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 从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谈尼采

从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谈尼采

颓废时代里的“伟大的哲学冲突”，尼采的马克思主义读法

—从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谈尼采

张旭东


尼 采哲学扭转资产阶级的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基本思维方式：用“权力意志”取代 “阶级斗争”；用“起源”代替“成长”；用神话代替“知识”；用“自然”代替“颓废”；用生命的激情代替理智的计算；用不变代替变；用自我肯定代替否定之 否定。尼采力图证明“阶级斗争不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但在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它的哲学含义就包含十分具体的政治性和思想行动的意味。这就是试图 表明，“历史运动并不能产生超越资本主义的新东西”。尼采哲学将“竞争”神秘化、形而上学化，呼吁资产阶级起而自卫，保卫自己的文化和“存在的世界”，投 入“为统治地球的斗争”。正如卢卡契犀利地将尼采“色彩斑斓的隐喻”还原为具体的时代政治立场。



十九世 纪被本雅明称为“资产阶级的世纪”（布尔乔亚的世纪；市民阶级的世纪）。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思考“整个资产阶级—基督教世界的衰落”—其哲学上的标志就是黑 格尔体系的解体——和“在尼采之后还有没有路”的问题。不言而喻，这条路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路，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未来，是这个特殊的生活世界的文化体系 如何克服危机、进行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确认的问题。

尼采虽然处在黑格尔传统的终点，处在危机和虚无的中心，但却是一个新的文化传统的开 端。这个西方文化的新奠基， 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基督教体系对自己的反抗、对自身危机的克服。这对于理解当代全球性价值冲突和文化矛盾，当代西方主体性，和其自我认同的内在复杂性，以 及它同非西方、非资产阶级主体性的关系都很关键。

卢卡契把尼采视为欧洲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进步传统—— 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帝国主义时代”遇到的最凶猛的挑战和对手。

非 理性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它伴随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兴起，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动思潮。尼采作为欧洲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奠基人、精神领 袖和哲学典范，自然逃不脱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一般特征。这个特征包括许多方面，比如强调本能与理性的对立；反对自由主义、反民主、反平等；既反对“计算”和 “贪欲”也反对“优雅”；反“奴隶”和“大众”（工人阶级）；反对凌驾于民族国家和民族战争之上的“国际多头蛇”，等等。卢卡契把这种非理性主义对“生 命”、“本能”、“意志”和“竞争”的崇拜视为“资本主义竞争的神秘化”；并指出它在政治上的特点是“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步概念，而且反对社会主义的进 步概念”。

卢卡契把1848年革命的结束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衰落的开始。一旦当资产阶级的斗争方向转向了无产阶级，就“再也不存在一种 战斗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哲学了，”就是说，资产阶级哲学的内容就在根本上变成了一种维护本阶级既得利益的、辩护性的、仅仅是“由于对手的存在才产生的方法论 的争论”。

卢卡契强调，“任何哲学的内容和方法都是由他的时代的阶级斗争所决定了的。” “虽然哲学家——艺术家和其他意识形态专家——或多或少不承认这种情况，而且有时候完全不理解这种情况。

资 产阶级知识界的大多数人迷恋于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生活的幻想，保卫他们所假想的‘健康状态’和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进步性。但是，这种颓废观点，这种颓废意识 越来越成为这些知识分子自我认识的中心。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一种自鸣得意的、自我陶醉的、滑稽的相对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等。

尼采 哲学完成了‘解救’和‘挽救’这种资产阶级精神的‘社会任务’，他指出了一条避免和资产阶级发生任何决裂、甚至任何严重冲突的道路。在和那种‘肤浅的’、 ‘外在的’庸俗的社会革命的对照中，令人迷惑地阐述了一种‘彻底的’、‘ 宇宙生物学的’革命。这种革命完全能够保持资产阶级的特权，热情地捍卫寄生的、帝国主义的知识界的存在。这种‘革命’是针对群众的，是对‘资产阶级’失去 的经济和文化特权的一种恐惧，也表达了他们那种激昂而侵略成性的隐蔽着的恐惧。尼采所指出的这条道路决不能脱离和这个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的 那种颓废现象。

尼采首先关心文化问题、重要的艺术和个人道德问题，政治似乎总是一个抽象、神秘的领域，而且尼采向他那个时代的普通知识分 子一样对经济是一无所知的。”尼采能够独一无二地用神秘的、乌托邦的和“色彩斑斓”的形式去把握一个颓废时代，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乐观精神、昂扬斗志和 激进的革命性去把握这个阶级的颓废和虚无主义，从而“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确定不变的特征”，认识到在变化中有一种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是资产阶级长久利益 和根本的自我认识的“永恒需要。”

