证《明一统志》所称“兴隆寺……本朝改今名”说之不谬。
四、寺塔考
兴隆塔所处地貌晚景。外国传教士1907年拍摄
现存兴隆寺（龙兴寺）塔，是一座十三层、高五十四米的巨塔。正如一些建筑史家所注意的，该塔形制颇为奇特，其塔身逐层递减，至最上之六层骤然缩减，就像将另一小塔置于未完成之塔上者。因而怀疑是修建至第七层而建筑费告罄，故将上六层缩小。并将该寺塔的建筑年代推断为宋代。如罗哲文先生认为：“兖州兴隆寺塔……创建于隋唐时期。寺院建筑久已不存，仅有一塔屹立于遗址之中。按现存实物推断，塔应是宋代遗物。……此塔的特点是大塔之上重叠一个小塔。下面七层塔身粗壮硕大，内部也有梯级盘旋。但自七层以上，在塔顶又建六层小塔，体形急剧收小，有如塔刹一般。这是原来建造时就如此，还是后来重修时改变，尚待进一步研究。”
如前所述，隋代仁寿年间作为政府统一行为修建舍利塔时，因受时间和经费的局限，当时修建之塔的规模不会很庞大。就目前所见塔之形制、文献记载和地宫出土碑文等，该塔之主体建筑似为宋代所修建（或重建）。但据陈靖华研究员考证，现存之塔基与唐代咸通十一年（870）十月所造立的“朱常庆等《陀罗尼经》幢”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因而推定“现存之兴隆寺塔，其基座甚至基座之上的若干层塔身，也可能是唐代甚至更早的遗物”。现仍保存在兖州市博物馆的五代后梁乾化二年（912）正月龙兴寺残碑中亦提及寺塔，故可以推断，唐至五代时期，该寺院始终存在寺塔，只是与现存之寺塔的关系如何，尚值得进一步研究。据“安葬舍利”碑文，以及现仍保存在该塔第六层西廊内壁的嘉祐八年（1063）建塔题名刻石可知，该寺塔于宋嘉祐八年再次修建。但嘉祐八年只是该塔开始修建并安置地宫舍利的时间，而非建筑完成之年。
“安葬舍利”碑文称：“有小师怀秀，……自后又为年老，无力起塔。至嘉祐八年癸卯岁，将上件功德舍利付与当寺大悲院主讲经僧法语起塔供养。”碑文文末题识：“大宋第五叶嘉祐八年癸卯岁十月六日，安葬舍利金瓶一两。”现仍保存在该塔第六层西廊内壁之建塔助缘题名刻石题识：“大宋嘉祐八年三月□碑记。”综合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建塔之事付诸实施，是嘉祐八年的年初，建塔助缘题名刻石上的人名，便是最早或较早批次之助缘建塔的社会信众，出资时间为嘉祐八年三月。首先是修建地宫和安置佛舍利，然后再在上面建塔，时间为“安葬舍利”碑文所称的嘉祐八年十月。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巳，……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释迦佛舍利塔置阙下，度开宝寺西北隅地造浮图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计，前后踰八年，癸亥工毕，巨丽精巧，近代所无。”该塔之修建，集国家之财力，尚且“所费亿万计，前后踰八年”。宋元时期与今之度制单位换算是，营造尺一尺等于31.2厘米。据此，北宋东京开宝寺十一级释迦佛舍利塔的高度约为112.32米。兖州僧俗大众以民间之力修建层级更多但规模可能稍微略小的佛塔，也决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二年时间内修建完成，故龙兴寺佛塔修建完成的时间，当在此后的若干年。
兖州龙兴寺佛塔修建后，历经数百年，于清代康熙年间因地震被毁。据山东减灾信息网所载资料，清代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1668年7月25日），山东郯城发生烈度超过八级的地震，有包括州志、县志、方志、诗文、碑刻等500多种史料记载了这次地震。震中周围5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150多个州县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共压毙5万多人，有感半径达800多公里。震中区北至潍坊、益都，南至江苏省邳县、沭阳，东至日照、胶县，西至兖州、邹县，坏官民房无算，人畜死伤甚多，地裂山崩，涌水出沙。