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此，不由得引起联想：江青的婚姻观是怎样的？
裴明伦是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少爷。和这样的人厮守一生，只要恪守“雌马”之贞，便可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享受荣华。但这样的生活不是她所希望的。丈夫在家族势力面前妥协了，她毅然与其离婚；俞启威的出现，使她眼睛一亮，她的生活从此充满激情和希望，他们一同参加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起下乡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她一直渴望能和俞启威结为连理，可是由于俞家的持久反对，这对革命伴侣未成眷属，令人唏嘘；继而贸然踏入唐纳的生活，发现这不是她需要的人，想抽身而退，可谈何容易，结果她被弄得像一个摆放日久的榴莲，散发着臭气；同样的，章泯也不是她钟意的人。
革命事业止步不前；演艺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之后，发现这个行当也不能帮助她实现为穷人翻身解放的理想；媒体的侮辱兼攻击性渲染，弄得她焦头烂额名誉受损；她回想起曾经接触过的上层人物的纸醉金迷生活，以及一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穷苦百姓，进而推知，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遍地是污泥浊水，看不到一点出路。那么，她生活的希望和革命理想的落脚点应在哪里？只能是红星照耀的延安，尽管那儿没有厕所，床上满是臭虫，衣服上的虱子可以用扫帚扫，可是，那儿却充满希望，据说，许多有志之士都把这儿看成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因此，她带着试试看的心情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尽管她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上海的地下党也没给她出具任何证明，因为在他们看来，蓝苹只是执行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命令的一个小卒子。但是她来了，由此可见他的勇敢和无畏。在延安，她简直是一株出水芙蓉，立刻获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于她而言，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是一个大英雄，是一个能够开辟未来的伟人，同样的，也是一个吸引她的巨大磁场。因此决定委身于他，辅助他成就事业，哪知道这一委身，竟然委了38年，谱写了一曲爱的悲歌。江青奔赴延安，这是拿身家性命做赌注的风险之旅，当时一流走红明星，没人愿意这样走这条路，也没人敢走这条路。赵丹、郑君里、白杨、孙道临、俞珊这些左翼当红明星都不会冒这个风险。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处于风雨飘摇时期，没有什么理由能说明他们一定会成功，而毛泽东在国统区人们的眼中只是人头价值二十五万大洋的流寇。嫁给这样的人，必须是独具慧眼的超人，也必须具有杀人不过头落地的决绝意志。
由此，我想到了特里尔对江青的评价：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舞台上，在左翼政治活动中，在婚姻爱情方面——她的眼睛都不是盯在当前的事物上，她一直在寻求超越。（《江青全传》 P99）我想补充的是：在寻求超越的过程中，她选择了毛泽东之后，感情和婚姻的超越便停止了，便心安理得地在这块丰腴的台地上扎根成长。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无比正确，这块丰腴的台地，最终发展成为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的大舞台，而观众则达到创纪录的八亿人。这应当是历史上最令人羡慕的美女爱英雄的典型故事。纵观江青一生，都可看出，江青爱毛泽东是无条件地、无私地、全身心地。她自嫁给毛泽东后，恪守为妇之道，忠贞、贤淑、勤恳、果敢，成就了丈夫的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也成就了自己的辉煌。在后面的文章里，将一一实时叙述。
再说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如果说毛泽东仅仅是因为江青的美貌和才华，而不顾党内一些人极力反对而坚持要娶她，这就大错特错了。世界上的才女千千万，不唯独江青一人。当时的延安，追求毛泽东的也不止江青一人，况且江青也不算是最漂亮的，可毛泽东偏偏选择了江青。为什么？英雄爱美女，美女也爱英雄，这是合理的解释，但不是全部，它缺少最关键的理由。否则我们就可能会看到从边区几百万人中选美的喜剧。
那么，毛、江结合的最关键理由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的结合。对腐败社会的认知、改造社会的理念、共产主义理想、妇女解放、拯救劳苦大众、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等一系列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相同、血脉相通。不是这样，无论如何他们也走不到一块儿。之所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出身相同，同属草根阶层，都在贫寒的生活中挣扎过，因此仇恨剥削，把消灭剥削视为天职；经历相同，都遭受过权威、官僚、富有阶级的蔑视、排挤和欺压，对诸如王明集团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精英们有着深刻的认识，无论这些精英是党内的还是社会的，是政治的还是艺术的，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有着共同的本质，这就是装腔作势，剥削、欺压百姓，依靠洋人的鼻息呼吸；他们性格相同，坚忍不拔，百折不回，认准的路必须走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还喜爱斗争，和困难斗，和邪恶斗，和不良风气斗，和顽固的传统观念斗，和反动的大人物斗，乐此不疲其乐无穷，直至生命的终结。