尼采可以狂傲不羁地痛斥这个阶级在其颓废和虚无主义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奴气和衰败，他可以攻击基督教的道 德秩序，嘲笑现代性对“变”和“过程”的迷信，攻击现代民主社会的“群氓”。在卢卡契眼里，这是小骂大帮忙，因为尼采所做的一切都在召唤一种具有叛逆和颠 覆倾向的思想激情，而这种“颠覆”和“价值重估”的批判，最终都指向现代西方这个文化主体的根本性的自我重建，指向它的“永恒的复归” eternal return。

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只能还走在尼采开辟的道路上，因为这是除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外的唯一道路，但后者则要求资产阶级 社会及其文化世界的瓦解和消亡。由于尼采对社会经济问题一无所知，又摆出超政治的姿态，他就能够作为一个“只关心知识分子和道德精神的无辜的，天真的、纯 洁的思想家”而被资产阶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广为接受。

卢卡契的结论是，尼采的哲学标志着“资产阶级从安全的自由时代转变到了伟大的政治时代 和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代。”在卢卡契看来， 尼采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价虽然有一种革命性，但归根结底只能是“摆出革命姿态的资本主义的反动性的单纯增长”；而尼采的“永恒的复归”，在政治上只是表达 了这样一种神话：这样创造出来的社会制度“可能是一种最终的制度，可能是过去的历史所追求的那种制度的有意识的实现。”

尼采的“向着具体的现实和将来的方向前进的。”这个“具体现实”和 “将来的方向”都是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的。所以卢卡契把尼采哲学的“前进性”在严格的政治意义上称为“资本主义反动性的单纯增长”。

这 个资产阶级的“伟大的政治时代和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代”就是二十世纪，就是康德—黑格尔的绝对国家的理想在世界范围的矛盾和冲突中四分五裂， 转化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意识形态对抗和文化冲突的历史。在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面要克服布尔乔亚—基督教世界价值体系的解体所 带来的虚无主义的危机，一方面又要在新兴的社会力量、政治制度和文化系统——工人运动、大众革命、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和解放、社会主义制度、非西方世界的自 我主张和文化自信心等等——面前再一次确立自身的政治合法性、道德普遍性和文化优越感。

纵观二十世纪，资产阶级从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那里 继承过来的西方尽管一路跌跌撞撞，有时候到了绝望和全面崩溃的边缘，但最终还是一次次站稳了脚跟，扎下了营盘，最后对内整合了反抗（劳工运动、学生运动、 黑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对外压垮了强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在二十世纪世纪末，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文化，把“自由民主的市场资本主义”宣 扬为唯一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尼采标志着现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更多强调同一性，强调自 然、真理、理念、形式等不变的、永恒的东西。但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却在它的生活世界的扩展中看到了变化和否定的因素，用卢卡契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被迫起而自卫”。他进一步解释道：

对尼采来说，他所有的思想都来自对他自己的阶级灭亡的恐怖——隐藏在他的神话中的一种恐怖， 而且来自他无力在思想上与敌人进行较量的恐怖，正是阶级敌人提出的疑难和问题最终决定了尼采哲学的内容，它的材料来自敌人的领地。尼采著作中每一个个别例 子的侵略者的腔调、进攻性的态度都无法掩盖这种基本结构。……尼采的异乎寻常的天才表明它完全有能力在帝国主义时代即将来临之际创造一个符合这个时代的、 几十年来一直在起作用的神话。如果从这种解释来看 的话，尼采的格言式的表达方式的确是表现这种社会历史形势的恰当形式。”

国内读者由于 对多年来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感，对这样的话或许已经失去知识和思想上的敏感和接受能力了。但如果把卢卡契的 “阶级”在今天的意义上理解为“优势族群”和“统治阶层”的生活世界、价值体系、政治伦理上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认同，那么这场斗争就不仅仅是狭义的党派斗争 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变成一种贯穿于一切领域的最高意义上的文化斗争，是过去与现在、变化与恒常、普遍与特殊、善与恶、美与丑、意义与混乱、伟大与渺 小、高贵的统治者与愚昧的群氓之间的殊死搏斗。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同（十九）世纪末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迫起 而自卫”的冲动是分不开的。一百年以后，在二十世纪末，这种冲突并没有减弱的迹象；事实上，随着西方又一次——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和制度方面，而且更重要的 是在价值领域、文化领域，就是说，在人对自己本质的最基本和最高的想象和辩护的高度——把自己宣布为“世界历史程序”的代表，这种冲突反而更为激化、更深 入、更无处不在；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以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为单位的传统斗争，而在个人生活和群体“生命政治”的深度上展开。要理解这种冲突的实质，我们就要 找到它的文化政治的源头和历史流变的线索，我们就仍要回到尼采。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回到尼采绝不是要把它当作秘密真理来崇拜，而是要用 批判的眼光，分析他在当代西方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持续的、深刻的影响，同时看清这种影响对建立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正面和负面的冲击。就是说，今天我们 读尼采，必须把自己的价值问题和认同问题读出来，而只有带着这样一种批判的自我意识去读，我们才可能读懂他，否则只能是学究气的隔靴搔痒或文学青年式的不 着边际。

