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刘少奇援助成功
刘少奇在和张闻天的争论中尽管暂时遭受挫折，但他和张闻天有关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的争论，在党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撼动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的基础，使得毛泽东站在了他原来无法翻越的山顶上，处于进退有据的有利地位；其次，它吹响了向错误路线制定“群体”进攻的号角，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由此，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力明显上升，为日后毛泽东将其调入中央做了资历上的铺垫。更为重要的是，毛刘联盟由此确立，天佑中华的神迹，通个这个联盟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出人意料地迅速胜利，使中国的共产革命在快车道上飞驰了二十年，创造了一系列辉煌的业绩，为中华民族的崛起铸造了厚实的根基。另一方面，毛泽东通过此次争论，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影响深厚且厚颜无耻，绝非一朝一夕或一次会议能解决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非得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精心安排不可。
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鉴于党内守旧势力强大，毛泽东没有马上提拔刘少奇，而是让他去太原，继续担任北方局书记。但是，毛泽东通过这次会议发现了刘少奇这个奇才，他既有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几乎与自己相同或接近，提拔他到中央工作，使之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可以摆脱自己在中央孤立无援的处境。
1938年3月中旬，毛泽东电召刘少奇回延安。3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华北工作，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中央指导工作。并于24日做出决定：为了适应目前特殊情况及各方面工作起见，书记处决定北方局负责人胡服暂时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华北各地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杨尚昆同志报告外，须同时直接向胡服报告。毛泽东之所以让胡服（刘少奇）兼任华北局书记，是因为刘少奇与他观点相同且又坚定地支持他，能在统一阵线和山地游击战等问题上彻底贯彻他的意图。此后的1938年9月，又让刘少奇兼任中原局书记，一个人同时担任两个大局书记在党内历史上鲜有。刘少奇把华北局的工作交由杨尚昆和彭真具体负责，自己将工作重心转到中原局。为了有效控制整个华中和华东地区，毛泽东又于12月将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又兼任新四军政委。这样一来，整个华北、华中、华东都属于刘少奇管辖，新四军根据地的首府盐城成为仅次于延安的第二大革命中心。毛泽东重用刘少奇，刘少奇也不负其所望，每到一地都能够独当一面、优秀地开展工作，同时也在组织上建立自己的体系。刘少奇班底也就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这个班底以原华北局的属下为主，其主要成员包括：彭真、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徐冰等人 。就因为有这么一个班底，使得他在日后权倾朝野时忘乎所以，自以为可以挑战毛泽东，下场如所见，不亦悲乎！
刘少奇在担任封疆大吏期间，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集团。当时，共产国际为了贯彻斯大林有关拖住日本使得其无力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意图，决定派遣王明回国，监督和保证中共执行斯大林的意图。派遣王明回国，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不放心，怀疑其是否有诚意来贯彻执行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毛泽东坚持抗战，但不愿用自己可怜的力量“以卵击石”，同时也不愿在莫斯科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中被国民党吞噬，因此提出了抗日战争当用山地游击战，来反对苏联人和国民党提出的平原运动战。谁都知道，山地游击战的活动余地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有广阔地生存空间，于弱小的八路军而言不失为良策。而平原运动战，是硬碰硬的打，必须有强大的兵力和良好的武器，像八路军区区三万人的力量，连一场战役都撑不下来，所以，打平原运动战，无疑是死路一条。为苏联人的战略利益牺牲中国人的性命，只有王明这样的哈苏派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这样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的人才愿意这么干，一代伟人毛泽东绝不做这样的傻事。至于“一切都经过统一战线”，那是斯大林算计好了的，季米特洛夫说：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毛泽东比任何人都认清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如果按照斯大林的意愿去和蒋介石全力合作，蒋介石安排八路军参加一个战役就完全就能让八路军全军覆没。
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山地游击战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在抗日过程中，由于八路军坚持抗战，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他们纷纷参加八路军，拿起武器同日本人作战。八路军由此获得了迅速发展和壮大，抗日的力量倍增，彭德怀组织的百团大战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八路军抗战的力度增强，日本人视之为腋下之患，动用了几乎百分之百的伪军和大部分日军来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由此，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主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战场之一。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华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1937年11月29日，王明率康生、陈云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延安随即刮起一阵王旋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此时几乎都倒向王明，支持王明提出的“一切都经过统一阵线”和开展平原运动战来配合国民党，并付诸行动。比如让八路军主力参加阎锡山组织的忻口会战和单独发动百团大战。这个时候，党内只有两个人支持毛泽东，一是张闻天，另一个就是刘少奇。张闻天支持毛泽东是利用党的总负责的名义，联名毛泽东发文件、出指示，至于不在延安的高级官员和将领听与不听则是鞭长莫及，况且王明周恩来所主持的长江局也经常发号令。对近似于第二中央的指示，朱德和彭德怀倒是听得多，屡屡举行正规的运动战。毛泽东对此也只能暗暗着急与生气。这些情况也是王明回国前他就预料到的，在王明回国前，他曾预料到党内的一些重要人物会跟着王明跑，因为他有笼络人心的本钱，这个本钱就是共产国际支持他，斯大林支持他。党内这些老右历来如此，一有风吹他们这些草就左右摇动，他们对毛泽东不服气来自于自视甚高，可偏偏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拿不出高招，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来转危为安。