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报道:薄瓜瓜在英国(图)
《三联生活周刊》封面
薄瓜瓜资料图哈罗公学的中国少年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通地下交通轨道的城市，伦敦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从伦敦市中心坐地铁到Marylebone，再换火车，沿西北方向行驶，经过著名的温布利球场，不到半小时就到了著名的哈罗小镇。
这一站的站名是Harrow-on-the-Hill，从字面上翻译，“山上的哈罗”，著名的哈罗公学就建在山坡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也曾在这里取景。整个高地全是学校的资产，许多地方都标有：私人地界，不得入内。虽然从地理距离上讲，这里离伦敦并不算远，但是一出地铁站，就立即感觉到这里完全是两种氛围。离开了城市的喧闹，一切都安安静静的。除了山脚下西敏寺大学哈罗校区的门口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在抽烟、闲聊外，整个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
1572年，一名哈罗本地的富农——约翰·利昂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那里获准在当地建立一所面向本地农民孩子的学校，这便是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哈罗公学的兴盛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的全盛是不可分的。丘吉尔、拜伦、约旦国王侯赛因、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这些世界级名人都是哈罗毕业生。1941年，正值“二战”最严峻的时刻，丘吉尔在哈罗公学对着800多名学子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名篇。
哈罗公学是英国著名的男生寄宿贵族学校，每年招生规模约在800人左右。像这样的学校，目前在英国也只有4个。在主路边上，每隔几百米，便能看到一处独幢小楼，这些被称为“House”的小楼，就是哈罗学生们的宿舍，在哈罗公学一共有12幢学生宿舍。造访哈罗的这一天，是12月19日。在哈罗公学的接待室，中年女老师一脸遗憾地说：“对不起，现在学生和老师都放假了。”
哈罗小镇的主街上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店，橱窗里展示着不同颜色的制服、礼帽与皮箱、皮鞋的搭配，这家商店是专门为哈罗公学的学生提供服装的。“这里的规定很多，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老板热情地介绍起来。他指着挤得满满的衣架上的一套衣服说：“比如，打板球的衣服就有9套，每套有不一样的竖格和颜色，代表不同的队伍。这套衣服只有在一周两次的板球运动时才可以穿，不会在其他任何场合出现。”老板在这里开了好多年的店，跟这里的学生们也都混熟了。看记者的东方面孔，他还能随口说出几个日本或中国香港学生的名字。“这里管得很严，即使你的家离这里只有2英里远，你也得住校！”
2000年，不满13周岁的中国少年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成为当年的800名新生之一。他和其他16个男孩一起住进了Rendalls House。像英国的很多建筑一样，薄瓜瓜住的这幢宿舍也散发着幽幽古意。这幢建于1853年的砖楼，原名为Grove Hill House，1912年被重新命名为Rendalls。“二战”期间，因为学员骤减，这里曾被另一所大学占用，直到1946年重新回归哈罗。在这里住过的哈罗学生，有的后来成为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作家或将军。有趣的是，这里还有一位中国人熟悉的名人，他就是《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BJ单身日记》、《诺丁山》以及热播情景喜剧《憨豆先生》的编剧理查德·柯蒂斯。
不过，对那时的薄瓜瓜来说，他可能还无法用好奇的眼光和轻松的心态来体味这个全新的世界，虽然他将与之相处整整6年。这个少年当年正处于和母亲分离的痛苦中。薄瓜瓜后来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曾坦承那时候内心所受的煎熬：“一下子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特痛苦，特别想家人，尤其想妈妈。但是新生不允许用电话，一个月后才可以每周打10分钟，我就给妈妈狂发E-mail，可是老师已经给家长布置过，第一个月家里要和孩子中断一切联系，必须让孩子独立闯过这一关。我那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回信，就不停地发——‘妈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你在哪儿？怎么不给我回？’一周就发了80多封。但为了锻炼我，妈妈就是不回复。那时候正好学校放一部电影，叫《Snow Man》，就是讲一个小孩和他爸爸的感情，他爸爸是怎么死的，变成雪人回来。我当时看着电影特别想哭，就赶紧跑到厕所去了。”
“想家就捂着被窝哭呗。一开始都是很难受的，逐渐习惯就行了。”若干年后的薄瓜瓜在接受采访时以轻松调侃的口吻来回顾那时候的自己。那时的他除了经受心理上的考验，还有来自实际生活的磨练。哈罗公学校风严谨，学生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接受始于16世纪的传统精英教育。“学校管理非常严格，周末不放假，连本地学生也见不到家人。开始每星期只有60便士的零花钱，等于七八元人民币，就买点糖，要是被查出来都会被没收。”
后来他也学会了和老师“斗智斗勇”：“我原来画藏宝图——怎么去藏这个吃的，不管是垫子下、床底下，还有墙上的画后面。唯一自己的隐私是一个小箱子，我就在里面装各种各样的吃的，就是中国带过去的香肠、方便面之类的。但有一次他们(学校)大搜查，把我的锁都撬开了……我们半夜做秘密活动，等夜深人静后，把枕头套子扯出来，悄悄地踮着脚尖走下楼梯，走过一个长的走廊，然后跑到厨房，吃一些剩下来没收走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踮着脚走路的时候能听到老师在那里聊天；到了厨房把不管什么东西都往枕头套子里放，然后像圣诞老人一样再扛回屋子里来大家分，黑灯瞎火地拿手直接吃。”
我联系到一位在伦敦的老师，他恰好在薄瓜瓜就读哈罗期间在那里工作。“他彬彬有礼，是被西方教育塑造出来的正常孩子。”谈起他记忆中的薄瓜瓜，这位知情者说，在哈罗公学，他亲见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终于离开父母的监管，整日在宿舍里逃学、不上课、玩游戏，“还有的私立学校也有女孩子拿父母的信用卡，买奢侈品等。可是瓜瓜没有这些毛病”。他甚至有些不自觉地捍卫在他心目中的那个阳光少年。
作为世界级的著名学校，能进到哈罗公学里的外籍男孩，多少都有些不同的家世或背景。来自哈罗公学里的这位知情者说：“能进到这里的，当然都是有背景的。校方对这些孩子的信息都保护得很好，不会随便泄露出去。在这里，没有人把薄瓜瓜当成一个特殊孩子。外国孩子根本不在乎他是谁。中国学生里面，还有比他背景更厉害的，只不过大家不张扬。”在这位知情者眼里，薄瓜瓜就是哈罗公学里的普通学生，如果在哪一方面稍显特殊的话，这位知情者回忆说，如果学校有一个星期的假，普通孩子会留在英国，而“他可以回国”。“不过这在前几年还显得特殊些，最近几年，从大陆来哈罗读书的有钱人家的孩子越来越多，有这样条件的学生也非常多了。”他补充道。
在这位薄瓜瓜曾经的老师看来，外界后来对这个少年的很多传言都是误解、甚至扭曲。“他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没有犯过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后来看到他的家庭变故和关于他的很多传闻，我都蛮同情他的，也多少为他抱不平。他的很多小毛病被放大了，其实他跟其他小孩子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别的孩子更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从小就看到一般孩子看不到的世界。其实他即便没有那么多钱，也能养活自己，过上不错的生活……”言语里颇为惋惜。
深宅里的童年
薄瓜瓜是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出生的。据说薄一波为这个薄家第三代取的正式的名字是薄旷逸，而姥爷谷景生见这个孩子憨态可掬，就给取了个“瓜瓜”的小名——这大概是谷家的传统，薄瓜瓜有一次告诉媒体，他的一个表姐叫果果，一个表妹叫桃桃。“瓜瓜”后来便成了他的大名。
一位了解薄家的知情者说，瓜瓜小时候，一直被放在谷家，由外公外婆照料。谷开来大部分时间都与薄熙来住在大连，“只有孩子生病的时候她才回去”。谷家有五个女儿，谷开来是最小的一个，四女儿谷某一直单身，瓜瓜的生活她也照料颇多。薄瓜瓜后来半开玩笑说，四姨是唯一对他“板脸的人”。有一次因为瓜瓜理发时嗑瓜子，四姨觉得不礼貌，让他写了一份“足足有两页”的检讨，他笑称：“我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大概就和小时候写检讨有关。”其实他和姥姥、姥爷以及四姨最亲。
薄瓜瓜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的一些细节也让人颇为怜惜。“爸爸妈妈很少见到我，我一直在北京，他们在大连。我从小就习惯拿一个小本儿，然后就拿那本随便乱写。好像跟本儿来对话似的，像一个朋友一样，我说它听。有一次爸爸、妈妈来看我，我就不让他们走，抓着他们。他们就想尽办法，后来就说那咱们玩捉迷藏吧。然后我在那儿数数，正数着数呢，一睁眼，怎么人都没了？然后就看到他们坐车走了，我当时就好像哭得挺厉害的，然后也要追出去……挺难过的。”
一位知情者形容儿时的薄瓜瓜“虎头虎脑、人见人爱”，“开来特别宠他”。“瓜瓜没有过过普通孩子的生活。他从小生活在深宅大院里，平时有警卫员照顾，出门坐汽车，不知道外面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薄瓜瓜称自己的姥爷谷景生为“黑眉毛爷爷”，爷爷薄一波是“白眉毛爷爷”。“跟我白眉毛爷爷每周见一次”，“都没有‘怕’他们这一说，他们都是非常和蔼可亲”。也许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家人也特别宠这个孩子。
一位见过瓜瓜的朋友还清楚记得20年前在谷开来的父母家，薄瓜瓜淘气地藏在沙发背后给他变魔术的一幕。曾在“开来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一位员工，则记得另一个细节：某年大连组织赈灾捐款，谷开来还特地以“薄瓜瓜”的名义捐了一笔钱。下面的员工们本来一直在私下里偷偷议论瓜瓜的大名是什么，当看到捐款名单上印的“薄瓜瓜”三个字，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孩子的大名。
几年后，薄瓜瓜读了景山学校。在拥有很多“红色子弟”的景山学校，薄瓜瓜的身份并不显得特殊。一位老师回忆，薄瓜瓜“就是普通的小孩儿，并不是特别拔尖”。而数学老师对这个有着“长圆的鹅蛋脸”的学生的印象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有时候文静得像一个女孩子。”那时身体瘦弱的薄瓜瓜给老师印象深刻的是，隔三差五的假条，“请病假比较多”。
瓜瓜9岁时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时晚民子遇，独院无父存。要知答明归，作真忘盼儿。”“诗的内容讲的就是傍晚放学，家长都来接孩子，而他却看不到父亲，父亲在外地。听说明天要回来，但他工作太认真，竟然忘了期盼着他的儿子。”薄瓜瓜后来说，薄瓜瓜当时的班主任回忆，有一次薄瓜瓜写了一篇《小雨还在沙沙下》参加景山学校的作文比赛，这篇作文是专门写他父亲的。
不知道这段经历是否造成了谷开来对儿子的一种补偿心理。作为母亲，谷开来对瓜瓜的爱更是众所公认的——暂且抛开怎么评价她的“爱”和这个“爱”导致的结果。与谷开来早期合作过的C先生说，谷开来心气颇高，虽然后来她也曾以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形象走向世界，与海外打交道，但是毕竟彼时已人到中年，错过最好的年龄，所以她对瓜瓜寄予很高期望，特别希望身边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如C先生，能多影响和指引瓜瓜，让他成长为西方文明世界里一名标准的“绅士”。
