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生來不同道，不以政治非人心—祭父親李行榮

父子生來不同道，不以政治非人心—祭父親李行榮

李進進2017年1月6日

我的父親出生於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24日，小名望生。那個年頭，在中國的北方，日本人步步緊逼，在南方，國共兩黨正在進行圍剿和反圍剿的軍事大搏鬥。漢口，這個東方的芝加哥，當時絕無僅有地和上海共享榮耀的遠東大都會，應當還是花紅酒綠。父親就出生在漢口附近的李家四屋灣。

十八世紀的時候，李家從江西遷往漢口附近的涇河，靠近黃陂，民國時期那裡屬於漢陽縣管轄。1958年規劃為武漢市東西湖農場。 李家六兄弟，有六個屋，發展為六個小村莊，但就我們的四屋灣繁衍的最發達。

我的爺爺很早就去漢口打工，在一個絲綢店裡做店員。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俗稱「癆病」的結核病肆虐。我的爺爺和他的兄弟都被肺結核吞滅了。那個時候父親才六歲。我奶奶從此守寡帶大我的父親。爺爺留下幾畝地，奶奶出租出去，自己跑到武昌閱馬場附近的武昌第一紗廠做工。六十年代，父親的出身還從「工人」被改為「小土地出租」。小土地出租，有剝削的意思，在文化大革命時代，那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

從漢口到武昌，長江在當時還是一個天嶄。父親和奶奶要經常坐小劃子渡江。 在惡劣的氣候下，他們會飄流好幾裡路，甚至面臨翻船的危險。生活的艱辛自不必說，初期民族資本主義的工廠的管理也是粗暴的。 記得奶奶給我講過，那個時候下班出紗廠都要搜身，一個紗頭都不准帶回家。

生活雖然艱辛，文盲的奶奶堅持送我父親去私塾小學讀書。那個時候漢口的私塾還是很洋派的。 小學就教英文。父親到老了還能記得一些英文單詞。

父親讀完私塾後十四歲就去漢口民眾樂園附近的一家西服裁縫店學徒。那是一個很賺錢的行業。 裁縫店的老闆也是一個遠方親戚。但是，中國那個時候的民風，學徒就是師傅的乾兒子，也是家奴。 他什麼家活都要做。開始就是釘扣子，絞邊，做不好，老闆就用尺打他的手心。好在我父親自幼聰穎好學，邊幹針線活，邊偷看師傅怎樣裁剪和縫製西服和中山裝。那個時候，中山裝還是很時髦的，他學會了做中山裝的手藝。我八十年代結婚時的呢子中山裝就是他做的。他正準備學做西裝的時候，中國的紅色革命成功了。他參加了“革命”工作，從此斷了他的裁縫夢。

在參加革命工作之前，父亲的的確確還是享受了點當時漢口的自由文化之風。他學徒的裁縫店離漢口「民眾樂園」不遠。民眾樂園」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是中國最大的綜合性娛樂場所，那裡有電影院和眾多的京劇和各種地方劇劇場。父親最喜歡的是京劇。 他經常跑去聽京劇。 他沒有錢買票。 他總是在劇碼後半場沒有人管門票的時候跑去聽上最後一兩折戲。 到老,他都知道京劇的各種流派的唱法，還能唱上幾段。

我母親十二歲就到我們李家做了童養媳，到了16歲的時候,和我父親結婚。 那個時候，她頂替了我奶奶進「一紗廠」打工。父親剛參加政府工作，沒有什麼收入。母親一個人養家。不久有了我的哥哥和我。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母親是靠計件拿工資。就她一個人靠計件工資不但可以養活全家，而且還可以雇奶媽。我的哥哥是奶媽養大的。他喊我奶媽為「娘娘」，喊媽媽也為「娘娘」。 我和妹妹都跟著他喊我們的母親為「娘娘」，僅自己的弟弟改口喊母親為媽媽。在社會主義改造後，中國的發展停頓了三十年。試想，如果沒有外辱和內亂，民國時期的漢口早就趕上芝加哥了。

1950年，父親被當時的「革命大學」錄取。「革命大學」就是相當於今天的黨校。 父親從「革命大學」結業後，就到了湖北省公安廳工作，不久就分配到漢口的湖北省公安學校(現在是「湖北警官學院」)任教。 湖北省公安學校設立在民國時期一個新興的監獄大院裡。大院裡有個「五星大樓」。 那就是牢房。 它後來成為公安學校的學員宿舍。 我是進過共產黨的監獄的。 比較起來，五星大樓的設施比中國九十年代的監獄設施要好得多。大院裡的辦公樓設施和領導住房非常洋派，院內有花園、水池、林蔭小道，非常優雅。我就是在那個環境裡長大的。

父親在那個「五星大樓」的院子裡教書四十年。 除了1969年到1972年，他舉家下放到湖北沙洋農場的省「五、七」幹校幾年外，他從五十年代到2005年來美國之前一直住在那裡。 父親熱愛他的工作。他從「五、七」幹校最初被調到湖北省科委人事部門工作。照說，那個工作是很有前途的。但是，一旦聽說公安學校恢復招生，他立即返回他的本行。

