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争端使人想起了柳宗元《封建论》里的“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又使人想起了中国古代西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论衡》。
王充生活在公元一世纪，比柳宗元要早七百多年。按照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不可能对人类的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但他在《论衡·商虫篇》中已经触摸到了这一点，说：“夫倮虫三百，人之为长，有此言之，人亦虫也”，“虫”指是动物，言义之下人是动物的一种。
一种动物以突发力量结束另一动物的生命，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兽性，王充为此在《论衡·遭虎篇》中，以老虎吃人为例进行了描述。老虎“禀性狂勃，贪叼饥饿，触自来之人，安能不食”，所以人“动于山林之中”，往往是“遭虎博噬之时”，因为“人之筋力，羸弱不适，巧便不如，故遇辄(zhe)死”,由于生理条件决定了人体的力量无法与老虎相抗衡，所以饿虎遇到人，必“辄死”而被食之。可贵的是王充强调了老虎的“贪叼饥饿”,足以说明老虎吃人是由它们维持生命的生理条件决定的。
岂止是老虎，世界上一切大、小动物都有兽性。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说“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是指所有动物，不管大小，都会以自己的长处克敌制胜。因为“小有气势，口足有便则能以小而制大”，而“大无骨力，角翼不劲，则以大而服小”。如“鹊食猬皮，伯劳食蛇，猬蛇不便也”，又如“蚊虻之力不如牛马，牛马困于蚊虻，蚊虻乃有势也”，另外还有“鹿之角足以触犬，弥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于犬，猕猴服于鼠，角爪不利也”。所以，在动物世界里“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dan）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相啖食者就是说再弱小的动物，每天也都必须以吞噬大量比它更弱的生命体，作为自己生存的前提。动物的兽性是血淋淋的，是为了从自然界获取维持自己生命的养料，属于自然属性。人既为动物，也有这样的自然属性。
所以，王充认为人也有兽性，而且比动物更厉害，因为人能发明和制造武器，进行大规模的杀伤。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说，动物“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诛、胆小、距顿，则畏服也”，动物的兽性是靠先天的生理条件进行“以力相服”单打独斗，杀伤范围有限。而人就不同了，“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齿角爪牙相触刺也”，这里，“刃”就是人制造的武器，武器的功能如同动物的齿、角和爪牙，“贼”就是利用武器进行大规模的杀戮。
问题关键在于工具的使用标志着人类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社会属性，从动物界中脱胎而出。而武器属于工具的专用分支，武器的使用又使人摆脱了动物界“以力相服”的兽性，衍化为人类“以刃相贼”的社会化的暴力及其相应的威慑力——人的兽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基本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而王充关于人类的暴力起源于兽性的论述，比恩格斯要早一千八百多年。当然，对于人的兽性，必须与人的社会属性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有更清楚的认识。
1、人的兽性并不以人的社会性为转移。
人的社会性集中地表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上，在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中，世界上存在着公有制和私有制二种所有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在原始社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以公有制为主。
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在实行私有制的国家之间，以及实行私有制的国家与实行公有制的国家之间，发生“以刃相贼”的社会化的暴力是屡见不鲜的。人们很容易从中体会到的人类血淋淋的兽性。
这里，重点是谈谈在公有制条件下，人的兽性问题。
根据《礼记·礼运》记载，人类自从摆脱动物，形成以母系为主体的“原始群”开始，到母系氏族社会消亡的全部历史中，整个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没有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所以，没有欺诈，没有偷盗而不用关大门。
但在那个时候，人们的寿命比较短，根据考古学界已经发现的化石分析，死于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五，死于三十岁以下的约占百分之七，即三十岁以下的死亡率接近总人口的一半，死于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约占百分之二点六。这组数据证明了那时的人类，虽然有了思维，但很不发达，虽然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劳动工具，但很粗糙，解决饥饿问题的能力及其低下。
正如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当时的人类处于蒙昧与野蛮阶段。虽“天下为公”，但并不美好，一切都是为了获取食物。第一，为了获取食物，“原始群”把发明的一些粗糙工具兼作武器，用以扩充自身的暴力手段，猎获野兽来补充食物。第二、为了获取食物，一个“原始群”视其另一个没有亲缘的关系“原始群”为野兽，用猎获野兽的暴力手段野蛮地对待自己的同类。第三，“原始群” 由于工具粗糙，劳动生产率非常的低，几乎没有任何劳动的剩余物，无法养活在相互打斗之后所抓获的战俘，只是“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见《反杜林论》）”。
显然，人的兽性并不以公有制为转移。而且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同样是如此。例如中国、前苏联和越南实行的都是公有制，但是，在1969年3月，中苏之间爆发了以珍宝岛战斗为代表的边境冲突，又在1979年2月爆发了中越战争。
这里顺便提一笔，人的兽性也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越南是很典型的，在中国与前苏联对立期间，越南倒向前苏联，前苏联解体后，又向中国靠拢，接受中国“改革开放”思想模式跟着搞“改革革新”，但是在南海争端中表现最突出，侵占了中国29个岛礁。
2、人的兽性始终伴随着人的人性，表现为人的意志。
动物在杀戮其它生命体时的兽性表现单一的占有欲望。人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社会化动物，其兽性还伴随着人性，即在运用社会化的暴力工具实现占有欲望的同时，还懂得谋略、讲理、妥协、利用经济制裁和军队威慑力等利、害、进、退。显然，兽性和人性是相互对立的，它们总是在运动中由相互指向，有时候兽性占主导地位，有时候人性占主导地位，二者相统一就集中地表现为人的意志。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这种程度上的差异，使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集群乃至不同的国家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意志。
就南海争端的现状来分析，南海周边的国家，面对联合国有关资源机构在1968年发表的“南海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报告，所表现出的国家意志是各不相同的。南海的石油资源诱发了一些国家强烈的占有欲望，他们的国家意志表现为“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纷纷划分自己的海域范围，还无视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肆意入侵中国的岛礁，这些都是兽性占主导地位的缘故。只有中国透过历史的视角，从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还兼顾周边一些国家的实际利益，理性地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是人性占了主导地位。这一方针即集中地表述了中国关于国家主权的国家意志，又给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留了充分的余地。
综上所述，柳宗元所说“夫假物者必争”中的“必争”的就是人的意志，引伸到国家关系中，又成为国家意志。而王充所说的“夫人以刃相贼”，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所谓人性，仅仅是兽性摆脱的多少而已，归根结底总是“以刃相贼”。
“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既然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就不能有任何改变，必须毫不动摇地去实现它，世界上任何一个意志，不管其形式如何，总是由另一个意志通过“刃”的暴力实施或威慑力去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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