像瓜瓜这样出身的孩子，从小拥有的资源当然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所能比拟的。他很小就曾被带到国外参加夏令营，去过日本、美国开眼界。虽然景山学校在中国也是很多普通阶层望尘莫及的“贵族学校”，但对薄瓜瓜和他的母亲来说，这里显然不是与他们期望相匹配的一个选择——薄瓜瓜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学校，他拒绝上英语课，因为英语老师的发音在他看来“很不标准”。
初探英伦
现在看来，薄瓜瓜2000年得以进入哈罗公学读书，是他与母亲谷开来的一个“阶段性胜利”。去哈罗公学读书的想法，应该是薄瓜瓜在1998年的第一次英国之旅萌生的想法。据知情者透露，谷开来大姐的女儿当时在英国读书，而“家里人分析，英国的英语最标准”，于是英国成了最终目标。一番商议，谷开来决定带着薄瓜瓜先去英国看一看。1998年初，利用瓜瓜放寒假的时机，C先生与徐明、谷开来带着薄瓜瓜一行四人去了英国，C先生回忆，此行他们参观了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当时还联系到台湾一位政界名人的儿子为他们做翻译、介绍。
毫无疑问，为这次英国之旅全程买单的人，是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徐明就是付钱的角色，一路走一路付。”从英国考察一趟之后，他们又去了德国和奥地利滑雪。C先生回忆，徐明身上带了很多现金，以至于他们在入某个海关时遭到了移民官的怀疑和盘问。英语不好的徐明一度手足无措，在海外闯荡多年的C先生没有慌张，他向移民官展示了这一路的头等舱机票和五星级酒店预订单，告诉对方：中国还不太习惯用信用卡，但是这些材料证明我们有支付能力、也需要这些现金来支付未来的行程。四个人于是顺利入境。
“徐明是我介绍给开来的。”C先生说。徐明在1992年成立了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正赶上大连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他承揽了大连站前胜利广场、星海湾、金石滩高尔夫球场等30多个大型土石方工程而使财富几何级增长。当时“徐明就经常因为企业经营、海外投资等方面的问题向我请教。当时徐明只有二十出头，人很聪明，不爱写字，但什么事情都记在脑子里”。
C先生回忆，当时大连市有一家建材厂，“只有一两条生产线，做不下去了”，徐明把它盘了下来，开始生产塑钢材料。当时正值大连市政改造，“他免费给市政府大楼装了塑钢窗”，经此合作，实德的塑钢门窗被大力推广。1996年，大连市多条主干道两侧建筑及部分住宅小区居民楼须安装塑钢门窗。
C先生也评价徐明“是天生的公关家”，“为人也比较仗义”，虽然徐明后来身价和社会地位一度暴增，但是他一直对C先生“毕恭毕敬”，“人前人后必称老师”。
这一次欧洲之行大家玩得都很开心。C先生后来说：“那时候只是去看一看，因为瓜瓜英语还一句都不会，更没考虑以后学费之类的具体问题。”不过回国后，上了初一的薄瓜瓜从景山学校退了学，一心准备出国读书。
1999年12月底，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前往英国，与上一次走马观花不一样，这一次，这对母子做好了长期生活在此的打算。这个决定对当时刚满12岁的薄瓜瓜来说，也是个颇有压力的举动。他后来在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一开始最早到英国那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前途。”一方面他已经离开了景山学校，另一方面在英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假如说不能开创出一条光明的道路的话，那等于说两边都耽误了”。
客观说，薄瓜瓜最终能进入哈罗公学读书，与自己的努力还是分不开的。他后来回忆说，他和妈妈到了英国才发现进哈罗的难度。“听说英国人刚出生就得报名，还要在指定的预备学校考察好多年，最后参加全英统考，过了关才能入学。而我当时连英文也不懂。”薄瓜瓜先是上了短期的语言学校，然后又进入派威克预备学校(Papplewick School)学英语——这家学校的学费一年2万多英镑，但它显然没有成为这对母子的障碍。
“我当时是憋在屋子里每天背100个单词，先是在桌子上背，后来滚到地上背，前后挣扎，所以英文完全是突击出来的。”薄瓜瓜的进步很快，给了想帮助他的人以很大信心。“所以他们还是鼓励我报考哈罗。”哈罗公学也给了薄瓜瓜一次面试的机会。“之后就宣布给我一个附带条件的机会——参加当年的全英入学统考，并规定了成绩线，结果我的成绩除了拉丁文得B，其他六门都得了A。”
值得一提的是，薄家“出事”后，很多媒体都写是海伍德(也译作尼尔·伍德)帮助薄瓜瓜进入的哈罗公学。据一位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称，海伍德那时候还不认识薄瓜瓜，与他的入学完全无关。G先生透露，当时他们是通过伯恩茅斯那家语言学校的介绍，认识了一位“皇家英国军团”(Royal British Legion，这是一个为英国现役与退役军人募款的慈善机构)的义工范多·维维安-梅(Fido Vivien-May)。而这位义工证实他确实曾帮忙薄瓜瓜申请哈罗，但“那孩子得以入学，完全是因为成绩优异的缘故”。
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英国记者吉米介绍，像哈罗这样的私立学校，通常都比较重视传统。“普通的哈罗校友也可以写信给负责招生的人，他们会考虑安排面试。这种资格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写信人的身份不同而有什么特殊待遇。”作为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哈罗公学的门槛之高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另一方面，无论哈罗还是伊顿，它们也都有招收外国权贵阶层的传统。“近几年，它们也多鼓励外国学生来哈罗。”“如果一个人在推荐信里写，他是共产党一位高官——而且很有前途的一位高官——的儿子，我想学校也会认真加以考虑的。”
不管怎么样，薄瓜瓜如愿以偿进了哈罗公学。后来的很多宣传报道都将薄瓜瓜定义为“哈罗公学500年来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我们无法确认这一点，但是这至少给了他的父母无尚的自豪感。
海边小城
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造访英国时，她并没有把落脚点选在伦敦，而是英国南部海滨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据知情者介绍，谷开来姐姐在英国读书的女儿此前为她介绍了这里一家叫“多赛特”的语言学校(Dorset International College)。这家语言学校的创办人与谷开来在北京一家酒店见过面，大概商谈了薄瓜瓜到此上学的事。虽然这家语言学校如今已经关闭，但是当年谷开来带着薄瓜瓜正是投奔它而来。
伯恩茅斯以气候温和的旅游胜地闻名，这里有顺着海岸线一直延伸的白色沙滩。薄瓜瓜后来在接受某电视节目采访时还提到：“我记得当时看着辽阔的大海就非常感慨，因为不知道前途会是什么样子。”
经语言学校帮助，谷开来在伯恩茅斯靠海边一幢叫作基思顿(Keystone House)的公寓里租房住了下来。由宝马经销店改造而成的基思顿是一幢三层楼房，下面两层是办公用房，只有三楼用于居住。房东理查德·史达利(Richard Starley)至今对谷开来有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谷开来平时很有礼貌，行事低调稳重，“是一位端庄的女士”。
在房东史达利印象中，谷开来“是一位好妈妈，处处关心儿子，为儿子着想”。起初，谷开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支持儿子的学业上。语言学校的人士回忆，她先是走路把12岁的儿子送到学校，然后会在小城的高档餐厅享受美食，或者为客人们泡制绿茶，还与当地人练习英文。虽然谷开来在伯恩茅斯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一篇英文报道说，“许多和谷开来打过交道的人都为她着迷”，当地一家名为瓦伦蒂诺的餐馆老板形容她“美貌动人”。
不过，谷开来也并没有把自己的角色仅仅限定在一个“陪读妈妈”上面。从基思顿的公寓房间远眺，能看到一只固定在半空的热气球，叫“伯恩茅斯之眼”。气球能把游客带到约150米的高空，游客在热气球上将海边小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彼得·贾尔斯·霍尔是这一气球观光项目的所有者和运营公司——Vistarama Balloon Systems的总经理。有一天，一位中国女性找到他说，她认为自己在中国的家乡城市也应该有一只这样的热气球。霍尔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士所说的“家乡城市”，正是与伯恩茅斯有些类似的海滨城市大连；而这位介绍自己叫Horus的女士的丈夫，就是这座城市的市长。
在霍尔眼里，谷开来“穿着永远无可挑剔”，但是他也显然洞察到了这种个人魅力所隐含的另外一些信息。霍尔说，虽然谷开来住在一个普通公寓，但是她精致的装束和她对钻石、翡翠的嗜好展现了她的财力。“她让人眼前一亮。永远的细高跟鞋、短裙、丝袜，非常昂贵的珠宝。”霍尔说，“当你看见她走在街上，你看着她，你就会知道她极度富有。”
霍尔回忆，谷开来当时提出“气球看起来是红白相间的足球”，说大连一家赞助了一个当地足球俱乐部的化学公司打算买它。“她起初是迷人而礼貌的”，但是双方渐渐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据霍尔说，气球绞盘——将气球拴在地面的部分的价格是10万英镑，但是谷开来要求霍尔写25万英镑，其中15万英镑是给瓜瓜交学费。“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我们的财务人员无论如何不可能允许这样。”霍尔说，被他拒绝后，谷开来很生气。谷开来希望这个气球能在2000年早些时候，赶在大连的一场重要活动之前交付而未果。霍尔后来称“谷发出了愤怒的威胁”，“我们想，哦，天呐，她变得非常丑陋了，她的脾气实在是阴晴难定”。
霍尔还记得，一些气球支付款的支票上写着“大连保税区”，可是他被告知是一家塑料公司支付了费用——后来证明，是徐明付钱买了热气球。当时的计划是，“一只气球将被安装在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的体育馆外”，“另外一只将被带往中国各地进行展示，以期能被卖到其他城市”。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耗资不菲的大连热气球项目命途多舛——热气球还因为一场焰火事故被毁。它“生命”的最后一次“露面”，是以“直升飞球”的正式名称，出现在对薄熙来的“受贿罪”的指控上。谷开来作证说：“我向薄熙来说了徐明想做这个项目，最后市政府就把这个项目放在了大连的星海湾广场上。”不过现在很多大连人对这个昙花一现的项目并无多少印象。
建筑师的“友谊”
虽然那只“伯恩茅斯之眼”的热气球如今已香消玉殒，不过网上至今还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徐明与谷开来一道乘热气球“考察”的照片。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照片的一角还有另一个“乘客”，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德叔”的法国建筑师德维尔(Patrick Henri Devillers)。
1960年出生的法国人德维尔1987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中文和建筑。据一位认识德维尔的知情者介绍，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关杰。关杰是一位出色的古筝演奏家，也是红色革命家关向应的侄孙女。1992年，德维尔跟随夫人来到关杰的老家大连，并在大连一家设计院谋到了职业。
