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方周末ini安茜对艾未未的采访，挺有趣儿，贴上大伙乐一乐。
1992比尔·克林顿竞选的最后时刻，纽约
“那时不知道他会胜出。他到各地方拉票，我们那儿有个黑人报纸的重要出版商，他去拜见他。拍照的时候，我可以踢他的屁股。我当时对他不太有兴趣。那时有个叫布朗的，我们比较喜欢，但那个人太激进一些了，支持同性恋，更左派一些。没有人围观。围着他的没几个人，都是保镖，还有一个抗议的，拿着牌子，抗议他。我看到他来了，当时没带相机，就回去拿了相机出来拍了几张。”
纽约到费城……那你兑换30美元吧
南方周末：你当年出国跟星星画展被取缔有多大关系?
艾未未：有很大关系。我们童年对自己的位置很清楚，但实际上没有觉悟。真正的觉悟是来自1979年西单“民主墙”。我们开始思考个人、国家、权利之间的关系，开始认为这个国家的问题是跟个人有关系的，个人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开始感到自己的肩膀上好像有一点分量。但我走的时候非常绝望的，我说我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南方周末：真的有那么绝对吗?
艾未未：不只是因为体制，还针对文化。任何一个人跟小贩买菜的时候，小贩少找一分钱，或者缺斤短两，他会跟人家闹得天翻地覆。但是中国的公众社会对这个是回避的。至少在那时，这种回避是非常残酷的。没有人愿意说，也不希望别人说，这很让人窒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历史时期都有可能发生错误，比如二战的德国，但就反省的能力、追究的自责、对事实的认同方面而言，他们做得相对地好。
南方周末：去美国前，你对它有什么样的想象?
艾未未：我的美国的知识完全来自于惠特曼的《草叶集》、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等等，完全是莫名其妙。美国跟这些精神上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实中，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南方周末：没有冲着想象中的民主自由?
艾未未：没有没有。实际上人在谈民主自由的时候，是不了解什么叫民主自由的，这个大到很难用简单的细节和语言来表述。但你知道什么是不自由，什么是不民主。一个眼光，一句话，就让你感觉到你的局限性。
南方周末：对你出国你父亲艾青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艾未未：我父亲不表态。我感觉不到他是一个曾经在法国留过学的人。他18岁留法。我听和他一起留法的人说，他当时是非常自由浪漫的，吹着《国际歌》的口哨，踢着石子走在巴黎街上，也是那么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经常参加左翼的聚会。对我出国或者我们所谓的前途，我记得出国前只有一次他谈到，他们那时候出国就是为了能够回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我当时非常不屑一顾，哈哈，我不是你们那一代人。
南方周末：当时你决定不回来，怎么随身带的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好像就二三十美元和几件衣服?
艾未未：当时国家只允许兑换30美元。当时只有一个银行兑换钱，是中国银行在王府井的总行。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她拿了一个尺子量了纽约到费城的这段距离，因为我坐飞机到纽约后要坐车到费城，灰狗车，这段距离坐车刚好30美元。否则30美元也不让兑换的。那个时期要出国，尤其是到美国，有点儿被认为是出逃。
前一阵我重新办户口的时候，看到以前的档案，才看到原来文化部对我出国还有一个批示，说：允许艾未未自费出国，但是出国之前请做好保守秘密和爱国主义教育。我才知道，啊，我还有这个义务。
南方周末：当时你没有被传达这个义务吗?