兖州兴隆寺（龙兴寺）塔也在这次地震中毁坏。据现仍嵌镶保存在兴隆塔第三、第六和第七层内壁上之自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十二件（其中一通碑为《重修尊胜寺碑》）重修兴隆寺塔之碑刻和题名刻石所载可知，被震毁之兴隆寺、塔的重修工程持续了几近三十年。刊刻于康熙五十九年的《重修兴隆寺塔》残碑称：“今之兴隆寺，昔之普乐寺也。寺之有浮图久矣。……地震，塔始圮。郡之宦王□樑、刘运□者，不忍……阴金公来守兹土，利无不兴，废无不举，急者先之……水桥一、未建之城南楼一、半成之兴隆寺宝塔一，……于是鸠工庀材，兴于五十三年春，初成于五十四年春，……南楼而兴新焉，次乃及于塔。仍以司狱王□及乡绅而……角，以便凭眺。石栏之内子塔六层，以壮观瞻。塔之下……”据此碑文“……角，以便凭眺。石栏之内子塔六层，以壮观瞻”等语，兴隆寺七层上面的石栏和六层子塔，乃是此次由兖州知府金一凤主持重修所建。据《（雍正）山东通志》记载，康熙年间，山东连年受灾，具体到兖州，则在“康熙三年……六月，兖州府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识之者曰：此苍诸也，见之岁必大凶。）。四年，济南、兖州、东昌、青州四府大旱，饥。……七年六月甲申，山东省地震，历城县马山摧，蓬莱县地裂，涌白沙黑水。九年……冬，兖州、青州、登州、莱州四府属大雨雪，奇寒，果木皆冻死。……十七年，济南、兖州二府属旱。……四十一年，济南、兖州二府大水。……六十一年，……山东省大旱，无麦”。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一次受灾，多年还难以恢复，何况是带有毁灭性的地震灾害和颗粒无收的水旱灾害。笔者以为，地震中被毁的可能主要是塔身的上部，故对基本保持完好的下部七层稍作修整，再在上面修建石栏和六层子塔，形成现在所见之形制。没有按照原来形制修复，则是地震后百废待兴、经济能力不够的缘故。
无论是清康熙年间之前的明代兖州方志，还是之后的清代兖州方志或地理总志，均记载该寺的“古塔十三级”，《大清一统志》更称该寺塔“髙峻入云”，证明该塔在康熙年间地震之前也是十三级，并且极高。明万历元年（1573）《兖州府志》则载“兴隆塔寺……高十三层，中虚，可登顶巅”，表明地震之前的古塔原来可以从中虚的内部直登顶巅。明代嘉靖年间宗藩（明宗室魯王朱礼之玄孙））朱当沔《登兴隆塔》诗云:“高临斗，峥嵘直倚天。铃声闻十里，鹤迹阅千年。舍利前朝化，心灯午夜然。我来登绝顶，举手挹云烟。”其中之“我来登绝顶”，表明朱当沔还曾经亲自登临过该塔的最高层，如果只是登上了第七层，不会有“登绝顶”之说；又诗中称该塔“高临斗，峥嵘直倚天。……举手挹云烟”，清康熙举人、峄县知县仲宏道《兖州八景·兴隆塔影》诗亦云“峥嵘塔与白云齐，影落灵光古殿低”，均说明该塔确实很高。这些，均可作为现存之上层的六层子塔，确实为康熙年间地震后由金一凤等主持重修时所建之旁证。如果确实如此，则地震之前原有之高十三层的古塔，其高度应远远超过现在所见之五十四公尺。要想知道大致接近古塔原貌的高度，则可以通过分别测量下面七层每层的高度，并测算出往上逐层递减的比率，进而估算出上面六层的高度，上下相加，便可以还原出寺塔原来的大致高度。（附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徽音在兴隆塔七层顶部石栏内子塔前测绘）
（附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徽音在兴隆塔七层顶部石栏内子塔前测绘）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小结如下：
一、今兖州兴隆寺在历史上最早见于隋代仁寿二年（602），名为“瑕丘普乐寺“，是隋文帝诏令第二批在全国建塔安置佛舍利的五十三（一说“五十一”）个州寺之一。之所以选择瑕丘普乐寺安置佛舍利，原因有二：其一，在第一批三十州（一说“二十八州”）建塔安置佛舍利时，包括兖州在内的另外五十三个州都有感瑞现象发生；其二，因兖州“瑕丘县普乐寺最为清净”，符合朝廷规定“山旧无寺者，于本州内清净寺处建立其塔”的择地原则。护送佛舍利来普乐寺建塔安置佛舍利的是“谙解法相兼堪倡导者”的兖州籍僧人释法性。普乐寺自此成为该州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寺院，并扬名遐迩。