C先生很早就认识了德维尔。他回忆，当时是其夫人关杰从中穿针引线，介绍他们认识。因为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背景，德维尔后来在C先生的顾问公司做“无薪顾问”。1994年，厦门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市场的大型研讨会，C先生主持开会，谷开来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投资法律的演讲。应C先生之邀来厦门的德维尔，经C先生介绍认识了谷开来。德维尔后来告诉法国媒体，因为客户欠款，他找过谷开来求助，后来与她全家成了朋友。“她十分精明，表达能力很强。”
上世纪90年代，正是薄熙来在大连大力打造市政建设之际。在喜爱艺术的德维尔眼中，大连因此成为一个富有生机的城市，“薄熙来使全市充满了活力”。德维尔说，薄熙来对他的一些看法有兴趣，“觉得我是个艺术家”。但德维尔否认他在大连挣到很多钱，他说他的设计方案没有得到过资助，他在大连的时光是“失去的十年”。一位认识他的人士说，虽然他是最早在大连开设计公司的建筑师之一，但德维尔的生意做得并不大。“他的方案出得很慢，很多客户没耐心等。”
大连时期的德维尔也并没有给外界留下“与薄或谷关系很亲密”的印象，所以当谷开来后来在庭审的证词里提到，“2000年时，我带瓜瓜去英国留学，是德某某陪我们去的”，他的一些朋友还颇觉意外。
德维尔后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对一切传闻都予以否认。他说：他与薄家是友谊关系，受邀去薄家做过客，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叫他叔叔，他受命陪薄瓜瓜前往英国，但从没领到过薄家的经济报酬。不过，后来陆续披露出来的一些新闻，包括德维尔本人后来在法庭上的证词都表明，他与谷开来母子的关系远非“友谊”所能涵盖，他至少曾经是谷开来在英国经济活动的一名重要参与者。
薄瓜瓜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忆及初到英国时的诸多困难：“那时比较苦，吃、住、行样样成问题，没有任何人帮忙，几天就要换个地方住。”薄瓜瓜说有一次，妈妈领他去一个新住处，又小又暗，条件特别差。“我一进屋就说：‘这不是贫民窟嘛！’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我对自己的态度特别后悔。”
不知道是不是儿子的态度让她下了决心，谷开来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她带瓜瓜去英国时，“当时住房非常困难，所以我就想在英国以外买套房子”。谷开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德维尔，德维尔建议在法国尼斯、戛纳地区买房作为投资经营，“还可以把房子出租获得收益，而且那里的房子还可以保值增值，还可以度假用”。德维尔的建议深得谷开来之心。
身为建筑师的德维尔自然承担起物色房产的任务。他后来在法国尼斯和戛纳之间找到了一栋叫圣乔治的别墅，他后来提供的证词说：“圣乔治别墅位于戛纳的松树大道7号，一共三层，房屋面积有350平方米，总占地面积有3950平方米，带独立花园、游泳池、车库等。”他带着谷开来专门去了趟法国尼斯戛纳看了这套别墅。谷开来看后十分满意，决定购买。谷开来后来在法庭出示证词时说，她的想法是把这套别墅“将来留给儿子瓜瓜”。“作为经营性物业，对外出租，可以有稳定的收入”，而她的初衷看起来也显得很“单纯”：“因为我希望瓜瓜好好做学问，不为生计奔波，影响了前程。”
谷开来让德维尔与别墅的房东谈好了价格：房款总价是220多万欧元，大概合200多万美元，连同装修一共需要300多万美元。“选中这座别墅之后，徐明正好来英国看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要在法国尼斯戛纳地区买别墅的事，大约需要300多万美元。徐明当场表示由他出购房款，我同意了。”
根据谷开来自己在庭审现场的供述，2000年9月，她和德维尔通过网络注册成立了“罗素地产公司”，两个人各持50%股权——因为法律规定必须有两个股东，所以德维尔只是挂了一个名而无真正出资。“他的股份实际上是代我持有的”，谷开来解释。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购买尼斯戛纳别墅，没有别的业务。公司注册好后，谷开来把罗素地产公司的开户行和账号告诉了徐明——徐明后来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证明他的公司当时汇了231.86047万欧元，折合323万美元到谷开来公司的账号上。
“罗素地产公司”只是谷开来与德维尔的公司之一。英国公司档案显示，谷开来以Horus Kai的名义，和德维尔在英国还成立了另一家名为Adad
Ltd的公司；他们登记的注册地址一模一样，都是伯恩茅斯的基思顿公寓，但当时德维尔使用的是“卡伊”这个化名。不过，这家公司从未申报过任何账目，于2003年9月宣告解散——这个时间也与谷开来在伯恩茅斯公寓的租借一致。2003年，开发商欧蓝姆(Phillip Oram)买下基思顿大楼，要求房客搬家，谷开来也搬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海伍德死后，曾有英国一家小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采访了一名声称是海伍德保镖的人——迈克尔·莱特(Michael Wright)。莱特称谷开来在伯恩茅斯居住期间，与海伍德关系亲密，且二人逐渐对此并不避讳。“我见过他清晨从她的卧室中出来，衣冠不整。”莱特说。莱特后来甚至还讲述了一个更惊悚的他如何打退欲来此行刺的杀手的故事。
而英国电视四台(Channel 4)去年特地制作了一档海伍德之死的纪录片，两位记者耗时一年多，把海伍德的生平调查得非常详尽。在伦敦，本刊记者约见了这部纪录片的采访者之一。她曾亲自去伯恩茅斯采访过，她非常肯定地说：“那完全是个谎言，是典型的英国小报作风。海伍德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幢公寓里。”
甘苦往昔
当年的谷开来，实际上多少也是带着一腔幽怨去的英国。“把薄瓜瓜带到英国去上中学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给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甚至这个事情是有赌气的性质，在此之前我有过外遇，而这个事情呢，她表示非常愤怒，她把瓜瓜带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赌气就走的。”薄熙来后来在法庭上曾做过这样一番陈述，虽是寥寥数语，但也是对那一时期他们夫妻关系实质的真实描述。
2013年8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虽然本人没有现身，但是已在服刑期的谷开来用出具证言的方式，成为指控薄熙来某些罪名的重要证人。夫妻一场近三十载，最终竟以这种方式相遇，又以一场审判而结束，这令了解他们感情经历的一些亲朋好友们不胜唏嘘。
曾经，他们的结合被视为“郎才女貌”+“志同道合”这种最佳夫妻模式的最佳样本。
众所周知，谷开来也是一名地道的“红二代”。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是山西人，早年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谷景生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政委，与军长秦基伟一起开赴朝鲜，参加第五次战役，后来又出任国防部五院政委、党委书记。
谷景生的夫人范承秀是范仲淹的后代，14岁即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抗战时期太行山区著名的才女、妇救会干部”。1957年，心直口快的范承秀因帮着知识分子说话而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谷景生与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这是2004年谷景生去世时，薄一波发表的悼念文章里的一段。由此也可以看出，谷景生是一位有情有义之士。
1958年11月15日出生的谷丽——后改名为谷开来——是谷家五姐妹中最小的一个。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谷景生和范承秀都成了首当其冲遭殃的老干部。当谷家遭受巨大变故时，谷丽只有8岁。父母相继被关押，四个姐姐又都被赶到农村。一位了解谷家情况的知情者说，谷家的其他四个女儿因为年龄稍大，“文革”前上学的上学、当兵的当兵，相对而言，小女儿谷丽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一篇介绍谷开来早期经历的文章说，小学还没有毕业，谷开来就不得不上房当泥瓦匠，还到副食品店操刀卖肉，卖肉时竟还是个叫人目瞪口呆的“一刀准”。“后来，为了更长远的生计问题，她决定学门手艺，她开始学弹琵琶，聪颖的她一学就会，很快就达到了专业水平，被确定为独奏演员。在北京电影乐团录音棚中为电影录音，《毛主席逝世》那部纪录影片的琵琶伴奏，就是谷开来演奏的。”——据一位了解谷开来的知情者说，谷开来的琵琶确实弹得非常好。有时出国访问时，兴之所致，她也会为客人们表演一段琵琶。但是对于她为那部纪录片伴奏，这位知情者则表示怀疑。
我得到的一份谷开来早期的简历是这样写的：1973年参军，1975～1978年，在北京西城棉织厂当工人。1978年，谷丽参加了刚刚恢复了第二年的高考。后来有文章说，“因为坎坷的童年使她根本没学过数学，几近交白卷，但是她的文学答卷才情过人，竟一下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
1978年2月，原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的薄熙来也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与谷开来相比，他此前吃的苦更多一些。“文革”时，薄熙来被关押在北京市立水桥北苑少管所，进“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近5年。因身高脚大，买不到尺寸合适的鞋子，脚都冻伤冻肿，薄小莹看到后，回家一针一线地为哥哥做了一双合穿的鞋子送到牢房去。薄熙来收到后大为感动。薄熙来后来告诉身边的人，他此生最感谢的人就是五妹薄小莹。“妹妹探监的时候给我送被子，被子里面藏着包子，陷在棉花里。”薄小莹后来也作为亲属，几次出现在济南中院。据参加过庭审现场的一位亲历者说，薄熙来每次进入法庭，都向亲属席方向看去，“他的眼睛一直在找他的亲人，到处看，一直到看到时为止”。
薄熙来出事后，“‘文革’当中踹断父亲三根肋骨”的传闻一度流传甚广。早期接近薄家的C先生说，这种说法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见诸海外一些媒体，薄熙来对此也有耳闻。有一次闲聊中，薄熙来主动向C先生提及此事。他反问对方：“如果我真的像他们传说的那样，把父亲的肋骨踢断，那父亲后来还会原谅我吗？”他又说，父亲薄一波也是看重中国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的人，如果他真的做过那种举动，那是绝对不会得到父亲原谅的。薄熙来又对C先生说，薄一波恢复职位后，只让他搬进中南海跟他一起住，言外之意薄一波还是最喜欢他这个儿子的。
相比于薄家，谷家平反得比较晚。一位知情者还记得，谷开来当年跟他讲述如何为父亲早日平反、获得工作机会而奔忙。“他们家在80年代后期才分到比较好的四合院，他们家没有儿子，女儿们都挺顾家，两个老人能镇得住。”这位知情者说，谷景生年轻时一表人才，而谷开来的长相和性格更多遗传自父亲。年轻时的谷开来灵动清秀，面相丰润。一位熟悉她的知情者说，她对自己长相唯一不满意的是腮骨过方，“耳后见腮”。某一年，谷开来告诉朋友，自己皮肤上长了东西，需要做手术。再见她时，整个脸型已有非常大的变化。
在与谷开来结婚前，薄熙来与北京市前市委书记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有过一次婚姻。李丹宇是位军医，从当时的社会地位上讲应该是“下嫁”到还落魄的薄家。李丹宇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薄熙来是在1981年儿子4岁生日那天，突然提的分手，之后李丹宇搬出了中南海，但却不同意离婚。两人最后对簿公堂，直到1984年，由法院判决离婚。
1984年，中央办公厅干部薄熙来到辽宁大连金县当县委副书记——一位知情者提醒，“文革”结束后，谷景生曾经带中央整改小组到东北工作过，薄熙来的选择应该与此有关。不过这个说法无从核实。
谷开来后来在正式场合都刻意强调是在1985年到了大连偶遇薄熙来，从而开始了一段浪漫的感情经历，避而不谈他们在北大共同求学的一年经历是否已相识。谷开来的三姐嫁的人，正是李丹宇的哥哥，而谷景生与薄一波都是山西出来的老革命，所以那时候的薄熙来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物。而李丹宇怀疑薄熙来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可能已喜欢上谷开来。为此据说她还告了好多年。
