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晖回忆录,我和明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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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回忆录

2012-01-17 11: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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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回忆录:

********我和明月社

我 和明月社(01)
*********************黎锦晖


前言

明月社的音乐活动,从1917年开始;
但进入有组织的实验时期,
是从1922年到1936年,为期15年。
我在北京,
受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兼容并包”的影响,
主张“中西合璧、雅俗同堂”;
1921年到上海后,
为了反对全盘欧化,提倡大众文艺,
主张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流,
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
我的创作和明月社的活动,
都是照这个主张进行的。
明月社的创办过程可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1
萌芽期(1917—1921):

对民族音乐进行初步的调查研究。
2
初期(1922—1926):

儿童音乐创作和实验及其流行。
3
中期(1927—1931):

利用技巧上的经验大量制作并宣扬黄色音乐。
4
后期(1932--1936):编、导、表演,日趋时髦,

面对革命高潮,不肯上进,歧路彷徨,终于消沉没落。
由于社中一切文献资料,
汇存湘潭住宅,全部毁于战火,

年深日久,往事如烟,回忆难得周全
为了务求翔实,在记出各阶段的梗概之后,
又经过各方面热情帮助,调查例证,供给材料,才能完成初稿,
把关于明月社的计划、创作、排练、演出

以及挫折与困难、演变与斗争,
都作了扼要的记述。至于各项活动的影响、是非曲直,
当时和现在都有报刊登着批判和指教,
并有公正史家定论,足供参考。

**************************************

萌芽期(1917—1921)

一、我早期的音乐生活

明月社的音乐活动,与我的创作分不开;

而我的作品,又与我从童年开始的音乐生活分不开。

我童年玩弄过古琴和吹弹拉打的乐器,

也哼过昆曲、湘剧、练过汉剧、花鼓戏,

有的没有入门,有的半途而废。

七岁起每年祭孔二次,参加习乐习舞;

乡下做道场,被邀合奏“破地狱”的乐章;

看花鼓戏时,也曾加入演出。

读中学时有“乐歌课”,

由“格致”(理化)教员兼任。

我学过浅近的西洋音乐理论,

也唱熟了许多用日本曲调填配汉文的歌曲,

会弹“老八度”式的风琴。

由于缺少底子功,

到十八九岁时,演奏技巧滥而不精、华而不实。

但唱歌能把真假嗓子联起来不露痕迹,颇受人称许。

民国成立,整顿教育,

湖南省教育会主办单级师范传习所,

征选各县塾师集中训练,

我被聘为乐歌教员。

那些五六十岁的学生,

欣赏着和他们孙儿年龄相仿的老师

用奇特的嗓音唱出嘹亮的歌声,

他们终于化不快为愉快。

我在台上变成了“名角儿”,

接受“学生爷爷”们捻着白胡子点头赞美。

1914年我在众议院秘书厅供职。

袁世凯强行解散国会后,

我从北京回到长沙,供职于宏文社(出版社)。

先后在《湖南公报》和长沙《大公报》,

用“甚么”一词为笔名,

写了许多“莲花落”(湖南快书)、“渔鼓词”(可配乐唱歌),

讥评时政旧俗,读者称快。

暑假将满,

省城重点学校

--明德、修业(男校)、周南、广育(女校)四校,

原来聘有两位浙江籍的音乐教员,

不知何故,忽然一齐退回聘约,辞职不来了。

经教育会介绍,争聘我为音乐教员。

救人之急,难于解脱,我只好全部包下来。

上学期的老师都是用江浙方音教学,学生不易接受;

我用长沙音讲课,用读音(读书之音)教歌,

学生感到语言亲切,兴趣较高。

我把歌曲分为:

