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既是个人的最内在的本质，又是宇宙的显现。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精神生活呢？奥伊肯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指出，精神生活并不是一种自然延续的进化，或一种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一种能够从日常经验的活动中获得的东西。毋宁说，正因为它极其内在深刻，我们就必须去唤醒它……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必须穷其毕生的精力，才能“重新占有”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个性。奥伊肯的结论是：“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它允许被我们赢得。”
2016，我独行的灵魂并不孤单，既有亲朋好友相伴左右，更有丰实的精神食粮充盈心灵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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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国平的“引荐”下，我在《灵魂只能独行》一书中认识了奥伊肯这位活跃于前一个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家，他是生命思潮的代表人物，尼采的同时代人。他们都试图通过高扬人的精神性的内在生命力，来为人类寻找一条摆脱困境——基督教信仰的缺失和物质主义盛行背景下的生活意义的丧失——的出路。他们的区别也许在于对这种内在生命力的根源的哲学解释，尼采归结为权力意志，奥伊肯则诉诸某种宇宙生命，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叛离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100年前，奥伊肯最忧虑的是物质成果与心灵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100年后，当代哲学家何尝不是依然为这样一个命题而忧心忡忡地思索着。奥伊肯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现代人找回失落的生活意义？他的解决方法并非直接告诉我们这一意义在何处，而是追问我们为何感到失落？这个对生活的失落或充实的非常敏感的东西就是我们内在的精神生命即灵魂。而它是独立于我们的外在生活的，它来自于宇宙，是宇宙生命在人身上的显现，因此，我们内在精神生活是人和世界相统一的基础，是人性和世界本质的同时实现。
奥伊肯把每一代人对精神生活的实现称作“一场革命”，并且呼吁现代人也要进行自己的这场革命。周国平指出，事实上，无论个人，还是某一代人，是否赢得自己的精神生活，确实会使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实际生活中，有无精神生活之巨大差别会到处显现。奥伊肯举例说，人们常说挫折和不幸能够提高人的精神，但挫折和不幸本身不具备这种优点。实际的情形是，许多缺乏内在的精神活力的人，被挫折和不幸击倒了；唯有在已经拥有精神活力的人身上，苦难才能进一步激发此种活力，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收获。
由此我联想到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作家，二战时的苏联炮兵连长，因骁勇善战获得二枚勋章，1945年在私人通信中议论国家领袖，被视为“不敬“，因而被判刑流放哈萨克8年，而他并未屈服于专断与苦难，反而这段非人的经历后来成为他文学作品的主题和素材。他1962年出版反映集中营生活的作品，被吸收进作协，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到西方避难，随后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有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第一圈》……
他去世后，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的妻子宣称他度过了苦难而幸福的一生。
称他为俄罗斯的良心，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让我们侧耳聆听这位历尽苦难，痴心不改的真正的伟大的作家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我希望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就还可以生活。
*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生活之路。
索尔仁尼琴正是奥伊肯和周国平所说的那种拥有精神活力的人，在他这里，挫折和苦难已经完整地转换成了生命的动力。
周国平以22个启示为依据，从内心发出对耶稣的盛赞。现在让我掇拾几颗珍珠，细细揣摩、慢慢品味其中的真谛。
这是一个令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困惑已久的话题。
耶稣针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哲学，主张“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对于耶稣这个说法，具有斗争精神的思想家视其为奴隶哲学，而周国平曾经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后来他觉得有必要认真考察一下耶稣的理由——“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你们要完全，正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周国平指出，这段话中蕴藏了一种真正的博大的爱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