不管怎么样，谷开来当时是顶着一定压力嫁给薄熙来的，谷丽这个名字也是在认识薄熙来之后改的。一位知情者说，金州(当时的金县)著名的风景胜地“金石滩”也是他们一起取的名字，“金石为开，继往开来……这几个词来来回回的，他们觉得很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两人当时感情的深厚。
一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认识谷开来的人士回忆，那时候还是北大法律系学生的谷丽说话柔声细语，写一手好字。谷丽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但是她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追随薄熙来去了东北——薄熙来当时只是一个副县级干部，前途未明，这段感情之初也没有任何功利成分。那时候从北京探望他们的一位友人，至今还对两人当时的寒酸记忆犹新：“他们家里有一间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床，外面用一个布帘挡着，上厕所、洗澡都得到外面用公共的。”见有旧故来，谷开来还有些尴尬，“她给我切了个香瓜吃，我回去就拉肚子”。这位友人回忆，薄熙来当时“穿一个灰不喇唧的工人装”，头发也乱蓬蓬的。东北小县城的日子，远非北京所能相比。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人感情甚笃。1987年底，他们收获了这段爱情的结晶——薄瓜瓜。
“金牌律师”
1988年，薄熙来出任大连市宣传部长，第二年当选副市长，仕途一路看涨。他的口才和形象也渐渐显出优势，与过去那个略显土气的县委副书记已不可同日而语。随着知名度和曝光率增多，关于薄熙来的一些传言也多起来。时至今日，我们没有能力去核实那些传闻的真真假假，但是据一位知情者透露，它对谷开来造成的伤害却是真实而深切的。
“我认为薄熙来是她第一个最爱的人，也是第一个伤透她心的人。她自认美貌但是有比她更美貌的，她觉得自己不受重视。”伤心之余也许还有委屈——当时虽然挂着一个“沈阳军区陆军学院讲师”的身份，但谷开来其实为了这段婚姻放弃了工作机会。知情者透露，谷开来一度情绪低落，曾打电话给朋友，流泪倾诉自己的痛苦，也曾有一些举动来伤害自己。
作为谷开来当时颇为信任的朋友，C先生劝谷开来不要在别人阴影下生活。“我劝她，不要迷恋做官太太，她完全可以利用她在法律方面的专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谷开来对好友的意见也深以为然。一番酝酿，于是就有了曾经风头十足的“开来律师事务所”的诞生。据称，这是第一家以女律师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
谷开来很快在律师这一职业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尊严，她的气质、教养、学识和能力通过这一职业得到充分展现。在此期间发生最有名的事情，便是后来被称为“胜诉在美国”的诉讼案。当时大连一家化工厂因商业纠纷被美国企业告至法庭，“中国方面不出面应诉，被美国法院做了缺席判决，判以1400万美元的赔偿。此事也惊动了当时的经贸部部长吴仪。她说，大连惹的祸，中国银行不能出钱，你们努力吧；官司打不赢的话，大连市政府就要出这个钱”。参与此事的C先生回忆。当时薄熙来的压力也很大，“那是90年代，大连政府哪变得出来那么多钱？”1997年，大连方面决定组成律师团赴美应对，谷开来担任律师团的主要律师，C先生也以顾问身份加入律师团。
“我们当时确实比较辛苦，一个月内看了六麻袋的档案，从头到尾翻出来。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理由，成功说服法官召开紧急庭前会议，再给一次机会。”C先生解释说，“严格说来，这场官司不是‘胜诉’——实际上最后在重审的时候双方达成和解，我们支付了对方律师的律师费，起诉方则答应撤诉。这样也争取回来了1000多万美元。”
C先生出生于北京，成长于台北，曾经长期生活在美国。在美国诉讼期间，C先生说，他利用自己家族在政界和法律界的人脉，给谷开来安排了很多活动，包括在华盛顿拜访了爱德华·肯尼迪的家庭，到国会与范士丹(Dianne Goldman Berman Feinstein)见面。范士丹是旧金山唯一的女市长，资深参议员。C先生希望能用这样杰出的女性来激励谷开来，坚持走自己的路。而谷开来的表现也令人称道。“开来很快就熟悉了外交上的场合、穿着、谈吐等等，她的衣服虽然不是很贵，但很得体。”
“她其实挺有个性的，但是她懂得掩饰，分寸拿捏也比较得当。”C先生回忆，中国律师团在洛杉矶的时候，为谷开来举办了一个“开来之夜”派对，很多人都为她的风采倾倒。当时与谷开来合作过的美国律师柏恩(Ed Byrne)形容她十分聪慧，美丽迷人，英文十分流利，是“中国的杰奎琳·肯尼迪”。柏恩回忆，当年打赢官司后，谷开来邀请整个法律团队及家属到大连旅游，“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柏恩说，这是他近20年接触过的“最奇异的案子”。
谷开来给合作过的另一个人——罗伯特·辛海因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认为她很有礼貌，非常善解人意，非常聪明。那些对她过于纵容自己、是一个魔女一样女人的指控，和我所见的绝对是180度的不同。”辛海因说，他们当时住在豪华的大连金石滩度假村，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晚上到酒店逐一与各位会面并握手，辛海因说他也对薄的性格魅力印象深刻，“他表现得更像一个美国政治家在公众中工作的样子”。
C先生曾陪同谷开来到日本参加“东京国际法学会”，他真实感觉到她的进步。“她的英语口语起初磕磕巴巴的，后来也讲得很溜。到东京演讲的时候，她也很下功夫，把15分钟的英文稿子全部背下来，给下面听众的感觉她的能力非常强，这个演讲是最得分的。”
这一时期，是谷开来作为独立的个体生活得最充实的时候。“她能表现自己的独当一面，她可以体现自己的才能，她讲话滔滔不绝，有条有理，周旋在世界各国人士的中间，处理客户的事情给外商留下的印象也很好。”C先生回忆。现在看当年那些照片，会感觉谷开来脸上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神情也非常自信。
曾在开来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位员工至今还保存着她的一张名片。名片上，谷开来的中文名字下面印着Horus.L.Kai。右边还有两个头衔：“美国人文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族文化研究所秘书长”。C先生解释说，那时候谷开来还喜欢从事文化活动，所以成立了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研究所，经常带着一些书画家，到国外参加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C先生回忆，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埃及等地参加一次文化交流活动，“在搭乘的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机上，我看到一本叫《Horus Magazine》的机上读物，我建议她说Horus这个名字象征太阳神，男女都适用，不妨就把英文名定为Horus吧，她也接受了，之后她律师事务所的英文名也注册为这个名字”。
在大连时期，她更多以“开来”的名字出现，而刻意抛掉自己的姓氏。大连一度传言她是中央另一名谷姓高级干部的女儿。知情者说，薄熙来当时也支持她走这条道路，他私下揣测，一种心理是“她至少不会总是再为那些事情和他吵”。
美国那场官司解决后，谷开来名声大振，甚至被媒体冠以“金牌律师”。当年某电视台还要以此为蓝本拍一部《胜诉在美国》的电视剧，男主角C先生选择了濮存昕，“开来”则选定了江珊。不过C先生说，当时只是先出了策划、制成宣传品，本想用于招商、引来投资，不料在上海电影节上反应平平，最后也没有真的开拍。
不过，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也让谷开来的“金牌律师”形象打了几分折扣。1998年，山西作家赵瑜写了一部40万字的《马家军调查》，披露了很多内情，引起马俊仁的强烈不满，对外宣称要起诉赵瑜；而“金牌律师”谷开来马上旗帜鲜明地站在他一边，声称“有人在借着马俊仁制造耸人听闻的故事”。不仅如此，她还出了一本《我为马俊仁当律师》的书，与马俊仁一道在大连、武汉、南京等城市签名售书。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当时也用很耸人的标题，诸如：“开来做好了替马俊仁当被告的准备”；“开来律师引火烧身，向我开炮！”
赵瑜后来写过一篇文章，用很微妙的口吻提到谷开来：“1998年春节后，为续写末章我在东北再会老马，老马曾告诉我，开来曾把名叫瓜瓜的儿子送到马家军训练，他们一家人挺支持我的。我问瓜瓜练得怎么样？老马笑而未答，我当时想，子女到老马这里来训练，孩子的家长在市里当领导，就更好支持老马了。”
这场纷争到最后不了了之，不过谷开来当时的举动被很多同行批为“业余”。C先生回忆，他看到谷开来到处为这本书签售，很不以为然。“我说开来，你是一个专业律师，你不要学艺人，在大连机场设个摊子签售，别人会怎么看你？”
不久，一位大连当地的记者化名在海外发表文章，指谷开来利用丈夫身份，在大连招揽生意。考虑到薄熙来对外的形象问题以及未来的政治前途，加之一些风言风语，1999年，大连的“开来律师事务所”关闭。
C先生后来也离开大连，搬到上海。以后，虽然每年仍与谷开来保持通话，偶尔也会在上海或北京见面，但两人除了寒暄生活上的琐事外，话题再很少涉及其他。在C先生心目中，那个曾经想努力做自己事业的一个优秀女性，已渐行渐远。虽然后来法庭出示的一些证词表明，谷开来当时在全国还有5个律师所，但是她基本上不再抛头露面。那个意气风发的“律师开来”也就此成为历史。
伦敦置业
“爸爸常常和我议论妈妈，觉得她很伟大，有思想、有创意，做什么事都做得非常好。当年办律师事务所很成功，为了避嫌，她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选择了放弃。爸爸说，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损失，而是一个事业的损失。他甚至说，如果当时他自己退下来，支持妈妈去做，她会做得更好！她退出以后，就像隐居一样，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爸爸有活动让她参加她也不肯。我特别理解，她最不愿意被罩在爸爸的影子下，失掉自己。”这是薄瓜瓜后来对媒体讲的一番话。对那时的谷开来而言，一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一方面又不愿意生活在丈夫的影子下，于是儿子薄瓜瓜便成了她生活的重心和全部的事业。
当薄熙来在2000年离开大连到省里任职后，负气出走的谷开来正在异国他乡为孩子、为自己苦心经营着。在那些与她相识的人眼中，她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学业搬到伦敦。一篇报道说：“她会在简朴的公寓里为朋友们准备热度恰好为84摄氏度的绿茶——据说这样可以避免烫伤茶叶；并且给来客们弹奏琵琶，一种类似于曼陀林的乐器。对一位中国高官而言，她是完美的妻子。”可是高官夫人的另一面，又是神秘莫测的。曾经与谷开来有过商业合作关系的一位英国人士透露，谷开来经常入住伦敦的文华东方酒店(Man darin Oriental)。这座酒店位于奢华的骑士桥街区，是全球最昂贵的酒店之一。
2013年底在伦敦采访期间，恰好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伦敦西区(West End)再次成为全球最贵的写字楼市场。伦敦西区长期是富人或社会精英居住的地区，又靠近王室权力中心。那里虽然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或夸张炫目的写字楼，但其地价之贵，由来已久。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宫殿——白金汉宫以西约4公里处，是高级住宅集中的伯爵宫(Earl‘s Court)地区。在这个地区的一角，有一座红砖建筑叫Coleherne Court，它因为是戴安娜嫁给查尔斯之前的居住地而名声大振，身价不菲。
