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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担心乱砍乱伐会导致树木荡然无存而失去生态平衡，同理也担心扭曲的教育，会塑造出一个个歪瓜裂枣的人来，导致人才断代，社会失衡。
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教育为本。如果教育的所有计划都旨在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推入枯井、带进沙漠。那么教育还有什么用途？百年之后，千年之后，谁会是千夫所指？
如今许多年轻父母，一边忙着为即将入学的孩子物色一个好的学校，一边担忧孩子将来入学后会变得狭隘呆板，把天生的灵气消磨掉。
某青年作家4岁的女儿海鸥，是一位天性活泼，聪明伶俐的孩子。父母和亲友们惊喜地发现，海鸥在阅读一些儿童科学读物时，对人体的解剖知识特感兴趣，且对人体各部位的骨骼烂熟于心。有位教育专家对海鸥的父母说：“这是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以后可以让她多接触一些关于医学的科幻读物和影视，多给她讲讲医学专家的故事……抓住契机好好引导，她将来说不定成为一位身手不凡的外科大夫呢。詹天佑就是很小就显露出志向的，他自幼喜欢摆弄钟表机械类的东西，其天赋得到了父亲的保护和培育，后来留学美国修机械专业，成为了铁路工程师……”海鸥的父母听后既高兴又担忧，她妈妈摇头叹道：“她还有一年多就要进学校了，我担心啊，现在的学校管得那么死……”
一位母亲对笔者说，念三年级的儿子是班主任眼里的超常儿童，课本上的知识过目不忘，不用做什么作业就可以考出好成绩，但是，根据学校的方针，他必须和全班步调一致，课后作业一大堆，最晚的时候做到11点钟。他现在变得上课心不在焉，学习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件有趣的事。班主任对家长说，本来想按因材施教的方式培养他，但现实的状况不容许啊。后来这位富有主见和创意的班主任，在无奈中选择离职离另谋高就。“唉，现在的学校啊……我担心我儿子哟……”孩子妈妈边说边无奈地摇头。
“谈虎色变”在家长们这里早已演绎为“谈校色变”。
在人们的心目中，校园应该是仅次于公园的自由清新、祥和无忧的地方，孩子们应是身在书声朗朗、鸟语花香的氛围中聆听、感受、讨论、创造，从而找到适合于天性的成长轨迹，最终成为一颗颗不同的色彩的星星，颗颗都骄傲地闪烁在深邃的夜空。然而，曾几何时，校园变成了灰色的高墙下的“看守所”，它是为专门对付考试这场战争而构建的训练营。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从服装到训练目标，从教学内容到思维方式都别无二致，不得另类。
什么是学校？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学校教育的理想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学校丰富多采的文明的精神生活，乃是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具有各种综合机能的温床。”
试问，我们的学校让孩子们“全面和谐发展了”吗？他们的道德、体魄、审美情趣到底还剩下几分？他们对社会有几多了解？我们的学校是培养和提升学生综合机能的乐园，还是养成单细胞生物的温床？孩子们在学校活动中到底有几多幸福感和成就感？
教育又是什么？
法国思想家教育家卢梭认为：“教育即生长，生长之外别无目的。”中国学者周国平对此有一说：“也就是说教育之目的就是要按照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天性来保护和发展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个个毫无生气的容器，将知识作为填充物，生硬地灌输进去。”
当代中国的学生“生长”了吗？如果“生长”了，那么有多少人“生长”了？如果没有“生长”，那么是否意味着多数人都成为了“容器”。
容器，譬如墨水瓶，体积容积不等的墨水瓶。每一个容器的主人都不停地快速地往里面灌输墨水，他们在屏住呼吸比赛，看谁灌得快灌得多。几秒钟的功夫，墨水从瓶子里溢了出来，流成了一条墨的海洋，容器漂浮其上，有些站不稳了，开始动荡并呼救，主人在岸边高喊，稳住！稳住！坚持就是胜利！有的容器或捂住耳朵或捏住鼻子，挣扎着喝了几口墨水，便沉了下去，再也看不见踪影，它的主人在岸上嚎啕大哭道：“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不要怪我呀，每一个墨水瓶都是这样游过去的，你为什么就半途而废了呢？”
有的容器在“稳住，坚持！”喊声的鼓舞下，击楫中流，他们用了吃奶的力气终于游到了彼岸，并登上了象牙塔，摇身变成了一只只金杯银杯。主人远远地站在此岸，享受笼罩在光环中的喜悦，笑声激荡墨的海洋；有的刚走进象牙塔就从塔尖上摔了下来，落得粉身碎骨，还有的，在摔下来之前，拉一个同伴搭上。
岸边，仍然有数不清的容器以各种姿态投入墨的海洋……
教育原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她张开爱与智慧的翅膀引领青少年在人性的蓝天白云中翱翔，在与暴风骤雨的搏斗中去探寻社会与宇宙的奥秘；可是曾几何时，中国现代教育变成了一个变态的悍妇，她满脸横肉，一手拿着带刺的棍棒，一手拿着哈哈镜，足以让所有事物改变原形，令观者哭笑不得。而面瘫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递着沉重的砖石，抹上冰冷的水泥砌成一道不断增高的围墙，直到看不见天日；再往哈哈镜一看，学生仔长出未老先衰的胡须和皱纹，师长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他们被自己的形象吓得四处逃窜，但是，四壁皆是哈哈镜。镜子里是变了形的男女老少，每人脚上都穿着那双永不褪色的红舞鞋。
“看你哪里逃生！”在孙悟空气贯长虹的声音里，哈哈镜的制造商往镜子里一瞅，自己也早已变了形。
难怪钱学森在离世前，用尽最后那口气，在天空中划下一个巨大的问号。
二 一石激起千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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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9年10月31日，物理学家家钱学森驾鹤西去。
他离世前后的最亮的回声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据新华社、人民网、新京报、羊城晚报等媒体报道：“钱学森晚年多次向温家宝提人才培养问题”。人之将去，其言不尽则不安啊。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探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换言之，中国崛起太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
