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u Zhimo Europe Tour, Reprise idéologique, Un nouveau regard vers le communisme
★ Xu Zhimo Europe Tour, Inversione di ideologico, Una nuova comprensione verso il comunismo
★ Xu Zhimo's Europe Tour, Ideological Reversal, A New Understanding toward 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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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 新月 的精神领袖，一个是 新月 的灵魂人物，又是同样地对自由、民主无限崇拜和向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和徐志摩的关系，无疑是亲密无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分歧。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甚至矛盾是激烈的。
两人初识时，针对诗的原理，胡适主张诗的主要条件是 明白 和 有力 ，而徐志摩则不以为然，他推崇 厚重的 和 魁伟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胡适一方面觉得徐志摩对于诗的见解甚高，学力也好，但他认为徐志摩早期作品与他的天才学力不很相称。比如，徐志摩有一首《铁柝歌》，他自认为是精心结构之作，颇为得意，但胡适却很不认同。他建议徐志摩，应当打破时代的枷锁镣铐，朝自由奔放的方向发展。不久，徐志摩又一篇新诗问世，取名《灰色的人生》。果然，它是自由奔放的：
我想 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
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
我想拉破我的袍服，我的整齐的袍服，露出我
的胸膛，肚腹，脊骨与筋络；
我想放散我一头的长发，像一个游方僧似的散
披着一头的乱发；
我也想跣我的脚，跣我的脚，在巉牙似的道上
去，快活地，无畏地走着。
对于这首诗，胡适是很满意的，始觉徐志摩的诗和他的天才学力终于相契合了。得到胡适的夸赞，徐志摩也很高兴，他承认之所以采取这样自由奔放的诗体，是听从了胡适的建议。于是，胡适很得意地说，志摩被我 逼上梁山 了。换句话说，这个时期，徐志摩在诗风上的某些转变，是被胡适 逼 出来的，而他之所以能被 逼 ，总是他愿意的。而在有些问题上，徐志摩却不那么乐意顺从，他坚持己见，而且还和胡适大唱反调，甚至义正辞严地反对胡适。这又是徐志摩反过来 逼 胡适了。比如如何对待 苏俄 的问题上。
徐志摩最早发表与苏俄有关的文章，是于1920年撰写，1921年刊登在《创造》季刊第三卷第十期的两篇文章《罗素游俄记书后》、《评韦尔思之游俄记》。尽管他那时十分崇拜罗素，但他对罗素在访苏前、访苏后前后态度的变化十分不满，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罗素访苏前，不但在不同场合大谈社会主义，而且十分赞同苏联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然而，访苏后，罗素改变了观念。针对于此，徐志摩在《罗素 》一文中，间接说： 今国内新青年醒矣，吾愿其爱红竟红，爱白竟白，毋为人白而我勉为白。 在《评韦 》一文中，直接说： 罗氏未赴俄即慕共产制度，悠然以俄土为天国；及一即事实而设想全虚，则心灰意懒，复为和平之劝。
徐志摩的这两篇文章，主要针对的是他人对苏俄的态度。那么，他自己，此时对苏俄，对革命是何态度呢？他说： 故法国革命，英国不必革命，非英国人不知自由平等友爱也。 使俄以共产而民安之，英留王室而民亦安之，则自有史乘民族殊特之关系，不可得而齐也。就使俄革命一旦完全败灭，非必共产之遂不可复行于他国，亦非必其败亡之原因在于共产制自身之不可行也。天下偾事之多，举二谚足以概之， 削足纳屣 、 因噎废食 是矣。 显然，他虽然没有旗帜鲜明地赞同苏俄，赞同革命，赞同共产，但至少，他对 共产制自身 并没有强烈反对。或者说，他的态度是中立、客观而平和的。
三年后，1924年，列宁去世。徐志摩特地写了一首诗《悼列宁》（原作已失）。尽管无法确知此诗的具体内容，但从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推测，此时，他对苏俄，特别是苏联革命无所谓好感恶感。其中原因，恐怕更多的是因为他对苏俄还不了解，对 革命 也没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因此，《悼列宁》很可能只是对一个伟人的去世而本能地产生的一种想法，一份感触而已，与政治可能没有什么关联。
也在这年，十月份，徐志摩在苏联大使馆参加了一次苏联人的升旗仪式
随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说过这样的话： 加拉罕（苏联大使）站在台上，微微的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他的头看旗上升时，我觉着了他的人格的尊严， 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我个人从这两件事情 俄国革命与日本地震 感到极深刻的感想：一件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牺牲，那表面紊乱的背后坚定的站着某种主义或是某种理想， 这恐怕是他第一次正面理解苏联和苏联革命，其中也包含了认同和赞美。