由海伍德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英国媒体利用他们对本国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熟悉，顺藤摸瓜，在这个伦敦传统的富人区发现了跟中国有关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2002年，标致(Peugeot)子公司PSA Wholesale Ltd想卖掉公司在Coleherne Court的一套公寓。第一个找上来的客户是一位法国男子。时任公司秘书的巴纳比·史密斯(Barnaby Smith)回忆，这名法国男子提出以“黄金地图公司”(Golden Map Ltd)的名义在香港办理了手续——这名法国男子即是建筑师德维尔。“黄金地图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当时它没有借助任何银行贷款，就买下了这处价值73.6万英镑的房产。如今，这幢房产价值已逾150万英镑(约1500万元人民币)。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沿着这笔交易一直追踪到了香港，最终显示谷开来在香港经商的一名亲属也参与其中。
这套公寓面积157平方米，在房间里可眺望窗外的公园。有报道说，薄瓜瓜2006至201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期间，它曾被用作薄瓜瓜的“单身公寓”。有趣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后来特地走访了这幢公寓，当他向公寓管理员出示薄瓜瓜的照片时，对方竟然还记得：“啊！这不是WaWa吗？”看到薄瓜瓜的照片后，对方“立即提高了分贝”——瓜瓜的名字被欧美人叫作“WaWa”——“我记得很清楚，他住在一楼，房间很大，有三间卧室。”
买下Coleherne Court公寓的一年后，“黄金地图”再次出手，在2003年5月以46万英镑又购买了附近一套面积较小的公寓。这套一居室装修时尚，四周是一个玻璃暖房，通向一个花园。2011年9月，这套公寓被挂牌出售。2012年1月，这套公寓以略低于7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英国《金融时报》调查称，这套公寓的出售得到马莎百货联合创始人的曾孙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 Marks)的协助。而马克斯似乎告诉过推销这套公寓的房产代理，他代表的是他在牛津和哈佛的同学薄瓜瓜。公寓在出售前进行了装修，花费约1万英镑。马克斯写信给这名房产代理，通知他：公寓中的一个保险箱得撬开并移走(因为密码已丢失)，而房内的厨房设备与灯具可以留给新房客。
尽管房产权再次记在“黄金地图”名下，但这套公寓收到的水电费账单、维修发票及其他信件，上面写的收件人全都是德维尔。公寓的邻居们表示，2005年前后，这名建筑师曾断断续续地在这套公寓居住过——德维尔于2000年离开中国，妻子关杰则留在大连照顾自己的父母与幼子，两人在3年之后离婚。当时他告诉一名邻居说，他的感情生活很复杂：前妻在中国；他的一名华人女友带着十几岁的儿子住在伦敦。曾受德维尔之邀前来做客的一名邻居，在这套公寓中看到了“巨幅的中国城镇规划图”。
有一个细节是，在薄熙来庭审的案件笔录中显示：“谷开来出国时，有4000多万元人民币，300多万美元，50多万欧元，20多万英镑。”——2000年的时候，如此身家，实在不是一笔小数字。她凭借自己的财力购置房产，也是绰绰有余的。
哈罗校友
到哈罗公学走一圈，才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低调的奢侈”。表面看，这里的建筑都很老，从主路走过来，也并不能马上就看到大片吸引眼球的绿地。可是偶然穿过一条小路，站在半山坡上，却发现眼下赫然是一大片绿草坪，几十块大大小小的球场，不时传出少年们的叫喊声。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哈罗一共有20块板球场、9个高尔夫球场和12个网球场。
当年的薄瓜瓜就是这运动场上活跃的一个少年。有文章形容薄瓜瓜是“同学中公认的英式橄榄球球星”；而薄瓜瓜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哈罗公学期间，他报名参加了英国社会在学生中常年组织的“攻击性淘汰赛”，据说这是在全英所有公立学校开展的一项活动，要进行长达3年的残酷训练和淘汰，包括要过生死关、饥饿关、险情应变等等，由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兵军官担任教官，一轮一轮地淘汰。薄瓜瓜参加的这一期比赛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8名学生，而他是其中唯一的东方人。
薄瓜瓜在哈罗公学的健康成长，也是薄家人颇为自豪并乐意公开的，否则不会引起一位正在大连闯世界的英国青年人的注意，他，就是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
海伍德曾经告诉朋友，薄瓜瓜是靠他才进入哈罗公学读书的，在他死后，媒体把这个说法当成事实报道，但是与薄家关系很密切的G先生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按照G先生提供的信息，海伍德在报上得知薄熙来的儿子在哈罗公学上学后，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他通过资源丰富的英国社会关系，动用他在哈罗公学的旧识，联系上了薄瓜瓜和谷开来——那时候谷开来已经住到伦敦西区的那所公寓里，以便就近照顾儿子。
“皇朝会”(Royal China)是在伦敦市中心贝克街(Baker Street)上的一家中餐馆。G先生说，2002年的某一天，薄瓜瓜母子在这里与海伍德有了第一次会面。“大连”和“哈罗公学”这两个共同点，把海伍德和薄瓜瓜原本处在遥远世界的两个人牵到了一起。
海伍德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会面会在9年后导致了他的被谋杀。
尼尔·海伍德1970年10月20日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皮特是股票经纪人，母亲安从事电视直销业，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一位靠特殊关系才得以获得采访海伍德家人机会的英国记者形容，他是“失落的贵族”。中文版维基百科上称海伍德是曾出任过天津总领事的著名汉学家翟理思之子翟兰思(Lancelot Giles)的后人，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错误。据这位记者同行得到的独家消息，海伍德的曾外祖父，也就是他母亲安的爷爷叫约翰·巴尔·阿弗莱克(John Barr Affleck)，是1935至1938年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不过海伍德的这位祖先似乎在他的祖国也几乎被淡忘了，用Google搜索了好久，最后才在英文版维基百科“天津租界地”(Concessions in Tianjin)的页面中，在历任总领事名单里，发现了John Barr Affleck的名字。
从1928年出任总领事的翟兰思在1934年任职期间死于天津。那位阿弗莱克应该是去接他的职位的。据海伍德生前向家人形容，他的曾祖父“是女王派来的”，“驻中国最高官员”。他也很以这位祖先为自豪，家里的墙上还挂着这位祖先的画像。约翰·阿弗莱克应该是有爵位的，但是海伍德向家人解释说，因为他不是长子长孙，所以他本人并没有获得象征贵族身份的爵位。
Harrovians(哈罗生)，是专门称呼哈罗公学学生的单词，它包含了7位英国前首相。这样一个单词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阶层的暗示。海伍德从祖父、父亲到他自己都是Harrovians。据称哈罗公学很注重传统，哈罗生吉米解释说：“如果一个家族的很多人都上过这所学校，哈罗会优先考虑他的入学资格。”13岁那年，海伍德也顺利地进入哈罗公学读书。
海伍德当年的舍监大卫·培瑞(David Parry)至今仍保留着海伍德当年的照片。在他的印象中，这个有着蓬松而柔软黑色头发的少年并不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他以为进了哈罗将来会成为他的晋身台阶”，所以得过且过。培瑞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很难表述。”
在初级会考后，培瑞特别警告海伍德，假如他再不用功的话，可能进不了大学。回忆这位学生，培瑞说，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但在这一点上我对尼尔并不确定，因为永远有捷径可走”。
英国电视四台在2012年11月时，专门拍摄了有关海伍德之死的纪录片。为此，两位记者历时一年，采访了很多事件相关者。在伦敦，这位英国同行告诉我，当时他们联络了海伍德在哈罗公学的30位同学，可他们除了记得他喜欢Talking Head乐队、运动不怎么在行之外，再无其他印象。尽管海伍德后来在中国的生活轨迹，很大程度上靠着他身上的“哈罗”标签，但是他在哈罗公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从未听到过他的消息。”培瑞说。他后来经常参加哈罗学生的婚礼和有意义的生日，“可是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就这样离开了。这真有一点令人伤心”。
海伍德在高级会考中表现不佳，进入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念国际政治。华威大学“也不算太差”，是除了牛津、剑桥之外的第二级别的大学。在大学里，海伍德也没有给同学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在他的朋友眼里，海伍德是个“有魅力但却难以捉摸的人”。海伍德显然是个不安分的人。从哈罗公学毕业后，他曾开着自命为“骡子”的野营车穿越了大不列颠；从华威大学毕业后，海伍德曾在英国下议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之后，他曾尝试开过一家电视制作公司，还曾通过在游艇上打工的方式，横渡大西洋去到美国，在佛罗里达一所做渔网的小公司里勉强做小时工糊口。为了省钱他被迫住在最廉价的旅馆里，整天与醉鬼、瘾君子混在一起。
海伍德生前曾告诉家人，他的姥姥当年跟随曾外祖父也在天津生活过，会说中文。虽然她在海伍德10岁那年去世，但是已经给这个孩子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记忆，遥远的东方因而也成了他一直向往之地。于是，海伍德在22岁那年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1993年底，他在这所大学结识了未来的太太王某某。据熟知他们的朋友说，王某某是辽宁本溪人，个子高挑，长相漂亮。3年后，他们一起到了海滨城市大连安家。海伍德在大连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他们在大连生了一儿一女。
做一名靠教英语来谋生的外国人，显然不是海伍德的目标。后来有文件显示，在大连期间，他就创办了多家公司，包括与朋友开了一家“海伍德与伯丁顿联合公司”(Heywood Boddington Associates)，为寻求在大连和中国其他地方投资的外商提供咨询服务。据英国媒体报道，2000年，他在英国注册了“尼尔·海伍德联合公司”(Neil Heywood & Associates)，“主要业务为撰写有关亚洲市场的分析文章，并为《经济学人》杂志撰写文章”。
2000年的某一天，时任英国驻华使馆负责商业的一秘凯瑞·布朗(Kerry Brown)接待了一个来自大连的英国人，说是咨询与中国女孩结婚的事情，这引起他的好奇。这个英国人便是海伍德。“他说他当时在大连教英语，那时候很少有英国人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居住，我觉得和我的经历有点像——我以前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地方教过英语；使馆的人通常都比较傲慢，因为这一层背景，我觉得我应该对他友善一些。”2013年12月21日，已在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教的凯瑞·布朗，借回伦敦过圣诞节之机，在一家咖啡厅里向我忆起13年前的那一幕。在他眼里，海伍德人很随和，“是地道英国人的样子”。
凯瑞·布朗当时的工作划分，正好是负责辽宁以及东北一带的商务活动。“在大连的英国公司并不多，而有港口和机场的一些项目，大连方面想和英国合作。”于是凯瑞·布朗有几次去大连出差的机会。
