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津讲话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指导城市接收工作的刘少奇在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派下，来到天津。在这座中国北方工业重镇发表了著名的也备受争议天津讲话。
刘少奇去天津的背景是：华北局党委书记薄一波写信给中央，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的一系列情况。共和国的领袖们，知道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还得看看他们是否有管理国家政治的能力，以及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而薄一波在信中反映的情况却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二难问题：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最高兴的当然是穷苦工人、市民，他们渴望城市也能像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改一样，在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革命浪潮中分得一杯羹，从工厂中分得一些财产，真正像共产党号召的那样，劳苦群众翻身做主人；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忧心忡忡，非常害怕“土改”的激烈行动在城市重演，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没有外逃的经济能力，只能坐观形势，差不多是坐以待毙。共产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与他们而言生死攸关。
在这严峻时刻，在土改中以左倾著名的刘少奇，出人意料地发表了和共产革命根本目标背道而驰的讲话。
尽管网络如此发达，不知是何原因，我们却无法搜寻到刘少奇在天津讲话的全文。
现摘要新浪北极星的博客中《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有关片段：
【毛主席要刘少奇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要到天津去，刘少奇想到王光美的父母亲都在北平，可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津方面的初步情况。
这是一个晴天，刘少奇到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刘少奇进得门来，称呼二老后，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这些年不容易啊！
二老知道刘少奇讲这话的含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隐居北平，教育子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地下工作者。
刘少奇坐下来，抽出一支前门烟，与王光英交谈。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刘少奇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刘少奇听着，微笑着说，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应当怎么搞……刘少奇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共产”，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刘少奇认真地听着，对王光英说，你回天津后要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
半月之后，刘少奇到天津，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
天津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人口200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刘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确：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为此，刘少奇偕同龚饮冰、卢绪章、张文松、正光美、吴振英等，匆匆赶往天津。
在天津市的干部(主要是工会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对于资本家的继续存在，当时有的工人想不通，说，既然我们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说，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
刘少奇此行，还直接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帮助他们消除疑虑。
4月21日，他来到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的情况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4月23日，刘少奇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他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销往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他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刘少奇称赞他的工厂在管理上的文明、先进。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王光美。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戏在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韬、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讲活”的主体部分。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刘少奇耐心听完他们的讲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白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呼“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到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淡：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
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100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针对劳资紧张的问题，刘少奇说，你们资本家有身份，假如工人们骂你们一句，你们就认为丢了面子。但是工人们有没有身份呢？工人们也有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你们高一点。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骂了工人，他们会不会也认为是丢了面子呢？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你们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在谈到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资本家怎么办时，刘少奇指指宋斐卿先生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斐卿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这么一讲，在座的资本家松了一口气。】
凤凰讲堂中《刘少奇和天津讲话》有如下表述：
【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 少奇指着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刘少奇上述讲话，即便是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复辟的今天，也是不能在报刊文摘上发表的，更何况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劳苦大众扬眉吐气的时候！几十年共产革命的基本纲领就是反压迫、反剥削，带领劳苦大众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座大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二把手，在有资本家参加的座谈会上，如此放肆地大谈剥削有功实在出人意外，这仿佛是一盆冷水，劈头劈脸地泼向十几万欢欣鼓舞津门工人兄弟。这会让那些眼巴巴地看着共产党为他们解除剥削枷锁的广大工人和贫民作如何想？这会让那些在崇高的反剥削、反压迫战争中置生死于度外浴血奋战的广大将士 作如何想？因此，刘少奇天津讲话在党内引起剧烈的反响是必然的，有人反对有人支持，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支持，是由他们的世界观决定的，这几乎是检验他们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如果我们细细地把各种反映梳理一下，便可看出十七年后文革期间在如何对待造反精神和继续革命理论的态度上，革命派和特权精英阵营划分的渊源。什么人是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参加革命的，什么人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的一目了然。
如何治理国民党留下的满目苍夷的烂摊子，不会只有一种鼓励继续剥削的老路，否则共产党闹革命的动机就会受到质疑，那就成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闹剧。解决这个问题当有许多种方法，比如最简单的就是组织工人委员会，监督资本家管理企业，实现毛泽东强调的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当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为什么会一边倒，选择让剥削阶级继续剥削这条让劳动人民寒心的这条路。人们不禁纳闷，这位曾在安源路叱咤风云的工运领袖，为什么在红色江山刚刚建立之时，就坐在资本家的沙发上对工人指手画脚：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
刘少奇在晋绥土改中曾这样命令下级：同时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然后帮助其生产，而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不起来，任何英雄好汉都是解决不了的。（摘自在蔡家崖晋绥边区干部会上报告，刘少奇年谱1947年）
同年4月22日，刘少奇致信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指出：“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能彻底的。”“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地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在个别的村子的典型运动开始后，周围村子的运动就自动照样开始，使运动成为潮流，成为风暴、才能解决问题。”（刘少奇年谱 1947年。）
对照刘少奇在晋绥土改和天津讲话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人们不禁会问：这是同一个人吗？为什么对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态度形同天壤？同为剥削者，在晋绥的地主富农是被剥夺、被镇压、被砍头的对象，而在天津的资本家却堂而皇之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客，并鼓励他们继续剥削。
刘少奇去天津前，专门去刑部街32号拜望岳父母，以期了解天津情况，为此还特地征求妻兄王光英的意见。至于他的岳父给了他什么影响？妻兄王光英给了他什么影响？妻子王光美给了他什么影响，这一切都无从了解，真相也许永远不会解开。如果稍加分析，在刘少奇天津讲话的背后，有王光美的身影，有王氏家族的身影，他们无疑给了他一些建议。至于是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不可妄加推测，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动机肯定是纯洁的，是为了能给身为共产党高官的女婿一些有益的帮助，更好地解决天津当时的企业怎样恢复生产的问题。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资产阶级看来是优胜的选项，在无产阶级看来可能一剂毒药，是对本阶级的背叛。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给他带来的影响巨大且致命。因为他是共产党，却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讲话；还因为共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运动革命，运动一旦开展起来，任何人都会受到怀疑，天津讲话等于是埋在刘少奇身上的定时炸弹，一旦时机成熟，有人肯定会拨动这枚炸弹的指针。另一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面，天津讲话受到高岗的激烈反对，而恰在此时，毛泽东委托高岗调查刘少奇在奉天被捕以及如何出狱的情况，这是刘少奇被定为大叛徒的早期调查。毛刘一家，此时处于密切合作时期，毛泽东此举是否受到天津讲话的影响不得而知，可以推论的是，一向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的毛泽东，面对如此露骨鼓励剥削的论调，当是不会无动于衷。没人怀疑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动机，只是这样一来，人们起码也会在最低的限度上也会认定他是一个投机者，没有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充其量也只是在资产阶级那儿学点皮毛而洋洋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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