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革工作组（上）
（本节较长，分三段贴出）
1966年3月26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应邀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4月19日刘少奇出访回来，飞机降落在昆明后，他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周恩来并请转呈毛泽东，一封给邓小平，要求和陈毅一道视察西双版纳。这时，他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已经从4月16日开始召开，他们19日回来时尚未结束。
刘少奇参加的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同年举行的第二次杭州会议。早在3月17——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名义上是研究要不要组织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据李雪峰说，3月会议只要点了杨尚昆和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事件再上溯四个月，于1965年12月8日召开的上海会议，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打倒。4月16日召开的杭州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4月16日至21日。主要是批判彭真，撤销其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职务。第二阶段是4月21日至24日，通过了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草案。中央处理彭真问题，是在刘少奇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召开的。有人说这是刘少奇大意失荆州，本不该在这个微妙时期带老婆出国访问，否则事情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即便刘少奇在家他也没办法扭转形势。毛泽东是党的主席，是最高领袖，他有权利召开常委扩大会或者政治局扩大会，也有权利让什么人参加或者不参加，因为是扩大会，扩大到什么人他说了算。刘少奇在家又能如何？杭州会议后，毛泽东让刘少奇5月份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杭州会议的结果。因为中共有规定，凡是由中央发出的文件，需通过在首都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才能成为定案。在外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能拿出草案，最后还需到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来追认为定案。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4日一直开到26日。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并立案审查。又于5月16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主持通过的《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文化大革命目的、对象及方针做出了规定，并号召向党、政、军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这一系列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重要决定，都是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做出决定的。由此可见，自认为已经控制了中央，可以和毛泽东平起平坐、并在某种程度上和毛泽东叫板的刘少奇，在毛泽东进行反击后，这才发现自己是两手空空，处于被人任意宰割的地位。只是被宰割的方式不同，按照惯例，被宰割的人都是被缚双手，可是，刘少奇被宰割却是自己拿刀砍自己的双臂。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于他而言形同左膀右臂，他不但不全力保护，反而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做出将他们立案审查的决定。人之可怜、人之软弱何以至此！
5·16通知发表后，刘少奇仍然浑浑噩噩。他仍然用过去惯用的手法指导文化大革命，向各主要单位派出工作组，想依靠工作组来掌控运动的发展，使运动处于工作组的意志（实际上是个人意志）控制之下，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这就出现了刘邓文革的五十天里，工作组残酷镇压群众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是1957年反右的重复，是桃园经验的城市版本。刘少奇为什么热衷于派工作组这一老旧的方法？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他们把工作组描述成“党的化身”和“党的体现”，在他们判断为有问题的单位，他们就派出工作组接管这个单位的全部权力，按照它们的意志来整治这个单位。他们的意志总是打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号，并在这个旗号下用偷天换日的手法贯彻自己的观点。因为工作组是党的化身，而毛泽东是党的形象代表，工作组头目可以以党的身份和毛泽东的身份说话。所以，派工作组这一方法，是共产党政治的一大创造，超过任何宗教的教化方法，基督教的牧师不能说他能代表上帝，他只能按照上帝的言行布道，上帝的言行都在圣经里，牧师根本不敢信口开河。工作组就不同了，因为他们代表党，党的形象、政策比较笼统，毛泽东的言语又不能及时传达到基层群众，这就有了极大的空间，让工作组在里面任意翻腾。这个样的方法一直受到党内官僚阶层的欢迎，因为这方法符合官僚们的权利需求和利益需求。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 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与蒯大富发生争论，薄对此作了精彩评论：“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 ，有手，有腿，……他做事情是通过这些做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他这番述说，冠冕堂皇，似乎无懈可击。但他偷换概念，回避了问题的要害，即派来的工作组究竟是那个路线上的人，他是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还是宣传其他人的意图？应当指出的是，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实行了先斩后奏的手法，他于1966年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成员分别由中组部从各部委、团中央从机关干部中抽调。清华大学工作组是6月8日到校的。可刘少奇却是在6月10号才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