“因为在大连的英国人不多，所以我去大连就找到了尼尔。我们在大连宾馆见面，他也没给我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他说开了一个语言学校，也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英国人。”布朗回忆，海伍德穿着很随意的毛衣和牛仔裤，不像当时许多在中国的英国商人那么精明，一心想发财，“他看起来似乎只是在混日子”。布朗的印象中，当时海伍德也只字未提跟薄家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一切显然在2002年他与谷开来母子见面后有了改变。当时薄熙来在国内仕途比较看好，谷开来需要花更多时间留在中国。G先生说，当时海伍德对谷开来提议，他可以代为照顾薄瓜瓜——例如在期末时到学校去把他接回家，得到了谷开来的同意。
那位曾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知情者说，后期他在哈罗公学见过海伍德，在毕业的时候，他也曾作为薄瓜瓜的亲友出席一些仪式。“尼尔会不时地帮助处理瓜瓜在求学过程中的琐事，然而薄家并没有花钱雇用他，他也没有义务替薄家跑腿。”作为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G先生后来特别强调，海伍德与谷氏母子的关系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这个细节——当时谷开来给了海伍德一辆二手的奔驰车，让他可以方便接送瓜瓜，还让他使用谷开来在伦敦西区的那套公寓——这种关系究竟是“密切”还是“有限”，也只能由读者各自判断。
北京生活
2004年，薄熙来离开沈阳，到北京出任商务部部长，谷开来似乎不再耿耿于怀于曾令她“赌气”出走的过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经意气风发的“金牌律师”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代之以公众面前温柔、知性、得体而明事理的部长夫人。
与谷开来曾有数面之缘的Z先生，是台湾政商名流，常年行走于海峡两岸，也是见多识广之士。谈论谷开来，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评价。“她是我在大陆见到的仅有几个有大家风范、诚恳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位Z先生特别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亚运村某高档酒楼宴请谷开来。在那里，他们偶遇某高级领导人之子。对方已有些醉意，“手里拿了一瓶威士忌里的蓝瓶，算是档次很高的”，看到熟人谷开来，他说：“给你们一瓶！北京现在也只有这家的鲍鱼还能吃吃，这个酒能喝喝！”谷开来皱着眉头看着对方摇晃而去的背影，然后又转过头来略带歉意地说：“我们高干子弟的形象都被这些人给毁了！”不过，随着后来诸多负面新闻的曝光，他显得有些困惑：“我觉得现在看到的开来和我当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
此时的谷开来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调整。2004年8月，她在回国后用英语给一个朋友发邮件写道：“你可能很难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几个月之后，她写下更为伤感的话：“我真的总在怀念伯恩茅斯的生活，那里很自由，并能让我获得进步。”
地域的遥远并没有对这对母子的感情有任何影响。薄瓜瓜有一次做客某节目时说：“我跟妈妈沟通的形式经常是互相写书，她给我写一本书，我给她写一本书。”他说，他“曾在妈妈心情特别困难的时候”给她写了一本书，“在我心情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她也会给我写书”。
也就在2004年，海伍德把家搬到了北京。这一选择是否与结识了薄家有关，不得而知。
来到北京的海伍德仍旧以做顾问、咨询业为主。在西方一些媒体看来，对中国公司进行调查是一个快速增长又相当赚钱的行业。西方投资者认为中国公司经常虚报盈利，而且隔着千山万水，他们也弄不清楚中方的真实情况。因而西方公司需要雇用顾问或者调查员帮助他们。所以在其创办的“海伍德与伯丁顿联合公司”网站上，还有这样一句话：“Know yourself. Know the other party. In a hundred battles，you will never be defeated。”(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按照英国电视四台的调查，海伍德的另一部分角色是充当中间商：替英国公司找到能够廉价制造产品的中国工厂，假如搭上线成交的话，他可以赚取15%的佣金。他们评论说：“这样的工作买空卖空，并非靠真才实学或本事，也许因为如此，他喜欢故作神秘，此时遇到他的英国人记得海伍德讲话刻意含糊，喜欢强调他认识共产党高层，例如跟薄家很熟，可以轻易把事情搞定。”
不过至少从外表上看，海伍德的生意进行得不错。他后来在顺义后沙峪附近买了一个有三层楼的独幢别墅，但这套当时总价为400万元的房子让他背负着每月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他的两个小孩也进入显赫的英国德威学校北京分校(Dulwich College)就读。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是4万多英镑(约40万元人民币)——因为太太不工作，家庭全部经济负担实际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海伍德本人开始作英国贵族打扮，加入英侨商务协会，也参加英国使馆的各种宴会活动。
曾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任一秘的凯瑞·布朗此时已经回到英国从事研究工作。到北京出差再见到海伍德时，他注意到海伍德行为举止上的一些戏剧性变化。他穿着亚麻西装，翻毛靴子，系着细领带，“他当时看上去心情非常愉快”。布朗回忆：“但是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会表现得精于算计。‘这个家伙不错，他很好，但是时间就是金钱。’”布朗注意到，此时的海伍德已经开始谈到薄熙来，“他声称对薄家很熟悉”。
不过凯瑞·布朗倒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海伍德在中国的身份做了解读：“英国使馆商务处通常比较傲慢，不给英国公司提供什么具体帮助，所以像海伍德这样的咨询公司就可以随便做，不需要政府介入。”
尽管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否认海伍德与其家庭关系密切，但是海伍德身上有意无意的薄家色彩，无疑是为他招徕注意力的一个重要砝码。凯瑞·布朗说，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通常在美国读书，“像薄熙来这样把孩子送到英国读书、而且毫不隐讳地公开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所以英国对他也很感兴趣，也想借机拉近关系”。凯瑞·布朗仍然对海伍德和他的新工作表示怀疑。布朗说，他后来也做过咨询公司，“在中国的顾问靠关系为生，许多人声称和大领导有亲密关系，但事实上不是真的。这是一个被一些假象掩饰的世界”。
从哈罗到牛津
伦敦市中心的Paddington站是个繁忙的大中转站，几乎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去牛津的火车。无需为等待太长时间而焦灼，也不必为座位拥挤而烦躁，你尽可以从容上车，以书或音乐为伴；一小时左右，再泰然自若地下车。虽然此时已身处伦敦西北60英里的牛津，但一路上的快捷和舒适，令你感觉不到任何不适或反差。
这种感觉应该也是薄瓜瓜当初从哈罗公学迈进牛津大学的写照——几乎是一路坦途，没有任何障碍。哈罗公学时期的薄瓜瓜留给大家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少年印象。后来任哈罗公学校长的梅尔·姆维克(Mel Mrowiec)先生是薄瓜瓜曾经的“班主任”(House Master)。他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对薄瓜瓜评价颇高：“瓜瓜是我们哈罗公校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和其他16个男孩一起进入我们Rendalls House，他是当中最聪明也最认真的孩子，而且所有功课都非常棒……可以说瓜瓜让我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好极了，他改变了中国孩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他周围的同学也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是我非常难忘的学生之一。”
据薄瓜瓜自己介绍，“我的学习笔记还被当作范本在学校印发了”，而他的毕业考试得了11个“A加星”。
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一位知情者说，很多哈罗生在毕业时会设计一些毕业作品，以作申请大学用。薄瓜瓜当时也写了一本书——《还有不同》(Uncommon Wealth)。后来媒体兴起的一阵“瓜瓜热”中，是这样提及这一段的：“(瓜瓜)17岁时国外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还有不同》，该书主题是反对盲目追赶时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译为中文，正在征求本人同意出版。”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正规的印刷品，“我记得他是在香港印的，送了一批给老师、朋友”，知情者说，看得出薄瓜瓜很用心做这本书，“排版、设计都体现得与众不同，当时我还觉得他这个创意挺好的”。
2005年底，参加完英国“高考”——“A-level”考试的薄瓜瓜，把下一个求学目标锁定在了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的PPE专业，他后来形容这是“难度最大的考学”。据他自己说，当时一些了解牛津历史的朋友劝阻他“不要自找麻烦”，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胜心。
“在填报大学五个志愿时，我就只报了牛津PPE这一个，没给自己留后路，也算是‘背水一战’吧！”“非常支持我的是妈妈。后来我才知道，她支持这样报的原因并不是认为我会成功，恰恰相反，她曾预料我会经历一次重大失败，但她相信‘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取得的成功具有同等价值’，你可以陶醉于成功，但更津津有味的是人生体验。”这对母子依然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沟通、交流。
薄瓜瓜所说的PPE，全称“Philo-sophy， Politics an d Economics”(哲学、政治与经济专业)，是牛津哲学系的一个本科专业，也是最早由牛津大学创立的。牛津大学关于PPE专业介绍的网页上写道：“在过去的年月里，这个专业诞生了无数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也有政府首脑、杰出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记者和其他杰出专业人士……缅甸的昂山素季、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在牛津大学都学PPE专业。
1994年出生的袁幼林在撒切尔夫人当年就读的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读PPE专业。他对PPE专业做了一个详尽的解释：“‘二战’之前，牛津有一门课程叫Classics(经典学)，主要是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一些经典——那时候认为只要读懂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就可以有一种治国之道。‘经典学’专业里面出了很多英国以前的首相。‘二战’后，牛津觉得它已经不符合时代政治家的需要，所以就开始设了这个专业。一开始它叫Modern Classics(现代经典学)，然后开始学哲学、政治、经济这三方面。”
