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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式批量教育的学校里，师生围着考试的磨子团团转，哪有时间发呆？学生就像推磨的驴子，稍微走慢一点，师长们就拿着鞭子猛抽一下，呵斥道：“发什么呆！快点走！”虽然都听过牛顿在苹果树下发呆的经典故事，但是，仿佛外国人发呆是有道理的值得传诵的，中国人发呆就是浪费生命了。“注意力集中！不许发呆！”在这个统一的指令下，久而久之，一个又一个埋头推磨的驴子都变成了统一的面瘫嘴脸——呆滞、木讷。
我们这些50后、60后在孩提时候，发呆的时间太多太多。
“小六，趴在窗户上干嘛？稀饭煮熟了，快来吃，还有凉拌豆腐干咯！”母亲欢快地叫道。“妈妈，过来看嘛……蓝天像大海，白云就像一座岛屿，岛屿旁边还有一艘雪白的军舰……哦,军舰开走了……岛屿变成了无数匹战马……”妈妈还在厨房忙碌，倒是爸爸走了过来，他扶住我稚嫩的肩膀。天空渐变为铅灰色，浮云灵动，形态各异。“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骑冰河入梦来。”爸爸仰望神秘的天空，口中念念有词，让懵懂的我钦佩不已。“看！万马奔腾！爸爸！”我指着天空，兴奋地喊道。爸爸亲切地扳过我的肩膀，煞有介事地盯着我的眼睛看，“哦，好清澈的眼睛，诗人的眼睛！”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晚，我带着自信的微笑进入了遥远而美好的文学梦乡。父亲的那句话鞭策了我一辈子。
孩提的我们趴在窗户上望着蓝天白云发呆、坐在河边望尽千帆发呆、在山野里望着花草鸟虫发呆、在草原上望着牛羊野兔发呆……发呆给予了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后续的创造力。这也是这一代人虽然历尽磨难，但依然能够在国家大厦充当栋梁的重要因素。
如今，为了保证驴不停蹄地推磨，孩子们连发呆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这个石磨，是从什么时候打造并迅速变得如此沉重的？到底是磨心坏了呢，还是磨盘上的磨齿迟钝了，总之，磨子出大问题了，否则，为什么推起来那么吃力？或者是哪一个魔法大师在它身上施展了魔力，让推磨人一旦和它沾边，就容不得休息片刻，哪怕是几秒钟。再这样碾下去，不但想象力和创造力被碾得粉碎，恐怕连鲜活的生命力也所剩无几了。那么，我们还侈谈什么“教育”？请记住“教育即生长，除此之外，别无目的。”
和我们这个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国度恰恰相反的是，德国却是一个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
网友“正义良心”是访问德国的学者，他在天涯论坛发表高见说：“暂且抛开中西教育优劣的争议和评判，让我们来关注德国教育的成果：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德国人(含移民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德裔)获得的诺贝尔奖人数将近总数的一半。换句话说，8200万的德国人分享了一半的诺贝尔奖，而全球另外60多亿人口只获得了剩下的一半。这就是德国立法禁止学前教育的最有证明力的成果……”联邦德国《基本法》(即宪法)。其中第七条第六款明确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针对这个问题，德国老师解释，孩子智力被过度开发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必须给孩子的大脑留下想象空间。过多的知识会使孩子的大脑变成了计算机的硬盘，常此下去，孩子的大脑就慢慢地变成了储存器，不会主动思考了。
“正义良心”请教了德国教育专家。他们说：孩子在小学前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快乐成长。因为孩子的天性是玩耍，所以要做符合孩子天性的事情，而不应该违背孩子的成长规律。如果说在上学前对孩子非要进行“教育”的话，那“教育”的重点只有三个方面：一、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不允许暴力、不大声说话等。二、孩子的动手能力。在幼儿园期间孩子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参与手工制作，让他们从小就主动做具体的事情。三、培养孩子的情商，特别是领导力。
其实，除德国以外，其它欧洲国家也有有关规定，例如匈牙利立法规定：严格禁止教授幼儿园期间的孩子学习写作、阅读、计算等。
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孩子在幼儿园期间已经把小学一年级的知识基本上都学完了。大多数幼儿园，从中班开始（大班更甚）就把教授识字、计算作为一个主要任务来抓。笔者访问了五个幼儿园的10名教师，她们的口气都完全一致：“没有办法啊，上面有要求！”
法国 思想家教育家卢梭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本性，随着儿童的天性的发展而发展的教育观；不能以压制性、灌输性的使儿童接受知识；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实施自然教育。欧洲人普遍认为，孩子有自身的成长规律，他们在相应的阶段要做相应的事情。某幼儿园教师告诉笔者，他们幼儿园有一个俄罗斯小孩，父母在交响乐团工作，他们每天都会在接孩子时和她一起扎进沙堆里玩上很久，而不是像众多的中国家长那样，每天关心的是孩子在课堂上又学到了什么。实际上，玩就是最好的学前教育，孩子的天性与知识的传递在玩的过程中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了。
