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为唐诗活着的美国人

          
                   宇文所安：为唐诗活着的美国人                 


宇文所安，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歌，是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美国学者。

其英文本名Stephen Owen，直译应该称作“斯蒂芬·欧文”。他偏偏给自己取了中国字中的姓氏“宇文”，并且从《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摘得 “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身份符号。而“宇文”是古代胡人的姓，所以这也是一个胡汉结合的名字。他常说搞不清自己是个汉化的胡人还是胡化的汉人。

但宇文所安的确是地道的美国人，他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59年移居北 方大城市巴尔的摩。宇文所安从少年时期就对诗歌感兴趣。坊间流行的一个传说是，14岁那年，他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里随手翻阅，第一次读到了李贺的《苏小 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中国唐朝诗人的忧郁吟唱，成为少年宇文痴迷唐诗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机缘。自此他欲罢不能，沉迷期间。 宇文所安身为物理学家的父亲，曾一度担心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嗜好，会让他将来饿肚皮。宇文所安曾自嘲说，自己后来竟能够自食其力，“实属侥 幸”。

后来，他进入耶鲁大学东亚系学习。1972年，26岁时以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文学博士 学位。1972—1982年任教于耶鲁大学。1977年，31岁的他发表了令学界耳目一新的的研究著作《初唐诗》。1982—1984年任哈佛大学中国文 学教授。1984年至今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唐诗的著名学者。

宇文所安编著了有关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论著十多部，其代表性的论著有：有《初唐诗》、《盛 唐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 学文化论集》、《晚唐诗》、《传统中国诗与诗学》等。主编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抒情诗的生命力》（与林顺夫合编）；翻译有《文心雕龙》、《中 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等。大多数著作已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宇文所安赞赏有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美国汉学家是：“斯蒂芬•欧 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 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鉴于宇文所安在唐诗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1991年他人选“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4至1995年人选“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并获得“梅隆杰出成就奖”，成为美国唐诗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同许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者一样，宇文所安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喜俳谐，简脱 不持仪形，喜俳谐。在茶余饭后、工作之余，喜欢捧读吟诵王维、李白的诗句，达到一种忘我之境。每每说到兴起，也总是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唐诗，找到要解读 的原诗，用汉语大声朗读起来。

而他常执在手中的烟斗，还记载着他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爱屋及乌”的一段逸事。哈佛大学一向有 规定，禁止教授在学校抽烟。但宇文所安的办公室似乎成了例外，学校破天荒给他安装了一个通风的风扇，以满足他在办公室抽烟斗的癖好。谈起这段逸事，宇文所 安不免有些得意。原来，早些年有所北美名校鼓励宇文所安跳槽去教书。哈佛得知自己的名教授将遭人挖角的消息后，也赶去做他的工作。“学校知道，拉拢我，关 键是要帮助我解决我的烟斗问题。”最后，哈佛用一台小小的风扇成功地“笼络”了宇文所安的心。此后至今，宇文所安，一直安于哈佛。

虽然喜欢唐诗，但问起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宇文所安却愿选择活在南宋，因为“南宋的生活是比较享受的”，“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

友人曾戏称他是为唐诗而活着的美国人。他却自称是“唐诗王国的异乡人”“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 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异乡人”，不但在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研究中做 出了举世属目的成就，也像许多西方汉学家一样，娶了个“异乡人”的太太。

他的妻子田晓菲13岁从天津十三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1989年毕业 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98年6月，从哈佛毕业，并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应聘到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一年后到康奈尔大学任中国 古典文学助理教授，1999年元旦，与宇文所安结为伉俪。现亦为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出版作品有《爱之歌》等，学术著作有《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 化》等。

两人既是夫妻，也是学术伙伴，在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田晓菲承担第三章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到唐太宗部分。“我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知音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喜欢唐朝，我喜欢南朝，不过都很喜欢诗”，田晓菲教授如是说。

