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节目想要告诉观众的，我的归纳主要是三位当事人阿甲、李少春、和钱浩梁和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钱浩梁，也就是文革中的那个文化部副部长大人浩亮。
关于阿甲的介绍，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只是采访人叶永烈选择得叫人有点哭笑不得。叶先生虽是《江青传》的作者，但据笔者所知，他当时是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并非剧组知情人。所叙说的东西大多是广为人知的
东西，又非亲身经历，就这么几句话，叶先生却有点语无伦次，结结巴巴。而这些如果由主持人自己或者由画外音来叙说，可能效果会更好些。其实叶先生年龄并不是太老，40年生人。
结语的叶先生在文化人里头并不孤独，京剧《红灯记》的首任导演阿甲先生也有这个毛病。高玉倩老师的采访里学的是惟妙惟肖，真实而且感人。
但是，关于李少春及其和钱浩梁之间的关系的节目处理上，我觉得制作人的态度还是停留在文革结束时的老百姓对道听途说所做的分析和猜测这一层面上。其实，作为文化媒体行业的凤凰卫视，理应有比大众更为丰富的史料资源，可以采访到一般人无法接近的知情人和家庭成员，至少在对待李少春钱浩梁之间的关系的种种传说是完全可以澄清并还事实真相的。何况李少春之自李浩天也是该节目的采访者之一，节目中对李先生的采访却未涉及这方面的话题。
关于钱浩梁顶替李少春成为李玉和扮演者一事，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发表在《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9日有记者王金凤老师采写的长篇通讯“红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记京剧《红灯记》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段：
“青年演员打破了畏难情绪，敢当京剧革命的闯将。《红灯记》参加会演以后，由于扮演李玉和（Ａ制）的名演员李少春突然病了，这副重担就落到青年演员铁浩梁身上。他原是武生底子，武功好，有一条宽亮的嗓子，扮相也魁武，但唱做基础差些。而《红灯记》经过一再修改以后，李玉和的戏愈来愈重，有好几大段吃力的唱功和繁重的表演。能不能演好李玉和，对于这个青年共产党员来说，确实是个严峻的考验。”
我恳请大家注意，这是发表在文革前半年多的一篇文章，李少春时任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一段关于杜近芳让贤的介绍：
“放下名演员的架子，放下主要演员的架子，真正做到服从革命利益的需要，这是一场思想斗争。杜近芳也是经过这样思想斗争的。她曾经认为，一个有出息的演员，在艺术上应该独树一帜，不能踩着别人的脚步走。因此，她起初不赞成演出的ＡＢ制。现在，她认识到：要通过舞台大量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要培养更多的演员，要在艺术实践中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演出需要ＡＢ制。她心情愉快地扮演了《红灯记》中Ｂ制的铁梅，甘当小学生，认认真真向比她年轻的刘长瑜学习。她对铁梅的唱腔和表演有一些新的设计，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刘长瑜，并且让刘长瑜先去演出。”
我们不能因为工作中正常的人事安排，因当事人刘长瑜和钱浩梁后来的命运不同就采取不同的标准来看待。就这件事情，李少春本人在1966年2月17日，在由中共文化部政治部召开的一个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座谈会上也做了以下的发言：
“焦裕禄同志对待疾病的态度对我也是个教育，我对疾病的精神状态就不如他那样乐观。我的病没有他的病重，但是想得却比他多。总之，“我”字在我的头脑里还没有肃清。今后，我决不能让它在我头脑里搞“公私合营”，我要学习焦裕禄那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见1966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就是在节目的采访中，高玉倩也说：“那时候李少春演李玉和，让他唱，唱不了那么大段。”连赓金群也说：“因为我们拍这个拍《野猪林》这个影片，那会儿嗓子就不大好。那么《红灯记》呢，钱浩梁他有嗓子，一教他就换了他了。”
既然如此，到了这一份上，换人应该是正确的决定，但为什么赓金群还要说“李少春这个人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人一瞧你这个江青有这个意图，我不让你扒拉我，我自己让贤。”？
这是刘长瑜的原话：“江青就说：为什么不让钱浩梁演李玉和？我要看钱浩梁演李玉和。好象她还跑到周总理那里去哭。”
这话就叫人常思量费猜想不由得心潮起伏似长江了：李少春自己都让贤了，还有谁居然还对着干，还占了上风，江青只好到周总理那里去哭鼻子。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到觉得江青还是很可爱的。所以，我一贯主张全盘否定一定要事实求是，无中生有很可能就是给四人帮涂脂抹粉。再说了，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四人帮再猖獗，不是还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么。
还有就是关于李少春病危时钱浩梁在病床前的那一幕：“１９７５年９月的一天，钱浩梁驱车悄悄来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病床上躺着的是他的老师李少春。因为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钱浩梁知道老师积劳成疾。望着形容枯瘦、弥留之际的李少春，钱浩梁没有说一句话，在床头站立了很久，后来就悄悄地离开。”这是主持人许戈辉的原话，不知道她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要知道，那时候的李少春已经不是运动初期的那个背粪桶的那个李少春了。如果节目的制作者稍微花点时间，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吧，到网上查一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讣告，就可以知道那时候的钱浩梁去看望弥留之际的恩师既用不着驱车悄悄，更不必一言不发。
这是发表在１９７５年９月３０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的通讯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京剧演员、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教师李少春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六岁。
李少春同志的追悼会于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文化部负责人浩亮以及李少春同志的生前友好、亲属参加了追悼会。”
文革中《人民日报》的有关李少春同志的活动报道，还可以追溯到７４年二十五周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李少春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出席了了这次盛宴。７５年的五一劳动节，李少春老师还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热烈欢庆“五一”的联欢活动，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欢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成就，并且，祝贺印度支+那人民的伟大胜利。
所有这些，都是当年的《人民日报》有文字记载的。对待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敏感历史时期的真相，特别是要“全盘否定”的历史时期的真相，我们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澄清事实真相，而不是掩盖事实真相甚至歪曲事实真相。具体到李少春老师身上，就是要否定那个被粪桶受屈辱的历史，肯定那段当代表赴国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