我们的教育，除了过早地对孩子灌输知识，还把读死书，死读书以及循规蹈矩的陋习强加给孩子。从中班或大班开始就训练孩子背着手一动不动听课的习惯，到了小学，谁坐得最端正，谁在课堂上不讲一句“废话”就是好学生，如果哪一个孩子不安分守纪，尤其是即兴发表与老师相反的观点，那就是大逆不道。就像封建社会的女性，很早就被迫折断脚骨，穿上三寸金莲一样，一辈子走路歪歪扭扭，并且走不不出狭小的天地。因而，中国的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大都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这就是表面上看中国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很扎实，但却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来的一个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心理学意义上的儿童指3——18岁人）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他在谈及民主与教育的关系时指出：“民主主义和教育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民主是一种教育的原则、教育的衡量尺度和教育政策；然而，倘若没有教育，民主则无法存在。”他认为传统学校已远远地落后于当代的民主运动，并且未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传统学校的一切安排都是把儿童作为群体来看待，而不是根据个人的特点做出安排而因人施教，传统学校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抑制了个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正是民主社会的另一项瑰宝。因此，传统学校是失败的：它不把学生视作一个生命的个体，它没有向学生提供社会教育；同时亦阻碍了学生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主动性。
教育和哲学家杜威在半个世纪前满怀忧虑和急切呼吁反思美国教育，美国人努力从传统教育的误区走了出来或者说正在走出来。所以，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去读书，成了中国成千上万的学生及其家长梦寐以求的目标，近20年来尤其是近10年大小留学生，趋之若鹜。据新闻晚报和新浪网等媒体报道，据统计：2000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只有3.9万人，而2011年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3.97万人，增加了近10倍，2012年超过41万，2013年突破45万。据财新网正经频道报道，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约46万人；据新浪网报道，“教育部：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逾52万人”，其中留美的学生占六成以上。
无法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中国当代教育，令人五脏俱焚。
二三十年啊，整整一两代人。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被关在高墙里，在统一计划统一安排中被动地接受统一的教育。上千上万个学生合唱“同一首歌”——同诵一篇课文，同学一种教材，同做一套试卷，用同样的方法算出同一个答案，朝着统一的目标进发……学校业已演变为制造机器人的工厂，老师按照统一的模式，在统一的流水线克隆机器人，这一切都是由集权计划的神经中枢操控。
在国家教育核心理念与体制的导向下，家庭教育也把孩子紧紧地禁锢起来。“回到房间做作业去！不要出来，什么事都不用你操心，只要你把学习搞好就行了！“这是家长们异口同声的口头禅。
从学校的高墙到家庭的狭小天地，终年累月两点一线，就像一条出生在海里的鱼儿被迫呆在小小的鱼缸里，本来身心灵动、心智正常的生命，在极度缺氧中变得虚弱猥琐起来。
创新，只是中国人古老的骄傲，创新，那是外国发呆者得天独厚的特权，难怪，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造纸术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火药使封建城堡不堪一击，导致骑士阶层日益衰落；指南针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印刷术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而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停留在古人“发明”的功劳簿上大睡大觉，教师们周而复始地给学生讲“四大发明”骄傲的历史，却没有一丁点时间带领学生去搞小发明小创造，更不可能对学生说发呆就是发明的前奏。如此而来国家和民族，还想到哪里去寻杰出人才？诺贝尔奖金对中国来说自然就成了神话。
翻开世界历代诺贝尔奖统计表格，各国获奖名次和人数一目了然。
从1901年以来，截止2015年全球诺贝尔获奖者共791人或单位，除去达赖以外中国人有10位，他们当中有2位生于美国，有5位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莫言、屠呦呦三人，但就国籍而言，除莫言屠呦呦以外，其他都不是中国国籍。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只有约四亿，而如今我国的人口已翻了3.5倍之多！由此可见，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停滞和倒退了？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不能不庆幸莫言“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莫言语），也没有真正地上过中学（文革被赶出校门），但他的自学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一流的，假如他按正规军的步伐一路走来，中国不知道还要和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多少年！