宇文所安认为，

早在草创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就给人以这样的承诺：优秀的作家借助于它，能够身垂不朽。这种文学不朽性的承诺在西方传统中当然也不少见，然而，在中国 传统的长期演变中，这种承诺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像海市蜃楼似地引人入胜：它不但能使作家名垂千古，也能让作家内在的东西流传不衰，因此，后世的人读了 他的作品，有可能真正了解他这个人。这种承诺唤起的希望越大，引起的焦虑感就越严重，带来的困难就越难克服。

由于这种强烈的诱惑，中国古典文学渗透了对不朽的期望，它们成了它的核心主题之一；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同往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后 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既然我能记得前人，就有理由希望后人会记住我，这种同过去以及将来的居间的联系，为作家提供了信心，从根本上起了规范的作用。就 这样，古典文学常常从自身复制出自身，用已有的内容来充实新的期望，从往事中寻找根据，拿前人的行为和作品来印证今日的复现。但是，任何强烈的期望都有相 应的恐惧伴随出现。惧怕湮没和销蚀的心理，须臾不离地给永恒地“写下自我”的希望罩上了阴影。

在传统的西方文学论著里，披着面纱的真实，作为文学的象征，是经常出现的论题。作品犹如衣裳，有的透明些，有的不那么透明，它们为想象勾勒出身段体 态，同时却遮住了衣服中娇好的肉体。成文的东西同它要表达的意义之间，表面显露的东西和真实之间，总有一段距离、一条鸿沟。在这种认知形态里，隐喻法占有 重要的地位，同一个词，既向我们揭示，又向我们隐瞒，既告诉我们真情，又向我们散布谎言。

这种认知形态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通常也可以见到，不过，比起另一种认知形态来，它是次要的。另一种认知形态也有鸿沟，另一种鸿沟，时间、消逝和记忆的 鸿沟。这里，举隅法占有重要地位，以部分使你想到全体，用残存的碎片使你设法重新构想失去的整体。犹如招魂典礼上非用不可的某些衣物，用它们来替代死去的 人。如果说，在西方传统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真实上，那么在中国传统中，与它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

无论在哪一类传统中，鸿沟或者说障碍，都有它的魅力。按照西方的摹仿这个概念，摹仿者对于被摹仿者来说，一定是从属的、后起的，永远如此。无论什么 时候，摹仿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旦摹仿完美无缺，摹仿就不再是摹仿，它成了被摹仿物本身。记忆者同被记忆者之间也有这样的鸿沟：回忆永远是向被回忆的东西 靠近，时间在两者之间横有鸿沟，总有东西忘掉，总有东西记不完整。回忆同样永远是从属的、后起的。文学的力量就在于这样的鸿沟和面纱存在，它既让我们靠 近，与此同时，又不让我们接近。

摹仿物同被摹仿物之间的鸿沟，把真实划分成两个迥然不同的层次。一幅画着一只苹果的油画有它自己的物质实体，但是，作为对苹果的描绘，它同现实的苹 果有不同的存在层次；如果两者同时出现，就像有时厨房里既有苹果又有苹果画，或是另一幅图画既画了苹果又画了苹果画，那么两者的并列会使我们意识到艺术与 经验世界之间的区别。艺术品有自己的边界，它们把它同周围的世界隔开：它可以取代现实世界，但不会同它混为一体。对希腊人来说，《伊利亚特》是完整地、生 动地展现在眼前的英雄史迹，如同它所再现的阿喀琉斯的盾牌一样，是一件圆整的工艺品，而且通过再现，取代了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时代。正是这种自成一体的状 态，这种艺术品内在的生存力，使得它能够脱离历史而自立。

记忆的鸿沟则不同：引起记忆的对象和景物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不复存在的完整的情景，两者程度无别，处在同一水平上。一件纪念品，譬如一束头发，不能 代替往事；它把现在同过去连结起来，把我们引向已经消逝的完整的情景。引起回忆的是个别的对象，它们自身永远是不完整的；要想完整，就得借助于恢复某种整 体。记忆的文学是追溯既往的文学，它目不转睛地凝视往事，尽力要扩展自身，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 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地通过艺术回到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