我们今天从一种具体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出发去重新了解尼采，把他作为了解当代西方“普遍性话语”的文化内容和自我意识的重要方面 去认识和批判，急需一个——哪怕是不完美的 ——批评的参照。举目四望，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有内容、有力量、有方法论意义的批判立场。

卢卡契并没有忽视尼采与 肤浅的、短视的资产阶级制度的辩护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和对立，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尼采的写作中，他对种种“基督教道德”、“ 进步论”、“进化论”和“世界历史的程序”的盲信者、那些“有教养的市侩”的无情批判和嘲弄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但卢卡契眼光的独到之处却在于他明确指 出，“尼采的批判指向一个更为基本的挑战和危机，这种挑战和危机无论是以 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虚无主义”面目出现，还是以具体的民主社会、大众政治、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都触及到尼采哲学最为内在的问题：起源、神话、意志、 价值和一种不变的东西在变化的世界里的“永恒的复归”。

尼采的哲学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完全扭转了现代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基本的 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是要用“权力意志”取代“生存斗争”（阶级斗争）；用“起源”代替“成长”；用神话代替“知识”；用“自然”代替“颓废”；用生命 的激情代替理智的计算；用不变代替变；用自我肯定代替自我否定。但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他要做的却是证明：“阶级斗争并没有自动地产生出所希望的那种较高 类型的人”；所以“它就不可能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相反，“人类最高的成就具有同等的价值，社会自发的动力只能败坏他们、毁灭他们”；真正的问题则 在于“创造一种方法，依靠这种方法， 不仅可以保存而且可以培养自然的最高成就”。这就是要表明，“变并不能产生新东西 ”，即“从哲学上证明历史的变化不可能产生超越资本主义的新东西”，就是要“从认识论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

卢卡契指出尼采哲学在激 烈、革命、反道德的外表下实现了“尖锐的对立”和“好看而模糊的折中主义”之间的统一：“尼采的永恒循环（eternal return,即‘永恒的复归’）的神话，作为权力意志的最高实现，统一了尖锐的对立和好看而模糊的折中主义。”

卢 卡契进一步指出，这种统一并没有颓废地停留在哲学层面，而是作为一种“无限的自由” “为‘地球统治者’创造了‘一切都是允许的’的原则”。所以当尼采说“人的基本存在的命运解决不了一切曾经是，和将是什么的命运 ”；“人是必然的，认识命运的一部分，人属于整体，人在整体之中”时，卢卡契提醒我们，尼采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事实：“资产阶级从‘安全’的 自由时代转变到了伟大的政治时代和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代。”

洛维特生活在颓废时代，看到的是尼采在“虚无主义”中走出了一条路，虽然他 对这条路究竟是不是西方的未来还是有疑问的。而卢卡契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则把尼采定性为站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和价值立场上决不后退的“右翼激进革 命”的理论基础。在尼采的“反对奴隶道德”的言论里，卢卡契看到的不仅是反基督教、反现代性的“价值重估”，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对西方文明“因为没有奴隶 制而灭亡”的恐惧。卢卡契明白，在尼采那里，奴隶制其实是真正的国家、真正的人（英雄、贵族）和真正的文化的经济基础。而尼采对自由主义的颠覆性的批判， 不过是期待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能够符合一种超历史、超道德的内在的高贵和伟大力量的要求。

以尼采的思想为转折，现代西方的“普遍性论 述”被一种更深刻、更急迫的危机感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如何确定自己的根本价值、文化和认同，如何以一种战斗精神去应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崩溃和来自 “他人”的挑战（主要是无产阶级，随后是非西方世界的独立解放运动）进行殊死的、创造性的斗争。卢卡契颇带讽刺意味地把尼采的“唯一具有决定性的问题”称 为“统治者如何坚持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

尼采的道德超越、价值重估、对“伟大个人”的期待和对 “意志”的强调无不是为这个“坚持”服务的。在这种坚持中，原先“普遍”的东西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特殊的东西，而原先“特殊”的东西又在一个更高的自我认同 的意义上变成了新的普遍性概念的真正的历史依据。就是说，尼采带来了现代西方历史上一次深刻而持久的价值转向，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主体——当然是由那种 “统治者”规定的主体——通过新一轮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把自己再一次确立起来。




摘自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张旭东（纽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