钱学森在谈及现行的教育体制限制了科学创新思维时，提出科学工作者的艺术修养问题，并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此后温家宝的三次探访中，钱学森无一例外都谈到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2007年8月3日，钱学森又一次当面向温家宝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强调“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
2011年9月4日，温家宝在考察北京35中时曾透露：“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得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
“悠悠万事为此为大”；鱼梗在喉，不吐不畅。在钱钱学森要告别人世之际，好像再不提出这个忧心如焚的大问，他就会死不瞑目。他走了，留下了这个旷世之问……
用心聆听钱学森之问，情不自禁穿越时空，俯瞰几千年前老子出关的沧桑。
老子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弱了，衰败得不像样子了。他最后决定出走了。
老子要到秦国去，到西域去，这就得经过函谷关。另外一种说法是大散关。守关的长官是尹喜，人称关令尹喜，是一个修养与学识极其高深的人。这一天他正站在城关上了望，只见关谷中有一团紫气从东方冉冉飘移过来。他心里一顿，这是有圣人要来了！ 不多一会儿，就见到一位仙风道骨之智者，骑着一头青牛缓缓地向关口行来。竟然是老子！关令尹喜不由得一阵惊喜。当他知道他要远走高飞时，就缠着让这位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留下他的智慧来，以作为放他出关的条件。 老子当然是不太情意的，但是不答应关令尹喜又不行，他不给你护照签证呀，老子没办法，于是只得答应了条件。当然，老子之所以答应，另有一说。《史记集解》记载关令尹喜是“善内学星宿”的高人，他也有著作，名《关令子》。老子也佩服这位“服精华，隐德行仁”的大智者，“亦知其奇怪”，所以有一种得遇知音的感觉，能为知音著述不亦乐乎。
老子沉思默想，将他的智慧一字一顿地写在了简牍上，先写上篇，后写下篇，据说写了好几天。写完了一数，有五千来字，取名为《道德经》。上篇叫《道经》，下篇叫《德经》，又分成八十一章。于是一部“五千言”的惊天动地的传世之作诞生了！据说，关令尹喜读完这美妙深邃之作，喜形于色，他即刻对老子说：“我再也不想当这个边境官了，我要跟您一起出走！”老子欣然同意。
老子出关中的“紫气东来”也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因，无论是帝王之家还是老百姓之家都将“紫气”当作智慧与吉祥的象征，把“紫气东来”写在大门、围墙等房屋建筑上。先民还认为，哪个地方有宝物，哪个地方的上空就会出现紫气。
“钱学森之问”——警世之问，此乃宝物也，由此而散发的紫气，是高瞻远瞩之气、忧国忧民之气、是举国共识之气，和老子身上裹挟的智慧祥瑞之气有异曲同工之妙。钱学森在天空中画下的这个巨大的问号，如惊雷闪电，震耳欲聋，发人深省。一时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其实，这个疑问早已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包括教师及学生家长心里嘀咕了许多年。就像爆米花在机器里面搅拌、升温、膨胀了好久，钱学森在节骨眼上往炉子里加了一把火，嘭地一声，爆米花炸响了。人们把淤积在心里已久的疑问与不满通过各种途径发泄出来。无论是偏重于感性的认识，还是偏重于理性的思考，统统都是出自于责任——对孩子的责任，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对民族未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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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总理温家宝说：“钱学森之问，刺中了我的心，也刺中了全国人民的心，同时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是是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知识分子——中国的良心，虽然这颗心而今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但依然还有一些血液在循环中显露本色。无疑，11位教授的谏言，代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担忧和期盼。
紧接着一场思考钱学森之问的浪潮汹涌而至，波及黄河上下，长江南北，沿海各地。
2010年3月6日，新华网转载了《学习时报》题为“从政治文化视觉思考‘钱学森之问’” 一文（作者孙佃香），该文从剖析官本位意识入手，揭示中国为何出不了杰出人才的社会因素。
2010年6月8日，网易新闻报道：“李邦河等37名科技界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撰写提案，回应“钱学森之问”，他们指出“研而优则仕”阻断了大师成长之路。
2011年3月16日，求是理论网登载题为“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一文（作者 杨桂华），该文指出由于过早地分文理科，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进而导致中国长期出不了杰出人才。
2010年1月20日东莞日报报道：“昨日，39名市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沉甸甸的建议……”这份提案从应试教育制度导致基础教育出现严重偏差的角度，回应了钱学森之问。如此多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这在东莞政协会议史上是罕见的。
该市39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的这份提案的主题为：“思考钱学森之问，建议政府更新教育理念改革教育评估制度，把青少年身心健康放在首位。”谈到提交这份提案的动因时，倡导者说：“一是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担忧、二是最近连续出现的多起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都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当前的应试教育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提案指出：“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顶尖的杰出人才，无疑是教育制度出了问题。应试教育制度是1977年恢复高考、为振兴中国经济而产生的一个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的教育制度。当时确实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推动作用。我们当中不少人是1977年高考的受益者，为此对党和国家的这一政策的实施心怀感激。但30年后的今天，应试教育制度被推向到极端之后，它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已经演变成为扼杀孩子天性、灵性的一种唯学历的教育制度。