修身、爱国、益智、畅怀四类,

划分年级,配定教材,倒也忙而不乱。

高小班教些古曲,如《满江红》(“金陵怀古”萨都拉词)、

《阳关三叠》、《浪淘沙》等,

还教过齐白石传授的小工慢调板《柳秋娘》。

各年级学生都认为中国调比日本调好得多,

要求多教育有民族风格的歌曲。

我只好选用一些短小的雅曲填配文言词句,试行供应。

第二年暑假前夕,

我用《四季相思》的曲调填配《四季读书乐》教给女生,

挨了周南女校朱校长言词申斥。

同时,由于在报上发表讥讽“丘八”扰民的唱词,

开罪驻军,有人通风报信说是将要让我挨一顿痛打。

那时的报馆编辑,号称“无冕皇帝”,

例如报上发表的时事鼓词儿,可以无所顾忌,

只要不指名道姓,政府便不取缔;

但是招惹了“老总”,

那就会在小巷里“吃皮带”(被打),

我曾经尝过一次。

这时我正在彷徨无计,

国会恢复了,便打起背包奔赴北京。

在北京,

每日上午九时向众议院秘书厅“画到”(签个名)后就下班,

整天“任务”就算完成。

充足的公余时间,

使我能研习“国语”(白话文、普通话和注音字母),

兼充中学教员。

由于用方言教歌不易受欢迎,

我在北京没有担任音乐课,

只在中央女校教国文,

怀幼中学教图画,

孔德(conte)学校教历史,

并随时收集教材准备编一部小学适用的白话文读本。

晚上经常跟我大哥锦熙观摩京剧。

我们听京剧如同上课,

我一早抄好戏码,

从“戏考”上查出“戏文”(剧本),

作为“讲义”(课本),

打头一出听到末一出,

为的是了解、体会京剧的内容和形式

以及演员的风格、韵味等等。

如遇风雨之夕,

便召唤巷中喊叫开放话匣子(即留声机)的进来,

选听京剧与曲艺的名角唱片。

这两年的音乐生活,

就这样集中于“皮黄”,旁及鼓书。

二、明月音乐会的成立

根据上述经历,截至1916年止,

我在原籍湖南的音乐生活,有三点必须提一提:

1,由于喜爱音乐而接触音乐,没有任何目的,全是逢场作戏;

2,对于一切音乐,浅尝则止,从不肯勤学苦练,

以致基础浅薄,无一专长;

3,偏爱俗乐,喜唱民歌,每受亲友的揶揄、耻笑,甚或叱责。

从1917年起,

我接触各种音乐的机会更多了,

逐渐感觉新文化运动应利用音乐为宣传工具,

心想邀集知音朋友组成一个小型的音乐社,

以“宣传乐艺、辅助新运”为目的。

“凡事预则立”,自己必须作准备,

于是进行了观摩、阅读、抄谱、记谱,

要求自己能结合乐理了解乐曲的结构,

听懂不同的风调,哼出无法记录的韵味。

由于畏难取巧,妄想先博后专,

对于需要穷年累月才练得好的手上技能,暂不追求。

我经常上天桥和城南游艺场,

搜集一些民间小曲,跟朋友们研讨,

也没有人干扰我们的自由。

但是,把所知的俗曲歌词摆出来,

深感腐朽不合时代,或者猥亵不堪入耳,

绝大多数必须重新填配,进行这项工作十分困难,

摸索了四年以上,才找到一条出路--

保留原有曲调,改变唱腔,或取作新曲主题,加以发展。

1919年新文化运动涌起高潮,鼓舞人们力图上进,

我也参加了北京大学旁听生的队伍。

当时“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简称北大音研)