然而徐志摩也终于转变观念，从对苏联革命的认同，转而反对，甚而激烈反对了？这要从他 欧游 说起。促成他下决心游欧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泰戈尔的盛情邀请，一是和陆小曼的恋爱受阻。
泰戈尔访华期间，就曾邀请徐志摩访欧，当时，徐志摩欣然答应。1925年2月，徐志摩收到恩厚之从南美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泰戈尔即使身在病中，也还没有忘记中国的素思玛，更没有忘记他在中国时，素思玛对他事无巨细地周到照顾，因此，他很盼望能和素思玛在欧洲再相会，以解其相思之苦，也慰其劳瘁之心。一向感情充沛的徐志摩，捧读这封信，几乎热泪纵横。情不能已之下，他当即回了封信： 我自己是不愿意离开北京的，但一想到我的老戈爹有病，需要我的帮助，我往往禁不住眼中蕴泪，人也变得坐立不安了。
这时候，徐志摩眼中的 泪 ，不太单纯。它固然有对泰戈尔如此珍视和他的情感的感动和感慨，更有内心多日以来因辛苦恋爱、面对外界重重压力的郁闷和伤感。泰戈尔哪里知道，他日夜思念的素思玛正日夜思念着他的新恋人陆小曼，偏偏陆小曼是有夫之妇，使得这场恋爱变得复杂起来。事实上，他俩的恋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是，陆小曼还是幻想着不要让外界认为她是因为徐志摩才和丈夫王赓离婚的。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她和王赓离了婚，她和徐志摩的感情和婚姻，就一定会被所有人接受，他们两人也就不会背负 不道德 的恶名。出于这样的考虑，她劝徐志摩答应泰戈尔的邀请，赶紧离京以避风头。
徐志摩信中所说 我自己是不愿意离开北京的 ，的确是真的。他正爱得热烈，怎么会愿意离开北京？而显然他的不愿意离开北京而离开，并不是完全为了前去探望 老戈爹的病 。总而言之，徐志摩此次离京游欧，心情是沉重的。也许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心情下，才使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1925年3月，徐志摩辞去北大教授之职，启程出国。回顾他的行程：他从北京出发，经沈阳、哈尔滨，然后到苏联的赤塔、西伯利亚、莫斯科。在苏联，他去克鲁泡特金、契诃夫的陵墓凭吊，瞻仰了列宁遗容，还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这时，他接到噩耗，他的次子徐德生在柏林病死，便随即赶往柏林为子办丧事，还作了悼文《我的彼得》。离开德国后，4月，他抵达法国。在法国，他先后到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曼殊斐尔的陵墓致哀。这时，他获悉泰戈尔已经返回了印度，遂离开法国，绕道伦敦抵达意大利，又重返法国。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翡冷翠的一夜》。7月，他在英国见到了著名小说家、诗人汤姆生·哈代。与此同时，陆小曼为与徐志摩恋爱一事，和家人 闹 翻了。徐志摩接到陆小曼急催他回国的电报后，迫不及待地回了国。
从这份行程表中可以看出，徐志摩游欧的第一站，就是苏联。更具体地说，他对苏联的认识，是从西伯利亚开始的。他在《欧游漫录》中这样说：
西伯利亚：这个地名本来就容易使人发生荒凉的联想，何况现在又变了有色彩的去
处，再加谣传，附会，外国存心诬蔑苏俄的报告，结果在一般的心目中这条平坦的通道
竟变了不可测的畏途。其实这都是没有根据的。
西伯利亚只是人少
并不荒凉。天然的景色亦自有特色，并不单调；贝加尔湖周围
最美，乌拉尔一带连绵的森林亦不可忘。天气晴爽时空气竟像是透明的，亮极了，再加
地面上雪光的反映，真叫你耀眼。
这个时候的徐志摩，以其浪漫诗人特有的敏感和多情，尽情赞美着西伯利亚的自然风光。这美丽绝伦的大自然，竟让他认为外界对苏联近况的描述都是 谣传 、 附会 、 存心诬蔑 。也就是说，他对苏联的态度，此时还是温和的。或者说，他被自然风光迷惑了，不知道它掩盖了生活的真实。
随着访问的深入，他接触到的人和事越来越多，他的观念也在一点一滴地发生着变化。正如他所说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 。抵达莫斯科后，他越发感受到 人民的苦况 。在这之前，他对莫斯科这个城市的外相，印象也十分不好。他认为：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那么，他所说的 人民的苦况 究竟是什么？以人的基本生存论，苏联人民此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贫穷，饥俄使他们看起来面有菜色；寒冷让衣不遮体的他们像是挣扎在陆地上的鱼。也许，这并不是徐志摩感受最深的，最让他触目惊心的是 全没了 ：那 原来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旧制度 等等，全没了；还有那 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 ，全没了；徐志摩无比熟悉的托尔斯泰小说中的那个社会，也全没了。更关键的是，人们似乎也全没了精神世界。
