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革破天荒地创造了一个官怕民的社会。
文革前，官僚主义欺压百姓的恶行触目惊心。撇开建国前的土改不谈，在建国后不久开展的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高饶等一系列运动中，各级官吏的权威得到空前的树立和巩固。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单位的一把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一个人打成右派，而一个人如果被打成右派，意味着他即时成为异类，遭受非人的折磨，看一看甘肃省作家王吉泰所著长篇纪实文学《大祭灵》一书，心情何止悲愤一词能形容得了，某些地区某些单位简直是人间地狱。反右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山之南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和谐社会，山之北则是万众噤口的冰冷之地。反右同时又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转折点，建国以来到1956年的良好发展势头愕然而止，继而出现了狂热的大跃进和恐怖的大饥馑，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反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后面会继续探讨论述。这里面要说的是，反右是兽道的大发扬，暴露了党内某些官僚的残暴与冷酷，人民由此害怕官吏甚于害怕红洪水猛兽。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知道如果想继续保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保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体系，保持千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不被他人采摘，就必须广泛地发动群众，造就一批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依靠他们来监督各级官员，使走资派有所忌惮，不敢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想做到这一点，号召人民起来造官僚主义的反，打掉官僚的淫威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文革初期的斗争矛头，一直对着走资派。方法是依照上海一月风暴的做法，首先从走资派手中把权力夺过来。然后公布他们的劣迹，把他们放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烧一烧、烤一烤，使他们威风扫地，用毛泽东的话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在此基础上，挑选出能够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官吏参加新成立的权力机构，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集体。这样，反右以来造成的党群、干群的激烈矛盾，出根本上得到缓解。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大字报的作用，领导班子的任何人，只要他以权谋私，群众就会用大字报为武器，公开地无情地揭露，使他们现原形毕露、无处藏身。谁也无法否认，在媒体被权势人物控制的情况下，大字报体现的是最彻底的民主，是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民主。另一方面，和利用大字报公开揭露以权谋私相辅相成的另一个措施，就是完善人民来信制度。群众不满意、又得不到纠正的某些错误，群众可以以人民来信的方式向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反映，通过信件反映的问题，一般都能得到认真有效地处理。如此一来，官员的所有行为均置于人民群众严格监督之下，迫使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违背了就得下台走人。整个文革期间，各级官员在生活作风上都能保持相对的廉洁，在工作作风上都能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既是受正面教育提高了自觉意识，也是不得不接受群众监督的结果。自1967年一月风暴后革委会建立后到1976年底文革结束，整个社会出现了十年时间的“官怕民”现象。这个现象是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式的跨越，尽管时间短促，仅存了十年时间，但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标志人类可以脱离兽道，去走人间正道。
第四，文革是一个领袖直接指挥亿万群众战天斗地的政治运动。
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使他享有天神般的威望，汉人视他为救星，藏人说他是文殊菩萨转世。其实，毛泽东作为救星，他首先拯救的是他身边的一群造国民党反的战士，这群战士被几次机会主义者的误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牺牲了。在绝望之中，他们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不负众望，以超人的智慧带领这群战士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政权。他的追随者们也由打江山的人变成了坐江山的人。打和坐，一字之差，形如天壤，一字之差，是土匪和将军的差别。毛泽东是大救星成为这群追随者的心理写照，在这群战士看来，不是毛泽东这颗大救星指引他们冲出黑暗，他们这辈子怕只有当土匪的命。经过这群追随者的宣传，毛泽东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翻开建国初期至1956年的历史，大救星的称谓名副其实，古老的中国就是在毛泽东的治理下，出现勃勃生机，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终于以前所未有的矫健身姿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了1966年，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使他具备了把理想转变为现实的资格。于是就不顾73岁的高龄，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在看来，如果历史再次眷顾他，让他提前十年，在63岁发动文化大革命，说不定他就成功了。
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策略，即直接号召红卫兵造反，他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各地的一千多万的红卫兵，依靠这一千多万红卫兵，瘫痪了各级党政组织，各级官僚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人身攻击和批斗，彻底打掉了这些人身上的官气，为下一步夺权造了声势。让一千多万学生娃娃起来造反，弄不好会天下大乱，毛泽东之所以敢冒这样的风险，是因为军队稳如盘石。有这块盘石压舱，航行的船不怕风急浪高。在文革后期的一系列斗批改过程中，毛泽东经常撇开军人集团和官僚集团，直接指挥亿万人参与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批判、改革（俗称斗批改），充分地显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巨人格调。
据说在文革前夜，毛泽东在故乡的滴水洞，隐居深思11天，临行前，他对湖南省地市领导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这说明，毛泽东在滴水洞主要就是筹划如何带领他的人民群众进行他称之为第二次长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1927年毛泽东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至1959年6月26日再次回韶山，这中间间隔了32年。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是在庐山会议前夜，之后发生的事我们都已了解，这次回韶山他嘱咐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在滴水洞修建一个住处，以便将来自己回故乡居住。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再次回韶山，就居住在滴水洞别墅，此次下山之后，他去了武汉，在7月6日写了一封给江青的信，这是一封极为重要的历史史料。为什么毛泽东对滴水洞情有独钟？像谜一样缭绕在人们胸间，坊间有多种猜测，比如“龙脉”之说。猜测总归是猜测，谁也无法解开这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人在遇到重大事情需要抉择的时候，都需要静下心来进行认真地思考。什么地方能让心静下来？什么地方能给谋划的事业带来福运？当然是最感亲切的地方，最感温馨的地方，或者是心中觉得是福地的地方。韶山的滴水洞当然是首选。据说毛泽东离开滴水洞那天上午，就在大家分立在道路两侧依依不舍地为毛泽东送行时，毛泽东突然说：“你们都走啊，我还要进去休息一下。”然后他走进一号楼前厅默默地坐下。服务员知道毛泽东舍不得离开这里，含泪为毛泽东泡了一杯茶，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放在毛泽东面前，说：“这是您房子东头桃树上摘的，您尝尝鲜吧，下次可就难得吃到了!”毛泽东听她这么一说，高兴地吃了一个，还吩咐服务员摘了两脸盆带去长沙。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站起身，打量了一下房子周围，出来后又看了看左右的山峦，上车了。这神情，反映了毛泽东当时依恋、凝重、朴稚、既决绝又如履薄冰的心态。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