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人”记－兼看19世纪欧洲人道主义的觉醒 （三）

 

 5。伦敦医院
  

19世纪的英国，是新教主义精神盛行的社会。在新教的理念中，物质和世俗的成功也同时象征着人格道德的完美。所以，这个新教精神不但支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给社会的成功者镀上了一层道德的外衣。
 

弗里特里希·特里弗出身中产阶级，自幼才华横溢，学业完成后，年纪轻轻就成为医学院的讲师，并在伦敦医院当上了医生，无疑是这个社会的佼佼者。想必，顺利的人生和社会地位一定让他对这个新教精神和资本主义的完美结合感到心满意足。然而，当他来到伦敦利物浦警察局，从围观的人群中吃力地挤进警察局的大门，再次目睹卷曲在地上的这一团“东西”时，在他脑海里出现的，却是对上帝的拷问：在这样的人间，在这样的时代，出现这样的造物意义何在？按新教的“道德律”－“物质世界的成功象征着道德的完满，那么约瑟夫和他的同类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存活的理由的。”（“...material prosperity represented the natural reward of virtue. Joseph and those like him had no business to exist.”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Elephant Man，99页）。
 

带着这样的矛盾和困惑，特里弗医生在警察的帮助下，把约瑟夫搀扶起来，穿过外面拥挤的人群，安放在一辆双轮马车上，向伦敦医院驶去。车上，约瑟夫沉默无语，似乎对这个医生抱着一份天然的信任，不一会儿居然睡着了。坐在这个“怪物”旁边，闻着那股曾经闻过的怪味，特里弗医生也和警察一样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个“人”。当时的社会福利还非常“原始”，根本不可能给这样一个“怪物”以应有的关照，所以如果把约瑟夫交给社会，无异于给他判处死刑；而去医院，特里弗这样的“病人”又不符合医院的任何规范条例。特里弗想来想去，最后他的良知占了上风，意识到无论如何这是到了打破常规的时候。所以他决定把对“上帝”的疑问抛在一边，用自己所有的权力，来保护这个被“上帝”抛弃的生命。于是，到了伦敦医院之后，他以支气管炎的诊断名义，把约瑟夫安顿在一间小小的急诊病房。 
 

据说第一个给约瑟夫送饭的护士没有接到及时的警告，在看见约瑟夫之后顿时惊叫着飞跑出来，餐具和食物在身后洒落一地。而当时的约瑟夫是又累又饿到了崩溃的边缘，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精力去感知那份羞辱和不安了。在这个事故之后，特里弗医生小心地给每一个护理约瑟夫的人都做了思想工作，也不强迫任何一个无法面对这个“怪物”的工作人员。伦敦医院的院长卡尔·格姆（Carr Gomm）在见了约瑟夫之后，立即支持特里弗医生的义举，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把约瑟夫送回街头。总之，约瑟夫在饱经苦难之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 
 

除了衣食住宿得到保障以外，特里弗医生每天都来看望约瑟夫，给他诊断病情。约瑟夫刚进医院时身体状态非常糟糕，不光饥饿劳累交加，身体也处在非常虚弱的状态。在医生和护士的料理之下，他的体力渐渐得到恢复。不幸的是，特里弗医生不久就发现，约瑟夫的真正病情无法得到医治，并且每天都在渐渐恶化之中，还衍生出其他病情，如关节炎，心脏病等等。值得安慰的是，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不受人的惊吓环境中，约瑟夫似乎在心理上相对感到安宁。 久而久之，特里弗医生渐渐能够听懂约瑟夫的语言了，彼此交流更加频繁。正是这样的交流，让特里弗意识到自己当初对约瑟夫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也许，也是这样的认识，导致了特里弗医生的更大的困惑，以及对约瑟夫更深的同情。 
 

大约在几个月之后，医院出现了困难，应接不暇的急诊病人，资金的短缺，让约瑟夫一个人占据一间急诊室的情况成为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现实。最后，院长决定向社会求救。 
 

如同本文开始就提到的，这个时候的欧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欧洲，既有让人无法接受的苦难，也有无数大力呼唤良知思想者和精英，而基督教，这个英国社会上占据着几乎所有人的信仰，也在朝着对约瑟夫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如果我们实在不理解“上帝”为何造就约瑟夫这样一个怪物，我们可以试图在信仰中找到答案。就在格姆院长向社会呼吁的一周之前，一个叫查尔斯·弗阿恩（Dr. Charles Vaughan）的牧师在降临日作了一个动人肺腑的演讲，并引用了圣·约翰的名言：“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自身还是他的父母，让他成为盲人？”（在此“盲人”可作为人间苦难的象征）。格姆院长在听了这个演讲之后，也把这个人性的终极问题用在了自己的公开信中。他认为弗阿恩牧师的演讲展示了一个真理，即：“上帝之所以允许人被生成如此无望，如此残疾，其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这些“作品”是要激发人的同情心，激发人们对那些没有被恩赐过的人给与善意的帮助。（One of the Creator's objects in permitting men to be born to a life of hopeless and miserable disability was that the works of God should be manifested in evoking the sympathy and kindly aid of those on whom such a heavy cross is not laid.）（同上，106页） 
 

于是，在1886年12月，星期六的伦敦“时代”报（The Times）上出现了伦敦医院院长的公开信：
 

“先生们，
 

我被授权请求您们的帮助，以让公众注意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例。在我们医院一个阁楼小病房里住着一个叫约瑟夫·默里克的人，二十七岁（笔者注：这个岁数有误，应该是二十五岁），是莱斯特的居民。他有着非常可怕的外表，以至于连在白天去花园都是不可能的。因他可怕的外表他被称为“大象人”。在此为了不让读者感到惊恐，我就不对他的畸形外表的细节进行描述，不过应该让您们知道他只有一只手可以用来做事。。。”（I am authorized to ask your powerful assistance in bringing notice of public the following most exceptional case. There is now in a little room off one of our attic wards a man named Joseph Merrick, aged about 27, a native of Leicester, so dreadful a sight that he is unable to come out by daylight to the garden. He has been called “the elephant man” on account of his terrible deformity. I will not shock your readers with an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 infirmities, but only one arm is available for work.）（同上，101页） 
 

在进一步讲述了约瑟夫的生活经历后，格姆院长花了不少篇幅提到约瑟夫并不是一个不愿工作的人，而是一个由于他的外表和身体条件无法工作的人，并且，也是一个心智完善，聪明且善良的人。最后，他呼吁社会公众对此事提供可能的帮助：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向公众请求帮助，但我希望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I have never been authorized to invite public attention to any particular case, so it may well be believed that this case is exceptional.）（同上，103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