艾未未：当时电影学院管外事的人问我为什么要去美国，我说我女朋友在那边读书。他说你不知道在电影学院上学是很珍贵的一个机会吗?我说是很珍贵，但是我还是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反正我们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我说你如果不给办手续我只能退学。他就很生气，说你怎么会这样不珍惜你的机会。
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美协的一个头，当时谈到邓小平和美国一个官员见面的时候拥抱了一下，他就说我们怎么能和帝国主义拥抱。你可以想像当时是怎样一种气氛。
最好的诗人是谁?金斯伯格说，鲍勃·迪伦
南方周末：看了那个摄影展，感觉你在美国的经历非常传奇。
艾未未：我看了也觉得挺传奇的。我接触面的复杂程度，比全部中国留学生的总和还要多。中国留学生100万人基本上是在校园里长大的，除了认识系主任和每个教师，基本上都是一头扎进了那些强大的课程系统中。而我在新疆长大，本身对学校就没有太多好感，尽管我读书的时候是最好的学生。我在家里也比较反叛，对有知识的人，或者说传授知识的人，都持怀疑态度。这就像你父亲如果是一个警察，那你肯定不怕警察。
我们最近有一个小孩，他参加四川的公民调查，三次被警察请进去。我本来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广东来的小孩，后来发现他是胆子最大的。他会直接去跟一个警察说，你能带我去一个受灾的学校吗?因为他的父亲是警官，他的女朋友也在警察学院里。他说这不是一个事情，但是很多其他参加调查的人就认为，警察向他们走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压迫感了。所以，所谓的知识界、文化界对我毫无压迫感。
南方周末：你在纽约后来混迹于各个阶层，认识了很多小偷，你是怎么打入小偷内部的?
艾未未：不存在打入小偷内部的问题。我住的位置是纽约最乱的位置，是纽约下东村。1980年代如果我参加晚会，一般大家头两句话就问你住在哪儿，我说下东城区。基本上人家都接不下去后半句话了。因为那里是暴力、吸毒、妓女……要翻开纽约城市新闻，十页里有五页是关于那里发生的事情。
东村同时又是所有的移民者、诗人、作家、摇滚乐手、嬉皮士、佛教徒、印度教徒、光头党、纳粹天天活动的区域，有点像那种火山口，一直在冒烟。
南方周末：你当时是冲着这一点才住那儿的吗?
艾未未：我是向往城市才去的。我是戈壁上长大的，在半地下生活过五年。那时我们没有蜡烛，更没有电灯。油灯是医务室给我们一个带铁盖的小瓶子，在盖子上打眼，拔出一根鞋带一样的东西当灯芯。火苗非常小，但是油烟很大，早晨起来的时候鼻子里面都是黑的。
所以，我对有光、有人的地方比较向往。
我到美国看到人觉得已经够了，没必要去学校。我经常坐在街边。在我们那儿，晚上有很多人卖各种东西，其中有很多都是小偷。比如纽约网球联赛的时候，街上就有很多人卖网球拍，很贵的网球拍都卖非常便宜，可能5块钱。我不需要网球拍，但我对照相机很有兴趣，那么精密的东西，能照出1000分之一秒的。我那个年代是没有机会碰相机的，所以买几个玩。买了几十个、上百个，都很便宜。
南方周末：我看到你有一张是跟诗人严力的裸照，背景是哪里?
艾未未：双子塔，就是塌下来的世贸中心。应该是1985还是1986年，严力刚到纽约。所有刚到纽约的人我都要陪他们去景点，我自己绝不去这些景点的。所以你看里面有和赵振开(北岛)他们去自由女神，跟严力去世贸中心。严力说咱们俩合个影，我想多无聊，我说那咱们脱光了合影。他有点犹豫，但是他觉得他体形比我好，还是脱了。太高兴了，阳光下面就是我们，没有别人。那是个没有皇帝的年代。
南方周末：北岛那时候在干嘛?
艾未未：北岛是最没趣味的一个人。有次他路过纽约，说要跟金斯伯格见面，我们就陪他去，就是见个面，聊聊天。他其他时候就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混碗饭吃。诗歌在美国也是一个绝迹的物种，我问金斯伯格，最好的诗人是谁?他想了半天说，鲍勃·迪伦。鲍勃·迪伦是唱歌的歌手，摇滚乐。诗集在美国出版卖不了几百本，几百本已经是畅销。是一种完全萎缩了的，像阑尾一样的东西，当然诗的精神并不会死，早已经转化到摇滚乐或者更日常的状态中。
南方周末：你是只在1986年那次跟北岛打过交道吗?
艾未未：我们非常熟，1986年他刚开始写诗，第一本诗集封面是我手绘的，同样的画我画了一两百张，叫《陌生的海滩》。当时他找了一个人给他打字，能够给他诗集打字，一定是机要员，机要员是一个机密的职位。打字机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国家重要的一件事儿，打字机是不允许给任何人打任何东西的。那时候他认识一个女孩，那个人能帮他把诗集油印出来，大家已经很羡慕了，在之前全是手抄本。
“我们欢迎非法移民”
南方周末：你在美国没有偷东西、抢东西?