万丈高楼平地起，现代杰出人才的培养要从基础教育开始。而我们的基础教育是什么现状呢？从小学到中学，学生们的唯一目标只是为了考上好大学；从小学开始，学生被师长唯一的期望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被应试教育制度折磨成目标单一、思维单一、天地狭小的单细胞生物，这种教育制度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和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发挥想象和创造力。孩子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考试，这副脚镣手铐，锁死了孩子的思想，束缚了他们的发展，如此二来我们怎么可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来？又怎么可能得到诺贝尔奖？
在应试教育制度的巨大压力下，教师和家长的个性被扭曲了，必然导致教育教养方式的误差，从而受累于青少年。因而学生极端行为如自杀时有发生。目前无论是学校、教师还是家长、学生都带着镣铐跳舞……
提案建议：鉴于教育的严峻现状，政府应该更新教育理念，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新教育评估体系；杜绝大小考试公布排名（包括网上公布名次）的非人性做法；教育先进地区和单位的评估要把学生身心健康作为首要指标……
东莞市副市长吴道闻对这个提案很快给予了回应，说：“已责成教育部门增加心理教师编制，并重新审核的心理教育机制，并且和家长沟通，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扶持学生心理的成熟机制。”这无疑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十分不易的关注。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应试教育的弊端和如何改革教育评估制度，却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撼山易，撼中国现行教育制度难。
既然国家教育部没有大改的动作，地方政府奈何得了吗？或许他们原本去考虑“奈何”之事。其实，也并非完全不能做的，1978年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为了不至于饿死，“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难道基层教育单位就不能效仿农民伯伯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吗？
中国教育改革的序幕，迟迟没有拉开。尽管朱永新等有识之士倡导和实践新教育，并在体制内实行新教育实验，尽量贯彻人文主义精神和人性化的民主管理，力图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用阅读感召学生……并由此取得了一些收获，但是，这一切都是带着镣拷跳舞。
讨论与思考一浪高过一浪，并且朝着深层次的探讨展开。
2013年8月17日下午三点，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高朋满座。人们在洗耳恭听一个主题为“钱学森之问与问题教育”的讲座。主讲专家是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碧辉先生。
张碧辉言辞犀利，开篇直逼要害——
“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奖是最高奖，从2000年设置以来，一共有20位科学家得奖，其中15位是1951年毕业的。什么意思？全是解放前那批学校培养的。”
“西南联大寿命只有7年，但是它一共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共有171人成了两院院士，尤其是理科生。”
这就是钱学森的最大担忧，这就是刺中人心的利剑，这就是令当代中国教育汗颜的原因，这就是令世界瞧不起中国及教育的事实。
张碧辉还指出了这样的让人揪心的事实：“中国孩子计算能力世界第一，想象力倒数第一，创新能力倒数第五。我们现在说外国的孩子傻乎乎的，连一些数字算不出来，但 人家到后面得了诺贝尔奖。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曾经在深圳讲,中国没有一所一流大学。所以，我们的这个教育体制有问题。”
在场听众无不颔首点头。
接着张碧辉从计划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教育管理和模式违背规律、教育结构不合理、学术腐败、阻碍创新人才的培养等五个方面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同时还指出了全社会的功利化，导致人性浮躁，根本无法做好学问。他说：“外国人是怎样做学问的，慢悠悠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学者做学问的时候，桌子上放着玻璃粉笔，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很多外国学者下午要到咖啡馆来一杯卡布奇诺，坐在那儿发发呆。我们国家教育中的工厂模式，完全违反科学规律、违反教育规律，违反创新规律。”
张碧辉从以上观点出发，揭露和抨击了我国高校办学的工厂模式化——如批量研究生突击出论文等等弊端——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阻扰。
至于工厂模式化的批量教育不仅仅在高校，其实我国从基础教育就开始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小学一个班20—30人，而我们绝大多数中小学每个班至少也有50人左右，有的名声在外的所谓重点中小学一个班多达60——70人，更有甚者70人以上。如此批量教育，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哪里有能耐与每一个学生1对1交流谈心，假如一个学期下来，班主任和50%的学生有过这样的交流，已经相当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