说到托尔斯泰的小说，徐志摩听说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真实新闻。有一个俄国老太太到法院去起诉，控告托尔斯泰，而此时的托尔斯泰，按照徐志摩的说法， 骨头早腐了 。老太太在诉状中称，托氏的小说，代表了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是不相容的。她说列宁临死前曾嘱咐她一定要想法取缔托氏，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所以，她请求法院取缔托尔斯泰所有的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院最后居然判决老太太胜诉，要求销毁托尔斯泰的书。用这些书化成的纸浆重新造纸，印刷列宁的书。于是，在书店里，徐志摩找不到托尔斯泰的书，也找不到屠格涅夫的书。当他和托氏的女儿见面时，他问她 现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 时，她淡淡地说了一句： 全跑了。
旧文化是没有了，可是，徐志摩没有感受到新文化。这一切，让徐志摩万分震惊，也不免有些恐惧。他起了疑惑：这就是革命？
有人认为，面对苏联对旧制度的全面砸碎，从而消灭了上流社会、贵族、奢侈、淫靡的这一切，徐志摩似乎隐约预见到了自己的将来。因为他是上流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所以他害怕，害怕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一样，将他的 命 革掉，于是便对苏联革命产生了仇视。这样的理解不免偏激和主观，也是从阶级观念出发的。事实上，徐志摩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无所谓上流和下流；他也是人道主义的推崇者，反对以暴制暴从而血流成河的所谓革命。他不反对革命本身，只是他认为的 革命 应该是涓涓细流般的渐进改良。
苏联 全没了 的东西，或许是旧的。那么，苏联人 新 的生活又怎样？身在莫斯科的徐志摩无意中亲身体验了一下。他在抵达莫斯科之前，做好一份计划，比如， 上午看这样，下去到那里，晚上再到那里 。谁知道，他的这些计划只是因为一个人，就全部泡了汤。他在《欧游漫录》中回忆道： 我的运气真叫坏，碰巧他们中央执行委员那又死了一个要人，他的名字像是叫什么 妈里妈虎 他死得我其实不见情，因为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了。 在一心追求民主、自由的徐志摩的眼里，这样的莫斯科，是专制的，是不人道的。
此时，徐志摩对 革命 一词，似乎有了新的理解： 莫斯科，集中你那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 比如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 你干不干？ 他还说，苏联的革命者 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简单地说，就是 杀人放火 ，就是 破坏 。
在这样的新的思想支配下，徐志摩看苏联的眼光全变了。他认为苏联政府保存列宁遗体， 无非是一个像活的死人放着做广告的 ；他将一位宣传马克思、列宁、国际主义的革命干部视为 枯髅先生 ，认为 再要可怖的面目是不容易寻到的 。他在《欧游漫录》里，详细记录了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也尽情抒发了他对苏联革命的新的认识。这一切，都使他的《欧游漫录》被认为是在恶毒攻击苏联革命，甚而恶毒攻击中国革命。
这个时候，很多人，包括徐志摩自己，都想到了罗素，想到了几年前他对罗素 到俄国前是一个共产党，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 进行的批评： 且罗氏不尝言应付代价以致革命乎，不尝言应忍不幸以全革命乎。俄国之有内乱外患，罗氏知之；苏维埃之为初次试验，罗氏知之；俄民之濒水火灾馑，罗氏知之。乃至屈老次基编红军杀白将，此欧美五尺童皆知之，罗氏必知之。共产党之专制，罗氏知之；苏俄尚在过渡而非共产主义完成时期，罗氏亦知之。其国内之不幸，原因于举世波淇洼政府之反抗，罗氏亦知之。 罗氏既游欧当益坚其所尝确信者，而不当讶其所见之新奇。
然而，很多人，包括徐志摩自己，都不曾料到，几年后的今天，他的批评声言犹在耳，他却已是 罗素第二 了。此时，他不但理解了罗素，更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不向后转。我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 例如个人的自由，
这段话很能表明徐志摩对苏联的态度之所以发生逆转的真实心态，那就是对地自由的恋恋不舍。他承认，当时，他们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确很自由，也非常享受自由。他说： 我们在中国别的事情不说，比较的个人自由我看来是比别国强得多，有时简直太自由了，我们随便骂人，随便谣言，随便说谎，也没人干涉。 尽管 随便骂人，随便谣言，随便说谎 是滥用了自由，但不可否认，这样的自由，的确很难得，很可贵 《＝＝小雨注：这里，徐志摩的阐述欠缺了点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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