“学PPE专业的中国人的确比较少，录取率在牛津的所有专业里也算最低的之一。”袁幼林说，“在薄瓜瓜之前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薄瓜瓜的下一届(2007)是没有中国学生的，包括香港人在内。2008级有一个中国人，2009级又没有中国人，然后再2010级是我一个。”不过最近几年，申请PPE的中国学生才略微多了点。薄瓜瓜确定不是牛津大学第一个学PPE专业的大陆学生。记者在网上搜到了原香港TOM公司CEO王兟即毕业于牛津的这个专业。
朱泽平是2012年进入牛津Regent‘s Park College的中国学生。“通常中国学生在申请这个专业时心理上有一些畏惧。因为它的阅读量比较大，对语言的要求高。”跟薄瓜瓜一样，朱泽平也是初中时就到伦敦来读书的，他说，相比于从国内高中申请来的大陆学生，这一点上他们占据了不少语言优势。“像薄瓜瓜这样从哈罗公学毕业的，稍微努力一些，再加上有自信，申请起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牛津大学的录取不是由一个中央的录取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每一个学院自己决定的。”袁幼林说。笔试通过后，还要进行面试。袁幼林说，其实考试成绩并不是招生唯一的考量标准。“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标准是‘我希望在下面三年去教这样一个学生’。打个比方，比如我在面试薄瓜瓜的时候，虽然觉得他掌握的知识可能还不足够多，但是觉得他聪明、他能跟我聊天；或者我在考虑薄瓜瓜的背景，觉得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希望能特别深入地了解这些想法、希望跟这个学生在以后三年里有更多的交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PPE专业与英国本土的政治联系的确比较密切。你看像议会里的Front Bench(第一排)，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PPE专业出身的。”朱泽平说，“如果对未来有一个很明确的从政愿望的话，可能还是会选这个专业。”朱泽平说，给他们上课的经济老师就经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你们那些想从政的第一年不许给我扔了经济这门课啊。因为现在Front Bench那些人全都扔了经济，看他们把我们的经济搅得一塌糊涂。”
从哈罗到牛津，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儿子的优异表现，应该让丢失了自己符号的谷开来，又在“母亲”的角色上得到了甚多安慰。就是在进入牛津的2006年，薄瓜瓜在国内媒体正式露面，他第一次正面接受媒体采访。
当媒体的光环笼罩在这个志得意满的少年身上时，质疑声也开始渐渐出现：薄瓜瓜求学6年的哈罗公学和要读3年的牛津大学，每年学费都是3万多英镑，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而薄瓜瓜在接受采访时说：“从16岁开始，每年我都是奖学金学生。我很自豪，我是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自己的学业，没有给爸爸妈妈增添负担。”网站上一些关于薄瓜瓜的介绍上，写着他是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全日制住校学生”。而薄熙来在2012年面对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时，有点不胜其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一字一句地说：“全额奖学金！”
耐人寻味的是，当哈罗公学被英国记者询问奖学金问题时，校方答复称：“我校从不提供全额奖学金。”
“牛津的本科生只有一个奖学金，针对非英国人，是提供给非OECD国家的学生，中国也在其中。除此之外牛津大学是不提供任何本科生奖学金的。”据袁幼林说，“每年牛津在全球一共只有三个名额，中国唯一获得这笔奖学金的学生是辽宁的数学竞赛第一名获得者。”袁幼林解释说，牛津的奖学金主要给博士生和硕士生提供，偏应用类的比较多。“牛津还有几个中国奖学金之类的，但是主要都是给博士的，他们的限定标准一定要是研究生，博士拿的比较多，本科生是没有拿到过的。”
一位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英国记者说：“学生想获得奖学金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学校提供的，但这更多的是照顾本土学生，薄瓜瓜确认没有申请到这笔钱；二是某些基金或慈善机构，指定某些条件给申请者提供奖学金，条件限制得太多，可能只有一个人申请。英国政府现在也在打击这种行为，因为它很容易滋生腐败。”这位英国记者说，他也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联系薄瓜瓜，想让他说明奖学金的来源，“他从来没有回应过”。
北京迷梦
海伍德在伦敦的家并不好找。按照一位采访过其家人的英国记者给的地址，先是坐了向伦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条地铁线，出来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带。再换公共汽车，又晃荡了几站下来，站定打量四周，发现这里的建筑和谷开来曾置业的伦敦西区有着巨大的落差。各种装扮的移民也明显增多。从公共汽车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时，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条街。
这一条路上都是那种一幢挨着一幢的低层楼房，门脸不大，每家门前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时正值西方传统最重要的圣诞节的前几天，周围的很多房子都灯火通明，门外也有圣诞的装饰，一派迎接节日的喜庆氛围。只有一幢深红色的房子一片沉寂——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国媒体蜂拥而至，找到仍住在这里的海伍德的母亲安，试图让她说些什么，但都被她拒绝。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扰，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小心有狗！”
按了门铃，又敲了门，没人应。再按，再敲，还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飘起细雨，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家里还是没有灯光。无奈，只好离开。
这里也是海伍德长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与薄瓜瓜认识后，他必然曾经在这里与谷开来在西区的那间豪华公寓之间穿梭往来过。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是在谷开来母子这对城市的“新面孔”面前，他也并不拥有多少优势，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为此困扰过。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国享受贵族的尊荣时，无论是薄家还是谷家的“红一代”，还正在为赶走异国的侵略者而奋力厮杀。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昔日的荣光已经衰落到只剩下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恢复祖上曾有的荣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梦想。
“他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剑点肩(注：授勋的一种仪式)，授他一个爵位。”海伍德设想的“加官晋爵”之路是，先在中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回英国从政，海伍德的家人说。
于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为了荣耀家族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海伍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海伍德死后，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寻，试图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他来。可是很多认识他的人，给出的答应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处在商业社会的灰色地带，他让自己显得是那种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国贸易领事鲍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国大使馆的活动中见到海伍德。当时海伍德以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发放名片。当时海伍德还递给希德另一张名片，显示他的另一身份——“史宾赛·丘吉尔设计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国总代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杭莉叶塔·史宾赛-丘吉尔(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来自著名的丘吉尔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设计师，当时想要把室内装潢的生意扩展到中国。杭莉叶塔后来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尝试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没有任何结果。
海伍德的身份显得很微妙。一方面，正如贸易领事鲍勃·希德所形容那样，“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面孔出现在那些潜在客户面前，而那些客户喜欢像他这样有着公立学校背景、用上层阶级口吻讲话的人”。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兴中国富商们需要的一张面孔；另一方面，像海伍德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国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测的背景的人，对那些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抱以热望的英国商界人士来说，也是他们需要借助的一个很好的人选。
曾任驻华使馆一秘的凯瑞·布朗则在其后的两三年间又见过海伍德数次，包括在伦敦，他们也会过面。“他没有公开说和薄家的关系，但是也没有掩饰。”凯瑞·布朗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海伍德，“英国对华贸易体系整体比较保守。英国老牌政治家讲究身份，强调阶层，不想真正了解中国。与美国这些国家相比，他们与中国相处显得保守而落后。而且英国的商业，也是被大公司所控制，你看卡梅伦这次访华，带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业。中国市场无疑又对英国的中小企业有些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海伍德会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诸多猜测的，则是海伍德的另一个身份——英国Hakluyt的顾问。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与英国企业联络的英国军情六处(MI6)退休官员克里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于1995年创办的。海伍德死后，Hakluyt公司只是简短表示，海伍德并非Hakluyt员工，只是一名顾问，“很多大公司在中国都会聘请顾问”。“海伍德在中国从事商业咨询业务已经很久了，我们只是他提供服务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们对他的死感到非常难过。”