二、普乐寺第一次改名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赐名额为“中兴寺”。至神龙三年（707）二月，复改赐名额为“龙兴寺”。自此，该寺院与全国八十一州所置“龙兴寺”一道，成为该州地方官府于国忌日举行行道散斋等宗教活动的场所，并见诸于唐、五代至宋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碑刻中，以及元代文人的诗文中，是该寺院沿用时间最长的寺名。该寺院在元代初年曾经因兵乱被焚毁，只剩下“破屋数椽”和“残僧三四辈”。寺院的佛塔因为是砖塔，在焚毁时可能没有受到较大程度的毁损。
三、从“龙兴寺”改名为“兴隆寺”是明代初年该寺院重建之时。这次改名完全基于政治原因，是为了回避明太祖朱元璋对其故主韩林儿“大宋”国号以及潜在政治势力“龙兴”的忌讳，以免惹祸。故时人对王禹偁的《新修三门记》文字进行了篡改，并在明清诸多地方史志中将该寺曾经长期名为“龙兴寺”的历史事实完全抹去，显示出“集体失语”，从而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不解谜团。在明代，兴隆寺仍然作为“……府县朝贺，肄礼其中，僧纲司在焉”之当地寺院和僧侣管理机构“僧纲司”所在的重要寺院。
四、该寺寺塔首度修建于隋代仁寿二年，以安置朝廷颁送的佛舍利；初建时的规模可能并不庞大。现存之塔基与唐代咸通十一年（870）十月所造立的“朱常庆等《陀罗尼经》幢”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故“现存之兴隆寺塔，其基座甚至基座之上的若干层塔身，也可能是唐代甚至更早的遗物”。现仍保存在兖州市博物馆的五代后梁乾化二年（912）正月龙兴寺残碑中亦提及寺塔，故可以推断，唐至五代时期，该寺院始终存在着寺塔，只是与现存之寺塔的关系如何，尚值得进一步研究。至宋代，在兖州龙兴寺僧侣的主持下，兖州社会僧俗各界人士、以及包括东京等觉禅院等多所寺院积极助缘，于嘉祐八年（1063）再次建塔，以“安葬于阗光正大师从西天取得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这次修建的是“髙峻入云”、“峥嵘直倚天，……举手挹云烟”的十三层佛塔。该寺塔于清康熙年间因地震被毁，在对基本保持完好的下部七层稍作修整后，再于其上修建石栏和六层子塔，形成现在所见之形制。由此推测，宋代所建之寺塔，其高度应远远超过现在所见之五十四公尺。
【本学会消息】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监理会成立
2017年6月1日，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监理会成立。监理会秘书长为著名学者中国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吴子敬教授。
如下：
1、吴子敬教授（监理会秘书长），中国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
2、逯弘捷教授，中国香港大昆仑出版社学术顾问、研究员。
3、王亚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4、吕杰，（美国）吕杰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5、朱林芳，（美国）China USA Connection LLM,CEO。
6、刘程智，中国北京民生良品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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