今天的中央领导中大多都当过知青，国家各级领导以及各级教育科研单位的主打也大多当过知青（他们当中许多是上世纪77级、78级的高才生）——虽然知青这段历史并不值得渲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凡是那些在蹉跎岁月里自强不息的生命，他们的天性和创造力在大自然的土壤中经过多年沉淀和酝酿，而后在气候适宜的条件下以石破惊天的姿态昭示社会：真正的人才是知与行的统一，是智商和情商的统一，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呆子，这样的呆子，即使上帝赋予他超人的天赋，最终也会在狭小的鱼缸里窒息而亡。
2013年7月25日搜狐网对两起“神童退学事件”和昔日神童不幸的命运展开了讨论。
17岁考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硕博连读魏永康，19岁时，因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识结构不适应中科院的研究模式被退学；而14岁考入沈阳工业大学的王思涵，却因为多门成绩零分，被学校“责令退学”。
有人据此认 为培养神童的少年班应该停办，也有人批评媒体和神童母亲，还有人深表同情。就在两位神童退学引发的社会舆论达到高潮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首批学员回母校聚会，媒体立即跟踪采访，披露了这个班上昔日大名鼎鼎的的某某神童“有心理问题”、某某神童“自我封闭”至今禁锢于家庭等令人遗憾的现状。
神童的不幸命运，演绎了现代的伤仲永，再度将“神童教育”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这不禁让人疑问：“神童教育”还要不要再搞下去？如何为智力超常的儿童创造合适的教育环境，避免他们将来的“不幸”呢？我国的神童教育到底存在哪些困惑？
且慢！教育界不少人士认为：“根源不是神童教育“出了问题，而是当前的教育体制出了问题。在唯学历、唯尖子的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必然把神童推向天子骄子的地位，家庭、学校、社会舆论全都宠着他们，把他们当中许多人宠成了人格分裂的问题少年。
有一位“神童“的母亲在谈及她不会送儿子到中科院少年班就读的原因时说，儿子的父亲在美国高校访问时，正好和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一个学生同一个实验室。这个年轻人狂妄、偏执、思维怪异、难以沟通，一般的人很难和这种人合作。她说，不知道这些“少年大学生”本身就有这些特质，还是进入少年班以后由环境造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少年大学生的令人遗憾的“惨状”并非是大学少年班造成的，可以说从他们踏进小学校门那一天起就埋下了伏笔，他们顺着“唯学历”、“唯尖子”这根竹竿哧溜一下就飞到了塔尖。除了读死书，他们不具备其它任何能力，包括自理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交往能力，他们的社会化程度极低，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脚踏实地一步步学会做人，他们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所以必然会从塔尖上摔下来。
在传统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对于那些少年天才来说，如果能保证他们身心健康，顺利地完成学业，不要出现悲剧就算是万幸了，如果你指望他们有多大的发明创造，指望他们去有一日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纯属南柯一梦。
由此看到，我国这种僵化单一的教育，导致学生狭窄的知识面和综合素质失调。按照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经验之谈，科技专业人才，应多读文艺书籍，可在现实教育条件下，学生很难抽出时间阅读课外书籍。有的学生在自习课上甚至是在课间阅读小说，都遭到教师的没收或者被当众撕掉。一切都围绕考试，不得有任何非课外因素来干扰这个中心任务。
一个人创造力的大小很大程度决定于他的发散性思维，而发散性思维又决定于一个人的知识面和综合素质。这就像我们画一个圆锥体一样，下面那个圆代表知识面和综合素质，圆的面积越大，发散性思维越强，圆锥体的高达到最大限度后，就容易突破瓶颈；反之，圆的面积越小，就没有或很少有发散性思维，圆锥体的高自然受到很大限制，这样就无法突破瓶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在科学研究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和西方的学者齐头并进，甚至还高出一筹，但是在突破瓶颈的时候，最后胜出的却往往是西方学者的重要原因。一位海归学者如是说。
写到这里，抬眼向窗外望去，冥冥中看见陈子昂站在高山之巅，对着脚下的苍茫云海再发悲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天边传来龚自珍跃马扬鞭和刺破青天的蹄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天堂，鲁迅叼着烟斗，伫立窗前，默默注视漆那些萎靡不振的星星，半晌才吐出一句话来：“不管你是不是认为我老调重弹，我依然要喊：‘救救孩子！’”
一系列电闪雷鸣组合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悲怆交响曲，令我等杞人忧天的人，不得不驻足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