由此，世界上一对最纯正的左派，在一个充满希望之地，在一个先进的富有生机的集团之中，在一片关注和敌视的目光中结合了。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携手共进了38年，他们以破旧立新的姿态、百折不饶的斗志、关注底层群众的情怀、挽狂澜于既倒的天赋，在中国政坛上掀起次次惊涛骇浪，冲击和涤荡了旧世纪的根基，给似将没落的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养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实施精神输灌，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政治遗产。
自嫁给毛泽东后，江青淡出了艺术舞台，也没走进政治殿堂。之所以没参与政治，可能是来自毛泽东的制约，他不愿让具有争议性的妻子给自己招惹麻烦。因为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地位仍不稳定，王明集团的影响明显存在，他们随时都会动用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向他砍去。他们之所以承认毛泽东的存在，纯粹是因为革命需要毛泽东的超人智慧，否则他们就会重新沦落为山大王，逃脱不了被剿灭的命运。这也就像一些人在文革时期的心态，虽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但摄于毛泽东的威望，却不敢轻举妄动。
淡出艺术舞台的江青，以温和贤淑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的视野。她服从毛泽东，完全放弃了自我，用特里尔的话说：她知道，与共产党的领袖结婚，就像神父与教堂结婚。（《江青全传》P131）
美国的外交官约翰·塞维斯说：“我们感到奇怪，蓝苹在延安的舞台上似乎并不活跃”。
尼姆·韦尔斯在访问延安归来后说：“她（蓝苹）只是毛泽东家中沉默不语的家庭主妇，别的什么也不是。”
特里尔援引罗伯特·佩恩说：“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比蒋介石的夫人漂亮。他见过这两个人，他说江青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据陈福季的博客说，罗伯特·佩恩从未未去过延安。他对江青的评价可能是通过照片和其他媒体。）
1944年7月，参加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枣园拜访毛泽东。江青参加会见。他印象中的江青，身材清秀，举止优雅，一双乌黑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朱鸿召：延安时代女性生活史）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负责人的包瑞德回忆说：“她的风度中蕴涵着一种中国和其他国家女演员共有的典雅和优美。和几乎全国的其他女演员一样，她说着地道的国语。我觉得她比在延安所见到的绝大多数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都要漂亮潇洒得多。”（同上）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彼得•弗拉基米罗夫作为苏联塔斯社记者兼共产国际驻延安观察员生活在延安。尽管对延安颇多微词和偏见，但他在日记里仍然记下对江青比较深刻的印象。她总是那么和蔼健谈，喜欢骑马，喜欢读书，对世界文学名著涉猎广泛。“江青照顾他（毛泽东——引者注）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过的秘书。”她性格中有坚强柔韧的一面，有事业心，“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趋策自己。她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平时家庭生活中，“毛泽东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奥尔洛夫对我说，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同上）
一位经常见过毛泽东和江青的苏联人说：“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
1940年8月，江青在中央医院顺利分娩，这是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对于47岁的毛泽东来说，女儿的降临，带给他特别的喜悦。为此女孩取名李讷。此前，毛泽东为贺子珍生的女孩取名李敏。敏与讷，可能来自于诗经中““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的诗句。
1945年12月，毛岸英随两位苏联医学专家专程从莫斯科飞回延安。江青待他如同己出，毛泽东非常欣慰。