他工作勤奮、努力。 他的工作高峰時期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十年。在他那個領域裡，他是全國的專家，參加全國教材的編寫，還「榮幸」的被華國鋒主席接見。八十年代他還和他的學生們一起拍攝了一部有關公安的電視劇。

我和父親接觸的比較多的時間也是在那幾年。我對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學生「亦師亦友」。除了教學外，在生活上他對學生倍加愛護，總是設法解決他們的問題。他的一些學生經常到我家。我們經常在一起喝酒吃飯，就像我們今天在美國開PARTY 一樣。他的學生對父親非常尊重。他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幾屆學生和他一直保持密切聯繫，有的後來當了他的領導。他始終還是個「李主任」。

父親多才多藝，在為人上極為耿直，從不向權貴獻媚，討厭拉關係和走後門。我母親為了家人有時求他去求人，可是他總是拒絕。他們倆為此也吵了不少架。按照他的能力和經驗，他完全可以升到省廳級或更高，可是他不會走官路。當然，1989年後，他的官運和警銜也因我受到影響。他對貪官們深惡痛絕。每每看到一個又一個貪官被暴露，他就氣惱地對著電視說，把他們拉出去全斃掉。

父親不僅給了我生命，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1970年12月，我當時剛剛過了15歲生日。 我和父親及家人一起在湖北省沙洋農場「五、七」幹校。我在「五、七」幹校一團宣傳隊，幹校領導要求各團演一個革命樣板戲。我們一團承擔了演「沙家浜」的任務。我演沙四龍的角色。當時正值徵兵時刻。那個時候，軍隊是革命的大學校，權貴天下，頤指氣使。儘管省「五、七」幹校裡都是些老紅軍、老幹部，他們對徵兵的幹部還得幾分低頭。徵兵的參謀們看上誰，就可征誰。他們被安排看「五、七」幹校的革命樣板戲匯演，結果看上了一個十三歲拉板胡的小孩，叫曲河，一個十四歲演芭蕾舞劇「白毛女」裡的大春，陳彥，和我這個演沙四龍的十五歲小孩。12月的一個半夜裡，他們用車把我們接到醫院做體檢。他們幫我們填表，徵兵的一律都給我們填上1953年(18歲)生人。 可是我被檢查出有痔瘡。徵兵的有些含糊是否要我。我父親帶著我奶奶在一個大清早跑到徵兵參謀的住處求情，說他和奶奶如何是工人出生，云云。惻隱之下，徵兵的參謀讓徵兵的醫生再檢查我一下。那個醫生說，沒大事。我於是也就當兵走了。從此我的人生軌跡改變了。

這是父親唯一的一次向人求情。當時，我們大家都沒有生活的出路。好不容易給我當兵的機會，絕不能因為我的痔瘡而丟失掉。這大概是父親當時的想法。在生活的壓力面前，父親不得不變得現實些。

我和父親在政治上還是沒有走到一起。 雖然他以我為傲，也因為我而受到體制的排斥，但是他沒有反思那個體制。他2005年7月移民美國後，就和我住在一起。我們不能談論國事。一談必吵。 最後，我們雙方克制，避免那個話題。我還是經常把他帶到我的「革命党」圈子裡喝酒唱歌。 他經常也「甩」兩句京劇。我的朋友們也經常和他逗樂。今天，還是我的那些哥們來送他最後一程。父子生來不同道，不以政治非人心。

父親性格開朗，幽默，但是卻也一直在病魔中。他小時候得過傷寒，幾乎喪命。六十年代大饑荒年代，他得過黃疸性肝炎，後來他一直被痔瘡和胃潰瘍折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得了肺結核。 後來我們以為他的肺病好了，可是在2002年突然復發,，導致肺被切去四分之三。得益于我母親和妹妹的精心照顧，他的身體恢復的很好。他晚年也更得益于美國的醫療和空氣。但是，早年的多病和肺功能嚴重缺失，使得他最後無以支撐下去，終而於2017年1月2日早9點50時在美國的皇后區離我們而去。

我最大的遺憾是在父親最後的日子裡沒有給他紅酒喝。父親喜歡喝酒，年輕的時候能夠喝點白酒，年紀大了只能喝點紅酒。身體好的時候，家人不太限制他喝酒。在他去世頭兩年，他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他再喝酒了。母親總是控制他。可是，每次我回家和他一起吃飯，都會給他點紅酒喝。他欠酒喝，盼我能常回家和他吃飯。每當看到他對酒的渴望的眼神，我總是給他點紅酒喝，但常被母親攔住。最後，我也不給他喝酒了。我真的希望和他一起喝點酒。現在只能天隔兩界，希望他在天上喝上天池的好酒。

父親走了，但他的精神並沒有離開我們。

我的父親是聰明和瀟灑的人，他一定在天上過得比地上還好，並保佑我們。

父親,永垂不朽!

附寫在父親靈堂的挽聯（豎聯以母親的名義寫的，橫額以子女的名字敬上）：

念我夫

從童養做夫妻同甘共苦七十年

自學徒登杏壇育女養兒二三代

未亡人何翠英痛輓

橫額：

薪火長傳

孝男：永進、進進、義勇

孝女：雪萍

泣血稽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