为了文化大革命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开展下去，6月1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1966年高等学校推迟半年招生。成为停课闹革命的始作俑者。可当今的主流媒体却把这一罪名栽赃到毛泽东身上。
实际上，从5·16通知下达，到毛泽东7月18日从武汉返回北京的五十二天时间里（一般称之为刘邓五十天），刘少奇通过派工作组或者自己直接指挥，把当年土改斗争的方法原封不动地搬到城市运用，在北京城大搞白色恐怖，以顺者昌逆者亡划线，把许多教师和青年学生打成反革命，致使一些人自杀身亡，更多的人被迫害到精神崩溃的程度。比如，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等迫害青年学生和教师的作法达到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地步。著名学者王年一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也许有些人难以接受“白色恐怖”这个词语，红色的共产党怎么会像国民党反动派一样搞白色恐怖呢？其实，这是刘少奇在检查里给工作组定的性质，1966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检查书中写道：“在北京许多学校的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许多工作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围攻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恐怖气氛，这是白色恐怖的。”
问题还不仅如此，更大更触目惊心的还在下面的叙述，秋石客在《刘少奇是文革的发动者吗？》一文中说【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整广大干部群众。在刘邓的一线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是经过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
【 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7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 改革开放后对文革认识主流错误地以为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黑帮人物”受冲击是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实是刘邓主持领导的一线中央指挥，各级党委和被操纵的“革命群众”执行的，因为那时根本不存在“四人帮”和“造反派”。】
【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1966年“文革”爆发时，全国有1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刘少奇划定的1％的“右派指标”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
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刘邓文革五十天评价说：【毛主席不反对刘邓的搞法，刘邓的文化大革命就会继续下去的，其后果也是不可设想的，这种搞法也是不成的。每个大学都派工作组，都搞几十个上百个、三类学生（即反动学生），全国就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如同第二次反右。】
综上所述，刘邓的文革五十天，如果不被毛泽东及时制止。中华大地又会和57年反右扩大化一样，冤狱遍地。而且比57年反右有过而无不及，反右尚未伤及广大学生，可是首都高校的学生，在短短的五十几天里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0211个，如果继续下去，肯定会有大批基本群众被打成右派。这就是文革期间批判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整广大干部群众的现实依据。
由此可见，开展文化大革命，毛刘是一致的，是他们的政治自觉行为，是对大跃进失败的清算，目的是防止再度出现类似“五风”泛滥成灾的现象。并不是像现在的主流意识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动的，是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误判的基础上开展的。毛刘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区别仅在于：刘少奇比毛泽东要左得多，他的斗争方法是普遍出击，对象以基层群众为主；而毛泽东则主张斗争的方向则是集中在党内走资派一个点上，触及的对象占人口1%不到。稍微对两种方法作比较，优劣立显。
文化大革命是四清运动的延续和扩大，毛泽东在如何防止再度出现大跃进那种荒唐、进而危及党的执政地位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起先他也认为基层干部的五风，源之于地主富农阶级的腐蚀。后来，他的认识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即“五风”的根源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因此，四清后期，他就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不过他是把大跃进失败的祸根——党内走资派和赫鲁晓夫联系起来，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修正主义的名字，藉以提高人们对党内走资派的认识。因为在那个年代，苏修和赫鲁晓夫在全国人民心中是坏政权、坏人的象征，而资本主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一直是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反动派联系在一起。5·16通知如此，十六条也是如此，都是把矛头对着走资派，对着身边的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刘少奇在文革运动初期，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服从了毛泽东关于运动的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并积极参与领导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干部的同时也伤害了大量的基本群众。被他打倒的人应当都是以顺者昌、逆者亡划线的人，特别是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无论工作组施行什么样的方法，即便是专制和残暴，只要有人反对，一律被定为反革命。刘邓五十天是残暴和恐怖的五十天，恐怖到连年轻的中学生都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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