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共同体

 

  

 
神圣的共同体  

  

任何社会都有同质化的倾向，科学的客观性是在“知性”的类同吸纳机制下建立的，科学仅在同质系统中才能运作，科学的目标是建立现象的同质性，而经过精心分类的思想观念是试图将所有构成世界的要素同一化。 

 社会主体的权力执行是在于排除“异质”。“今天社会的同质性是由占有生产资料，或者拥有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拥有者所主导”，因为 “同质性被确立于占有者与占有物之间”。在现代，是资本的同一性占据了“神的位置”，它是新的“大写他者”，而工具理性和科学成了它“普照的光”。 

  

当社会主体致力于建构“同一”的封闭系统时，它所排除的是外來势力，它所压抑的是内在的底层阶级。社会主体对于底层的内在异质性，它执行的是兩种控制形式：一是透过内置责任、规训、服从的原则，建立同构型；再则，就是透过外在的异质性对象，以“神性”来集结大众的情感。在这种结构中，主体被固定在一个绝对而崇高的位置，大众则因为参与了共同体建构，而随之涌入了向上的主体位置。 

巴塔耶以神圣与牺牲的概念，來说明这种共同体的底层结构，尤其是，作为底层的大众为何会进入“共同体”的疯狂。

不可碰触的神圣性具有异质性特征，人性总是在追求精神，而人的根本状态是“虚无”，也因此畏惧孤独，并渴求与精神对象的沟通。神圣是一种经历“整一”时刻的经验，人在空间投射出神圣与丰足的影像，这种投射的基础，便是在寻求建立一种神圣共同体的欲望。

由此，社会的主体如果含有了宗教性，主体就存有于“神”的位置，呈现出某些“异质性”特征。主体经过“神性”化的虚拟，使其更呈现了在整体上的完美，从而轻易的凝聚了大众的情感。然而，政治的权威原则必然具有道德训令的压抑。当任何“主体”要以命令式的“整一”主控情势时，便会携带着具有威胁力的壮丽，以更为暴力的方式投射于人类精神的“虚无”之中。这也是巴塔耶理论转折的关键之处。也因此，巴塔耶认为，与社会共同体的任何沟通与連结，正是建立封闭系统的起点。

遗憾的是，人类并没有觉察到同质性建构过程所深嵌的暴力性。就是在二战以后，这个世界的战争仍然没有中断。一位在越战中被俘的美国军人，被俘期间被关押在竹笼中，他述说如何以对上帝的信仰而坚持。演讲后，听众自发地排成一条长蛇，逐个地上前表示慰问，女士们的眼中含满了泪水。她们关心的是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所受到的“不公正”。耸立在特区的越战纪念碑，也许就是美国人对越战态度的缩影。

在主体神圣丰足的影像中，个人总是映照到自身的匮乏。人性的内在分裂，使人带有了一种撕裂性的情感。在“我”之内必然存有“他者”，这个“他者”是无數个具有异质性的“我”。而采取主控位置的“我”必须将这些异质的“我”驱离。朝向神圣的投射具有绝对的吸引力，存在的异质就显露了荒谬，而让“我”的主控永远处于焦虑之中。因此，牺牲自身便成为了捕捉“神圣”的形式。牺牲的意义在于将自我赠与“神性/主体”。若将“牺牲自我”放在对统治意识臣服的脉络，我们便可以理解底层大众是如何的让“自我”进入了主体的位置。

如此，原本归于异质的“神圣”进入了主体，而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同一”，进而“重新”建构了社会的同质性。其引发的强烈道德认同，因为靠近了神圣，与主体同一，不能碰触，不能质问，在这种神圣的共同体结构中，社会主体是以道德的命令式（moral imperative）决定了个体的“自我”要出现的方式。在这样的结构之下，屠杀也可以被高尚化，自由而不负责任的暴力以及血腥杀戮也成为了神的荣耀。

这种以共同体形式所表达的自主性（autonomy），尤其是以基督宗教为典范的神圣共同体所讲求的内在性。是显示在我之中，这种在我之中的内在，是一种具有强烈本质主义色彩的“本内主义”（immanentism）。本内主义想肯定的是共同体内在深处的某种本质性内核，或某种单一性。因此，这样的共同体是本内的，对外在的不开放，自我封闭在内在的本质之中。

这种绝对的本内由一个共同体来显示和建构，拟造一种虚拟的本内同一性。“本内主义共同体”隐藏的巨大危险，是让客观性偏离真实，使客观性成为了一种幻象。本内主义企图从超越的客观性中内化出一种单一的本质。这种既本内，又超越的共同形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本质，这是因为“本内”在根本上就是排斥任何的“外在”。由绝对内在意志所主导的政治是一种趋于僵化的真理，“当一致性融入了圣体，共同体就已经失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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