艾未未：这些都不是职业，没做过。但是我也被抢过。很多在纽约的华人被偷，被抢。那时我经常穿一双白底布鞋，黑人见到我都是摆个李小龙的姿势，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看了李小龙的电影才知道，他们觉得我是李小龙的化身。
南方周末：美国警察找过你麻烦吗?你是非法居住啊。
艾未未：警察基本上是躲着我，警察管不了非法居住的。美国法律很清楚，只有移民局才能管，而他又必须先经过法院的判决。法院判决你出境或者是非法，但是你怎么可能会去出庭?这个事就永远办不成了。
纽约有七分之一的人是没有合法身份的。纽约市长曾经被要求呼吁不要雇用非法移民，因为当地人工作受到了影响，墨西哥人、中国人占用了很多工作机会。但市长说，这好像是移民局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欢迎非法移民。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有一个人这样为别人说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社会。
南方周末：你跟纽约的上层社会打过交道吗?
艾未未：美国是第一个解除了上层社会概念的西方国家。1960年代开始，人们穿牛仔裤，喝可口可乐，你要说出你的身份，稍微高一点，大家会笑话你，我觉得这点非常了不起。
南方周末：你曾经提到你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法治的、公平的社会，这种想法是不是就从这段经历来的?
艾未未：有关吧。在美国十几年一下让我从一极跳到另一极。资本主义有着很大的潜在的危机和问题，这是我在之后几年才意识到的。在最开始，我还是非常认同一个民主社会的有效性，它始终是用伦理拷问每个人，每个人必须承担他的责任，我觉得这才能被称为现代社会。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
艾未未：最初的时候没愿望去认识它的问题，只是不屑一顾地谈到所谓的美国梦——财富、地位以及相关的权力。后来逐渐意识到，这种主流意识造成资本的各种利益集团无限地强大。社会实际上是处在另外一种层面上的不公正。包括后来的海湾战争。它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阴谋，典型美国式强权，是准备了十年的一场战争。海湾战争的新闻封锁是非常严重的，战地记者所有报道的稿件都必须经过军方审查。这些帮助我更加认清了这种权力和个人的关系。
南方周末：你怎么拍到那些游行的，比如抗议海湾战争的?
艾未未：美国一有什么事情，收音机是最快的，很多人会马上把这个事情播出来，所有的记者都会立刻听到，然后去那儿。记者的到来对游行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美国，没有媒体就没有事件。在中国也是一样。
在美国最初我是觉得好奇，事情发生了，拍了照片后，我会走向最近的一个电话亭，直接打给《纽约时报》编辑室，说我在哪个街口，手上有一张什么样的照片。通常他们都会说你能马上打车来编辑部吗。我过去以后，他们马上把照片冲出来，然后说这张我们想用，给我50美金的报酬。第二天凌晨三点钟我就会爬起床等报纸出来，看到上面写着《纽约时报》艾未未，啊，高兴。
当时听说有三张照片上了主流媒体，就能拿到美国记者证，出入白宫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我一个星期内有三张照片都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纽约时报》、《纽约邮报》、《纽约每日新闻》什么的。我说可以拿记者证了，但是我没用，没去拿。
纽约1983-1993：艾未未“那些烂事儿”
“不记得是让谁帮我拍的。这应该是去大西洋赌城之前。画像是谋生手段之一，跟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没被抓过。但经常有艺术家被扔到一辆警车上，他们不能打人，但可以拷人，罪名是非法经营。你没有执照，收钱是不行的。”
“咱们老说这些烂事儿有意思吗?这都是那么远的事儿，咱们现在的事儿一点不提?”