这种阳奉阴违的情况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后才彻底改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一些左倾和右倾的观点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整肃，该检查的检查，该降职的降职，共产党的面目焕然一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红太阳高高升起。从此，毛泽东的话他们不能不听，也不得不听。由此，中共由一盘散沙变成一块牢固的盘石，羸弱的东亚病夫锻炼成肌肤强健的壮汉。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则是利用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在实际行动上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宣传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比如，在统一战线问题上，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张闻天年的报告中，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刘少奇这个提法实质是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地位，与党内主流提法相左。党内领导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是他们对抗日的态度，张闻天给蒋介石的打分是“中派”，因为他既反共又抗日，比起那些极右翼只反共不抗日要积极进步。由此可见，刘少奇在贯彻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完全彻底，甚至连毛泽东都感到震惊，在电报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因为这种观点涉及了党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泄露出去，会给敌人以口实，影响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当时，抗日统一战线于弱小的中共而言是一个厚实且隐蔽的掩体，可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同室操戈，演绎出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惨痛历史。实际上，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只能做不能说，比如改革前期二十年，把许许多多有利于平民百姓利益的政策，都改成仅有利于少数人的利益的政策，还说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只不过在前面加了“中国特色”四个字来掩饰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质。官民对立，贫富差距都是在建立一个特权利益集团的思维下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导致的，可他们还在新华门保留了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壁照，所以，观察政治家的优劣，不要只听他们说什么，要看他们在干什么。
在发展抗日武装的问题上，刘少奇也是身体力行，1937年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和北方局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了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在涉及到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当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同年11月17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四个月内，华北局已在河北、山西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随后华北地区中共武装迅速扩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数万。1939年11月下旬，刘少奇将中原局移至皖东，全力招兵买马，开辟了皖东苏北根据地。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江南的新四军派一部北上，实现了两部在苏北的回合，壮大了中共在华中和华东的实力。这几个招数，为日后打垮蒋家王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明回国后，中共成立了以他为首的长江局。王明自恃有苏联人撑腰，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支持，视长江局为第二中央，屡屡与仍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抗。刘少奇在这种情况下，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的王首道回忆，刘少奇曾向他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还不时以自己受迫害的经历，不指名地攻击王明“是披了马列主义造谣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
综上所述，可见刘少奇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唯一的、志同道合的亲密助手。是他首先提出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拉开了向王明集团进攻的序幕，最终将中共党内的亲苏派逐出领导层；他带来的华北局人马，充实进党中央的各个机构，彻底打散了王明集团经营数年的中央领导机关的人员构成比例。刘少奇的人马，日后成为延安整风的主要力量，他们鼓正气、刹邪风，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由此树立起来，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得到彻底贯彻执行，由此加快了迈向胜利的步伐。另一方面，凡是刘少奇工作过的地方，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华北地区的抗日，自他担任华北局书记后，革命武装蓬勃发展，根据地日益扩大；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担任华中局书记后，提议部分八路军南下和新四军北上，建立了强大的苏鲁根据地和强大的第三野战军，使苏鲁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摇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苏鲁根据地是在国民党重兵包围的环境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不像东北根据地，它的三面是苏联，没有后顾之忧，只要守住南面，就可以在根据地内放心大胆地进行土地革命，以获取战争之本——兵与民。同理，东北野战军向南进攻，毫无后顾之忧，不像淮海战役，它是在国民党的腋下展开的，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大都集聚在此，也最后也大都在此地被歼。由此，国民党丧失了进攻的能力，将它的腹部暴露在中共的刺刀前。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中央就从苏鲁根据地抽调十万干部赶赴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十万干部，不是十万士兵，这个概念应当搞清楚，它说明苏鲁根据地强大到什么样的程度，由此可见刘少奇的盖世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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