自1938年11月17日，江青和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一座窑洞里结婚，到1947年3月随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南北。在这八年半的时间里，作为红都主妇的江青，相夫教子其乐融融，展示贤妻良母的风采，由此度过了一生最为安闲的时期。她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为其整理文件，提供参考数据，照看幼女，忙得安然自得。她此时学会了骑马，这是一项极富刺激与危险的运动，她时常驰骋于宝塔山下，飒爽英姿给人留下深刻到印象。除草原一族，女性骑马实不多见，江青以红都主妇之身，骑马驰骋，是权力的显现，也是性格的外露。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他的著述活动最多、内容最为丰富。《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大批纲领性文章均在这期间产生，完成了由政治家、军事家向哲学家的转变，成为和马克思、列宁比肩的共产主义运动导师。这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有一个稳定的温馨的家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家庭是男人休憩的港湾，稳定的环境利于思考，温馨的气氛利于激发活力，幸福的家庭生活使得毛泽东在繁重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中，能得到充分地调养和休息。家庭和事业是人生的两个支柱，毛泽东先得江青，后开展整风，这两个支柱，成为他筑造金碧辉煌殿堂的擎天大柱，思想和事业都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思想上，他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国民，以为人民服务为执政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了无坚不摧的思想武器。事业上，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紧接着又把腐朽的国民党政权驱逐到海岛，实现了数代志士仁人救亡图存的理想，为建造中华民族宏伟大厦提供了一块巨大的盘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江青应当是出力甚多。前文已经论述。
还有许多关于江青在延安时期的描述，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总之，初嫁给毛泽东后的江青，是以红都主妇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但也不能认为江青完全脱离了政治，只是从台前退到了幕后而已。特里尔说：“毛泽东手里有权而且性格倔强，但是，做这种人的‘秘书’，使江青逐渐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不是她在政治上处心积虑——个别情况除外——而是其他很多人认为，她对毛泽东做出的决策都可能产生一点影响。”从这段叙述中，如果不是翻译的问题，我们从“这种人”和“一点”两个词的运用，看到特里尔对毛、江的蔑视。他又说：“这是有道理的。毛在家里与来访者谈论政策时，江青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客人走后，她再和毛泽东谈自己的看法。”（这是否在猜测？）他还谈到：“张治中作为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逗留延安时，江青总是每天一大早就来到他的窑洞前，‘睡得好吗？今天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她总是这样问，谦虚而拘谨，但是谁都能感到，她代表毛泽东。”当神父入主教堂后，他也有正常人的饮食起居，可是，为主献身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
尽管江青在延安作为革命领袖的妻子恪尽职守，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她当成纯粹意义上的妻子，他择妻不会仅仅是组织家庭传宗接代这样简单，应当有找人生伴侣的思考。所谓人生伴侣，即志同道合、能依能靠、守贫共富、忠贞不渝。而领袖的人生伴侣则应加上一条：智慧超群。毛泽东后来一再说江青政治敏锐，给了他不少帮助。这说明江青聪慧，作为伟人毛泽东的人生伴侣是合格的。由此，他们结婚之前，江青就调入中央军委担任秘书。可见，毛泽东是把她作为政治军事的助手来安排工作的。创业时期的毛泽东，行为较为谨慎，他对妻子爱护不纵容，让其参与政治却不赋予权柄
此后，1939年2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江青参加会议并当选为该会35位理事之一；同年10月21日，该会组织成立“工余剧人协会”，江青被推举为9位常委之一。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女子大学礼堂召开，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97位成员之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讲，即《新民主主义论》。
1946年7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隶属于西北局宣传部，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会成员之一。
另据江青自己回忆，1939年1月，她被毛泽东安排到南泥湾359旅参加为期六个月的生产劳动，由于身体不佳，患肺结核，她没有参加农田劳动，而是编织10件毛衣完成任务。（以上均摘自朱鸿召：延安时代女性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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