——艾未未
24岁的艾未未来到纽约，生活随心所欲，有时一天吃五顿饭，有时只吃一顿。实在很无聊的时候，艾未未会对着镜子举着相机自拍，有时裸着，有时穿着，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给别人拍的照片则是“不想看”。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从一万多张照片里整理出246张，组成艾未未自传性的摄影展《纽约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议采访他的记者去看他这个摄影展：“去看了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获得它的极大值。对我来说，美国这个社会能获得的极大值，并不是所谓的美国梦，即由于你个人某种努力变得更有钱，更有社会地位。”对艾未未来说，极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间，可以过得更荒诞一些，更无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无聊时期近乎“老照片”的摄影展，意外获得广东美术馆和中山大学共同设立的沙飞摄影奖青睐，与纪实摄影家张新民一起，成为今年的摄影创作奖得主。
“为什么是艾未未?”不少人质疑。评委之一的顾铮反问：“为什么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把所有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没有我的照片丰富。”艾未未调侃地说。
5月18日，艾未未的这部分照片，将与沙飞摄影奖其他获奖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广东美术馆附近的岭南汇展览馆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国还将有个展，“在希特勒为自己盖的第一座楼里，我想做两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对这次地震做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表达”。
十年以后也没有毕加索回来
1981年，艾未未放弃了“在北京电影学院珍贵的机会”，跟随女友去了美国。对大部分人来说，艾未未一个刚从新疆来的小孩，语言不通，更别说英语，又没有钱，去美国干什么?“我回家去了。”艾未未总是这样回答，“实际并不是我多么向往美国，而是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机场的路上告诉母亲：“十年以后你们能再见到一个毕加索回来。”
去纽约前，艾未未在“沉闷古老”的费城呆了半年，疯狂学英语;然后去阳光灿烂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旧让他感到非常无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脑都被太阳蒸发了”。
1983年，艾未未去纽约的帕森斯设计学校学习。一年后，他的艺术史课程没通过，有说是因为逃课太多。学校停止发放奖学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册居留证，成为纽约街头“非法居住者”的一员。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旧公寓，是中国人在纽约屈指可数的几个著名的落脚点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应，认识的不认识的，总能过来住下一阵。住过他那里的，有等待成名的艺术青年，还有一些到纽约碰运气的留学生。还总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挂个越洋电话回国。
艾未未在纽约跟小偷打成一片，哪个中国人东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从哪里找回来。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过来。那时国内正在“严打”。他没想到哥哥会那么全能，在纽约几乎什么工作都做过：打扫屋子、锄草、带小孩，还当过建筑工、电工、搬运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橱里除了幻灯机、打字机，还堆过电钻、电锯、电焊枪之类的工具。
两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纽约街头贴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广告。电话亭里、商店的玻璃门上、地铁车站里、公园的树干上，到处都是：“我们有专业的技术，热情周到的服务，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钱，就能将旧房变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画家一样，艾未未也在纽约街头给人画过像。画像的以年轻的恋人为多。往往他们先凑过来斜着脑袋看上一会，然后男的便会开口问女的有没兴趣，女的总是回“你说呢?”在去大西洋赌城“提款”前，这是他谋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头画画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过，拷起来扔到一辆警车里。罪名是没有执照，非法经营。“跟中国的城管干的事情差不多。不过美国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会在画家收钱的时候冲上来抓现行，甚至还会有便衣坐在那儿让画家画，画完了再讨价还价，然后付钱的同时抓人。如果是免费给人画，他们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没被抓过，被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警察24小时内就得放人，给你一个出庭的罚单，让某个时间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顶多罚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两年时间，变成了大西洋城的赌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钱的时候，只需要在那儿花一天一夜的时间，能够赚3000到5000美元。”
那时候只要艾未未打电话给大西洋城，他们都会派车到纽约来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辆超长的凯迪拉克缓缓停下，一个黑人带着白手套把车门给他打开，艾未未从地下室钻出来跳进去，驶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这个家伙一定是贩毒的。”艾未未计算了一下，纽约到大西洋城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两年当中，我屁股离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个惯偷，顺手抄了几件东西
艾未未渐渐成为连接中美的重要“留学生”，谁到纽约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给国内来的一帮学者当导游时，带着他们去逛纽约红灯区，弄得学者们“乱低头乱红脸”。艾未未还经常篡改翻译的内容，一边谈的是严肃话题，只要另一边是女人，艾未未就会把话翻译成调情。