可是这样的简短声明并不能平息外界关于海伍德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的传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丝”，他为自己买的一辆二手捷豹车专门申请了一个含有“007”的车牌；据说手机号码也有“007”。不过几位参与调查过此事的英国记者对此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哪有一个特工会傻到把‘007’印到自己的脑门上？”一位记者反问。在他看来，这反倒是海伍德喜欢夸大自己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则这样谨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个特工，但是海伍德对外一直声称他和薄家很熟，而当时薄熙来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似乎还很多，所以英国方面找他打听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与海伍德合作过的中国同事并不是很喜欢他。”一位知情者说，“他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钱，但派头上像个贵族，显得傲气十足，又显得十分神秘，从来不说自己做什么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顿·马丁的非董事顾问——一位知情者说，后来有媒体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开一辆阿斯顿·马丁的跑车，实际上是北京的老板借给他开的。这位老板对海伍德评价很正面，认为他“温文尔雅”，“聪明、正直、有素质”，“不是以利益为重的人”。
不过，有一个评价是共同的：海伍德很爱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电话，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采访过海伍德妻子的记者回忆，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欢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没有商业头脑”。
争议牛津
建于1263年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于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访的时候，正好看到贝里奥学院为了招生打出的条幅。“因为薄瓜瓜，这个学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读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调侃说。他又半认真地说：“以前，我们知道在牛津比较有名的中国人都是非常老的，钱锺书、杨宪益……年轻一代，现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贝里奥学院的创办人约翰·贝里奥是亨利三世时期的贵族，后娶了一位苏格兰公主为妻，而他的儿子也曾是苏格兰国王。他在杜伦主教的协助下，于大约1263年决定捐款创建一所高等学府，它是牛津最早创立的几所学院之一。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贝里奥的学生“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与赫胥黎、亚当·斯密一个学院的薄瓜瓜，如果拥有这种优越感，也实在可以理解。在采访时称他就读的贝里奥学院为“创史学院”，这个名称似乎在牛津并不通用。“我猜想这样称呼是因为贝里奥自称为最老的学院之一，但是这样说的话很多牛津人会不服气的。”留学生刘一帆说。“通常认为牛津最老的学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就读过的墨顿学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雪莱的一个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里面，克林顿的女儿也在这个学院读过书。”
很难形容牛津哪个学院是“最好的”。“就像贝里奥隔壁的St John‘s学院，它是牛津最有钱的学院；那Merton传统上学术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学的确是个令人时时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贝里奥学院一墙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顿曾读过的三一学院。不过据说两个学院有“世仇”，“它们两个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竞争啊，小争吵”。网上有一张薄瓜瓜和同学们作势撒尿，就是在三一学院的大门口拍的，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薄瓜瓜曾用“刺激”来形容牛津生活，“特别是PPE的本科，公认是攻坚战……光读那么多经典原著，时间就紧绷绷的。经常为了突击学习没时间睡觉……但我享受每次考试之后的那种痛快感；脑迅速膨胀之后的收获让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谈论薄瓜瓜时，都会不约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这个词，这也是那个时期的薄瓜瓜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评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和外界交往，“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
与传统的中国留学生不同，薄瓜瓜擅长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国人为主。有的媒体从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记录下他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据报道，薄瓜瓜2008年曾发起过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动，募款超过1.5万英镑，不过他组织的影响最大的活动是通过另一个社团——欧洲委员会(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为“丝绸之路”的晚会请到了成龙，还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学生参加。英国媒体后来说，那次活动是由一家汽车厂赞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圈里热议不止的一个话题，是薄瓜瓜当年参加“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的竞选。“牛津联合会”其实是一个独立于牛津大学的组织，“但它特别有名，有的人甚至认为它跟牛津一样有名”。牛津博士生刘一帆解释，“英国真正的公共辩论，是从它开始的。历史上在联合会待过的人，很多后来成为知名政客”。
他说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中有很多活跃分子也喜欢加入Oxford Union的辩论，有的甚至以前做过联合会的主席。“他们有的后来去本国从事政治活动，不少人被暗杀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学生去竞选联合会的主席，明明没有选上，结果下来后很多人都说congratulations(恭喜)。”刘一帆笑着说。
因为牛津联合会名气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里面。“他们有能力请来非常厉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顿、迈克尔·杰克逊，最近的嘉宾就是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因为牛津联合会的名气实在够大，这些名人也会把来这里视为一种荣誉。刘一帆说，联合会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韩国学生，而他就请来了去年全球最红火的鸟叔。
“从大陆学生的传统看，我们确实很难进到这里面，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从小就不习惯辩论，也不会辩论。”刘一帆说。
当年的薄瓜瓜试图挑战这一格局。他参加了Union Librarian职位的竞选，据说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主席。“在公认‘中国热’的当今，‘牛联’的大喇叭却很少有中国的动静……加入会员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与我们无关似的。我觉得‘牛联’这么有影响力，应有中国的话语权，能发出中国的声音。所以在竞选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后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国人’三个字。”
只有联合会的会员才有资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会员，但很多华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后来在一个节目里有些无奈地说。而《牛津学生报》后来的报道说，薄瓜瓜总是在给同学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雨伞这样的小东西，到Union的终身会员资格(根据其官网最新显示是218英镑/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电讯报》回忆，投票当天有好些中国学生赶来为瓜瓜投票，但未获允许，因为他们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试着争辩，但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薄瓜瓜最后以4票之差败给了一个英国人。“只可惜投票的几千名会员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开始我觉得挺孤独，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证明了中国人不但能大大方方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而且在而后的辩论中，中国的声音也有机会博得响亮的掌声。”
“他当年应该没有参加过辩论。他竞选的也是一个比较偏社会活动而不是那种学术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内情的留学生说。与薄瓜瓜同时期的，真正获得一致认可的“名门之后”，是新加坡星狮集团主席李显扬的长子，也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他是公认的辩论高手”，“据说也是那一届PPE专业的第一名”。
在牛津读书期间，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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