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是老家对红薯的别称。相传这东西吃多了会让人变蠢，所以骂谁谁谁太蠢笨就骂：“你个苕包！”“苕里苕气！”
在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街头往往有人用报废的油桶制作成一个煤炉，烤红薯卖，生意不错。价格不菲，一个烤红薯的价钱在俺们老家大概能买到一袋子苕了。
我肯定是想不起要去买一个烤红薯吃的——小的时候吃伤了。
老家山地多，最大的问题是养不住水，只要雨一停，雨水无不顺斜坡流到了山底，山地的土第二天就干得能扬起灰，这是种不了水蹈的。苕这个东西除了插栽的时候需要充足的水分，一旦成活却不怕干旱，于是成了山地的香饽饽儿。实际上，种苕与种菜完全不同，你要是勤着浇水生怕干了它，准保你把苕藤子养的肥肥绿绿，但土脚下的苕能长到胡萝卜大就算幸运了。
每年的三、四月分，就把苕种埋在平地里，等苕秧子长到尺把长，就选个雨天，把苕秧子剪成一段段，插到山地里去。于是，四、五月分的雨天，便总能见到“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风景。斗笠是自己拿竹篾做好支架再蒙一层油纸，蓑衣则是自己用棕网一塌一塌地编成的，别说，还真有几分诗意。
当年缺粮，一年里倒有大半年在吃苕或者苕米，十几年下来，伤了。苕米不是米，而是红薯干。到了初冬，地里的苕熟了，动辙上千斤，是不可能很快吃完的，于是用刨子擦成丝，再散到石板上晾干，这就是苕米。那时候，水泥还是稀罕，我父亲在山里找到一小块倾斜的石板，又用锄头顺着往下挖，最后居然现出一块丈余宽、四五丈长的斜石板，真是个天然的好晒场。附近的老乡轮着用，用之前都来与父亲打个招呼，父亲为这个颇为得意。不晒东西的时候就是孩子们的滑梯：我们撅几片棕叶垫屁股下，就从石板顶端溜滑而下，每每地，棕叶磨烂了，顺便把裤子也磨俩洞，露出两片光腚，少不得被父母呵斥、棒揍。
苕里面富含淀粉，会自己转化成糖份，所以把苕存放一段时间再煮着吃会比较甜。猪吃了苕泥会长“苕膘”——在杀猪的时候从脊背上用刀划开会看得很明显。
因为富含淀粉，苕米是可以酿酒的，我喝过，依稀还有股子炒苕米的味道。不过酿酒是个很浪费粮食的行当，不是每家都有闲苕米拿去酿酒的。我有个玩伴的爷爷，姓邓，行二，我们都叫他邓二爷。邓二爷年轻的时候衰伤了脊柱，成了驼背。长年往前哈着腰，就有了腰疼病。有个偏方就是用酒作引吞下土鳖，听他讲很有效。土鳖不难在灰土里挖到，酒却是个问题。我记得好几次，母亲把用苕米煮来的酒给邓二爷喝。比较吓人的是邓二爷吞土鳖是生吞的，他自己说有时候还感觉到土鳖在他肚子里爬。
邓二爷活了六十多岁，去得相当干脆。有一天吃过晚饭，他坐在椅子上乘凉，突然往前一栽，就没再起来。乡邻都说老天折腾他大半辈子，够了，不忍心再在死节上让他受罪。
80年代末在家门口的河上架桥，要把河两边的山劈开，很不幸，那块大石板正好处在设计中的豁口，于是童年的滑梯在空压机“突突突”的咆哮中粉身碎骨。近几年，老家退耕还林，那些山地，都种上树，不让再种庄稼，农民的损失国家补贴，为的是环境。不过老乡们树倒也种上了，却依然在树下种苕。苕和苕米也基本用来喂猪，人是很少吃它了。拜苕和苕米里的淀粉所赐，山民们养的猪，比美国的人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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