陈凯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进出过。他是艾未未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已经拍出电影《黄土地》和《孩子王》，那时他正在纽约大学当访问学者。画面上陈凯歌留着络腮胡，温和地看着镜头微笑。
1986年的谭盾看着仍然像个刚出道的小年轻，衬衫最上面几粒扣子没扣，一脸紧张地跟后来成为指挥家的胡咏言一起排练小提琴，接下来他们要去纽约街头卖艺挣钱。那时被称为“四大才子”之一的谭盾已经从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音乐艺术博士。
谭盾当时住在纽约的中国城，经常跟后来的美籍华人指挥家胡咏言混在一起。胡咏言在艾未未那里赖住。三人没事干就老在一起呆着。谭盾被其他两人嘲笑为“小资”。
“那时候一起聊的内容都跟女人有关。”有一次艾未未带着这两人去42街看一场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间有点像亭子，一两个裸体女人在里面摆着姿势。周围是一圈小屋，进屋投点钱，小窗户就打开，可以从里面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给些钱，还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样”。谭盾跟胡咏言在街头拉小提琴。他们琴盒里的钱，有一半是艾未未扔进去的。“我一扔，别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是他们的托儿。“他们也不还给我。完了后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个晚饭。”
镜头里还有顾长卫、冯小刚、姜文、刘小东、何多苓……他们有的只穿内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滞，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这里涉及的人，大多并不知道有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览自序中说。他也没清醒意识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个惯偷，顺手抄了几件东西而已。”
顾铮觉得，艾未未能够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为他们跟艾未未是同类。艾未未本身也是这同类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类，看到了，拍下来了。”
艾未未并不愿意讲纽约的这些“烂事儿”：“咱们老说这些烂事儿有意思吗?这都是那么远的那些事儿，咱们现在的事儿一点不提?”上个月，他接受了近50家国外主流媒体的采访，内容几乎都关乎他的公民调查。
这让他自觉那些纽约旧事“和现实脱离得太远了”，更像是“幻觉”，“显得故弄玄虚似的”。
被威胁是很上瘾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摄的所有纽约照片里，只有关于游行、暴乱的部分，是他有意识要去拍的。
受父亲艾青牵连，艾未未很小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岁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间跟着父亲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每天打扫40个厕所，打扫了5年。这反而让艾未未从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种特殊的视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尽管不多。”
到纽约一年后，艾未未成为纽约街头“非法居住者”。
“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这时你就会想，那还需要去做什么?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艾未未曾这样对媒体说。
艾未未很能“折腾”，他几乎参加了纽约所有的民众抗议性游行：抗议海湾战争，抗议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恋，支持当地无家可归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权利……他跟示威者一起，当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来，把美国的国旗烧掉，跟警察对抗。
他参加游行，抗议美国政府，很快又发现这种游行毫无意义。“所谓的正义，实际上对于权力来说，他们几乎是不屑一顾的。”抗议海湾战争那次，参加游行的不过1000人，周边围着的警察却有2000，“连路边看我们游行的人都已经看不到我们了”。
抗议纽约政府将下东区“优化”成高档社区那次，游行一直持续到晚上，然后就打起来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场景被艾未未拍下，连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为警察施暴的证据，寄给美国媒体和美国民权协会。之后参与施暴的警察被撤职，局长也被处理。只是最终居住的区域还是被“优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证据。警察也一般只会选择没什么人拍照时下手。有一次维权游行，艾未未他们从东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个地方他们并不熟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机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远。
其他时候，他还被警察拿着摄影机威胁过。镜头逼上来，几乎要抵着他的脸。便衣也会走过来，看着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胁是很上瘾的事情。当权力都会钟情于你，你感觉到你被重视。”艾未未半开玩笑。他甚至觉得这对他而言是个很有益的“训练”，“让我在那个时期理解了权力结构、政府和普通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尽管它是标榜着自由、民主的社会，实际上权力处处是一样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1994年，父亲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国，他已经在纽约呆腻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觉每日的生活如纽约时一样单调、无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了。很无奈的一种等待。”
其实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从早上8点忙到夜里1点。上午要接待媒体，下午要做展览设计，晚上要写博客以及处理志愿者们传回来的信息。但他还是觉得“非常的无力，无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前，他刚听说有个女人上访时被打伤，送到医院，医院说她没钱，要断掉治疗。“你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不是应该帮这个人?然后又一想，这样帮的话，要有多少人要帮?”他轻声说，“实际上每天都是非常无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