在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主张之下,

分为中乐、西乐两部,

而中乐又划为古乐、雅乐、通乐三类,

希望各展所长,互不侵犯。

由于古乐又有流派不同,雅乐与通乐界限不清,

虽说不上明争,但免不了暗斗。

并且除京昆戏曲另有组织外,

所有“下里巴人”的民歌和曲艺,都不许登大雅之堂。

我当时被推为“潇湘乐组”①组长,

经常选奏湖南古曲如《满江红》,

雅曲如《鹧鸪飞》,

并制谱送北大《音乐杂志》发表。

而俗曲不给刊登,

我选了许多民间乐曲,音调爽朗,感情丰富。

要求采用,并由我们乐队试奏,

结果被少数会员反对,说是“俚俗不堪”。

我们不服气,由我写些短文提出意见,

并写了《国乐新论》,主张改进俗乐,重配唱词;

又发表《旧调新歌》--只登载歌词,

注明配用《小放牛》、《探亲家》等曲调。

这事引起俄文专修馆两个湖南籍学生--李实、罗汉的注意,

他们发现我就是长沙《大公报》的“甚么”先生,访谈甚洽。

当时有不肯露面的进步人士,

为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

拟创办《平民周报》,

正需要用各种说唱形式的民间艺术来传达新的事物或思想,

于是李、罗二人便介绍我为主编;

出版后,销路不错。

因此,我联想到“新音乐运动”也需要“平民音乐”,

由于这个联想,促成我探讨民间曲调的计划,

当然也感到这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途径,

不组织团体是行不通的。

1920年秋,

我住在距北大不远的“斗鸡坑”,

院子大,屋子多,座上客常满,

大多数是喜爱音乐的朋友。

严菊朋

例如严菊朋,那时他才20岁,

唱京戏,奏京胡都很好,

希望我帮他钻研传统的音韵学。

我劝他别走这条弯路,

捷径是学注音字母,

短期就能把字音咬准,

声调也可运用自如。

为了互助,他介绍曲艺艺人,

几乎每天都到我家吟唱。

中秋夜,

大家谈到以前认为是粗糙的、单调的、原始的民间乐艺,

其实是民族音乐的宝藏。

其中有一部分精彩的东西,

经过民间艺人长期钻研,具有高度的技巧,

丰富的感情,浅尝绝难熟练;

真要练得十分出色,也需八九年甚至二十年的功夫。

加以记谱很难,必须面授,

由于我们业余时间不多,仅能摸索一点轮廓,

可是,即使模仿到一点皮毛,一经演出,也很动人。

因此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在“兼容并包”之内,

特别重视“民间音乐”。

我说:

“我们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

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

就叫‘明月音乐会’吧!”

经过讨论,全体赞成。

1919年到1920年,

革命新潮澎湃,青年日夜奔忙,音乐活动无多,会友不常私聚。

两年时间,我利用业余时间编了两种乐曲集,

一为《平民音乐新编》,以器乐曲为主;

一为《民间采风录》,以声乐曲为主。

每种按地方分编若干册,附有说明。

另外写了几篇漫谈,

对西乐、中国古乐和雅乐提出了标新立异的意见。

住宅文献被毁后,

仅存早被朋友借去的器乐集《梅县曲谱》一册。

三年之后,

这明月音乐会,终于得到可以凭籍的一种力量,

在1922年奠基于上海。

15年内,关于选材、记谱、配器、排练、编辑、出版,

以及参加公开的器乐表演、歌舞伴奏、唱片收音、

电台广播和影片录音等工作,

都少不了会员的辛勤和协作,

也都是用这个团体名义负责。

实际上,

始终没有订过会章,没有挂过招牌,

也没有印过会员名单。

谁有一技之长,自愿参加,就算是会员,

经过勤排勤练,就可参加工作,久而久之逐渐成为专业。

在明月社的历程中,

由于各个阶段必须适应环境,社的名称不尽一样,

如:

“语专附小歌舞部”、

“中华歌舞专修学校”、

“中华歌舞团”、

“明月歌舞团”、

“联华歌舞班”、

“明月歌舞剧社”、

“明月歌剧社”等七种称谓,名异实同;

而始终与社休戚相关的明月音乐会,

对内服务,对外负责,它的名称始终如一。

一切关系,下文分述。

 

 

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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